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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霖對知青命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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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霖是福建莆田人,1936年生。他本是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學一名普通教師。1972年,他在無奈中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上千萬知青的命運發生了不可小視的影響。

李慶霖月工資僅42.5元,妻子沒有收入,生有二子一女,生活十分拮据。長子李良模1968年初中畢業後,分配到莆田山區秋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務農。終年參加農業勞動,口糧不夠吃,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請醫生看病的費用都沒有。他風裡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理髮的錢都掙不到。他一直沒有房子住宿,借住當地農民的房子。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知青另找住所。

面對種種困難,李慶霖給周恩來寫了一信,沒有回音,就動了告御狀的念頭。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直言:「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他還說:「在我們這裡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鍊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憂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信是1972年12月20日寫的。他想,直接寄給毛澤東,收到的可能性很小。於是在信封上寫外交部王海容先生收。他又給王海容寫了一封簡訊,說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難,請她一定把信轉給毛主席。兩信一併從郵局寄出。當時能夠經常見到毛澤東的人很少,王海容卻是其中之一。她收到李慶霖的信,十分重視,親手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信很感動,考慮了三天,在1973年4月25日回了一封有名的簡訊:「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決策者。1968年以後,上山下鄉已經成為城鎮中學畢業生的一種制度性安排。中學畢業生不能直接考大學,除了少數參軍、招工,其餘一律到農村或生產建設兵團。1971年「913」事件後,「571工程紀要」向全國傳達,關於「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的說法,引起不少人私下共鳴。毛澤東年邁多病,深居簡出,他知道李慶霖的信雖然怨氣不小,卻講出了實情,於是寫了這封回信。同時,讓工作人員從自己的稿費中寄出300元錢。為慎重起見,新華社派記者賴玉章核實了情況。

毛澤東一言九鼎。回信雖然不足三十字,口氣也很謙虛,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卻必須倍加重視,中央很快發出1973年「21號文件」,提出改進知青工作的政策,包括解決知青生活困難,整肅迫害知青的幹部等項內容。我當時已經結束知青生活,在省級機關當幹部,到絳縣某公社掛職鍛鍊。領導就把本公社落實21號文件的任務交給我。本公社有三個知青點,我很快跑了一遍。因為我當過知青,很容易和知青溝通。我所在的公社,好幾個知青在落實21號文件過程中得到了入黨、上大學的機會,有的和我長期保持交往。經過這輪「統籌解決」,全國知青在吃飯、住房、升學、入黨、招工、提乾等方面的境遇有所改觀。所以知青說起李慶霖,多對他懷有好感。

李慶霖的信能夠引發毛澤東的正面回應,可能有幾個原因。一是他沒有從根本上否定上山下鄉,只是要求解決實際困難,改進工作,毛澤東可以接受。二是李慶霖的信有別於當時流行的文風,沒有空話套話,結尾也不用「萬壽無疆」,而是「敬頌大安」。直言不諱的文風,甚至有幾分冒犯,或許這正是打動毛澤東的地方。他後來對八大軍區司令員談話,讚揚李慶霖的信「寫得相當好啊」,建議把這封信編入課本。毛澤東還問,李慶霖是不是共產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選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有入黨要求,可吸收為黨員。如果沒有入黨要求,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李慶霖出席了1975年舉行的全國四屆人大,還被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同時擔任莆田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莆田縣「知青辦」副主任、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成員。《紅旗》雜誌也約他撰寫文章《談反潮流》,發表在1973年11期。李慶霖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一度活躍。

毛澤東去世後,李慶霖很快從「反潮流」的英雄,淪為「四人幫」的爪牙,1976年11月被隔離審查,1977年11月被捕入獄。1979年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1988年減為有期徒刑。1994年8月提前出獄。他貧病交加,晚景淒涼,於2004年病逝。

對於一代知青來說,李慶霖上書,仍是一件不能遺忘的善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丁東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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