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個月，在上海這座醫療資源被劇烈爭奪的超級大都市，癌症患者無疑是最脆弱的那部分人。
他們是被死亡追著跑的人，卻在就醫路上遇到重重困境——我們記錄了一些癌症患者的經歷。這其中，有迷茫無助、焦慮絕望，也有相互幫助，人性閃光。這是一個特殊群體如何在疫情下與死亡賽跑的故事，也是我們每個人如何在疫情下奮力生活的故事。
那扇小區的門
從3月末開始，上海7日內有陽性感染者報告的居住小區，被劃為「封控區」。對於很多癌症患者，如何走出小區的大門，是他們就醫之路上的第一個關卡。
當時，政策層面上明確規定了要確保普通群眾的就醫需求，但具體到每個社區、每個居委會，都會有不同的規定。
劉清是一位被困在「封控區」的癌症患者。她是上海本地人，10年前，她27歲，確診乳腺癌。治療後一直吃藥維持。去年年末，常規體檢時，醫生發現，她的肺部有3個結節，後經診斷確認為癌細胞轉移，腫瘤復發，隨後，劉清開始在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治療。
癌細胞轉移，意味著腫瘤進入晚期，她需要每個月打一次針，配一瓶藥，一瓶藥13667元，報銷完所有，一個月看病淨花銷6000多元。今年年初開始，劉清過上了一種「掐準時間」的規律生活——每個月掐準時間看醫生，每天掐準時間吃藥，每看完一次醫生掐準時間報銷。
3月末，疫情來了，劉清所在的小區被劃為「封控區」。其實，在4月5日之前，劉清並不慌張，她每個月11號看醫生，在她的設想中，浦西應該5號就解封了，她11號看醫生，時間還很充裕。但4月5日，並沒有迎來如期的解封，她有些慌了，致電居委會，得到的答覆是，「封控區不能出小區」，於是開始「拼命打電話」。
「從早上開始，一直打打打打打，不停地打12345，打政府熱線，打新聞熱線」，幾乎所有能求助的電話，她都打了，她還在各種新聞App上面留言。那時候，電話並不好打通，有時候打幾十個電話才接通一個，電話一通，她心裡就祈禱，「這個電話幫我一下吧，幫我一下吧，讓我出去吧」。
近一個月過去，劉清說到當時的情景，還是忍不住哭了。她形容當時的自己，「整個人就已經在懸崖邊，整個天都是黑的，連我的心也在流眼淚」。那時候，媽媽跟她說話，她一個字都聽不進去，就是像發了瘋一樣狂打電話，狂留言，飯也不想吃。最絕望時，她就想，11號那天，要衝出去，「不管怎麼樣，我就是要看病！」
好在，求助的第三天，她遇到了一位「鬆動的螺絲釘」，那是一位社區工作人員，是位男性，姓李。劉清的訴求很簡單，她只想在4月11日能夠走出小區，但居委會不允許，而這位李先生正好是她所在小區居委會的上級。
劉清那幾天打了太多電話，她甚至都不記得自己和李先生具體講了什麼，只記得自己一直在哭，說自己是癌症患者，37歲，需要出門看病。她不知道是因為自己年輕，還是因為自己哭得太傷心了，李先生很爽快地答應她，「幫你打個電話問問」。
這個電話過後，劉清得到了居委會的出門許可。
4月11日，劉清騎著電動車去了復旦腫瘤。她記得，那天醫院裡的人很多，她打了針，也開到了藥。後來，在患者互助群里，她看到了很多要跨江化療的病人，確診為新冠陽性的病人，外地來租房住的病人，等著醫生解封才能開刀的病人，她覺得自己真的太幸運了。
那天開藥回來，劉清特意打了電話去感謝那位李先生，謝謝他願意承擔責任，願意為自己打那個電話。她很激動，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感謝，就一直重複那句「謝謝」，她邊說邊哭，說了十幾遍。
劉清能感覺到，李先生有些驚訝，對他來說，自己只是「跟居委會打了一個招呼」，他沒想到，對一位癌症患者而言，這是這麼重要的一通電話。談話的結尾，李先生說，「能夠幫到你，我也很開心。」
從三月中旬開始，上海的多個小區逐漸進入封控狀態。圖/人民視覺
核酸，核酸
徐芝的母親也是一位在復旦腫瘤就醫的癌症患者。和劉清不同，徐芝所在的小區並沒有陽性病例，不是「封控區」，因此，出門沒有那麼困難，真正令她犯難的是——核酸。
徐芝一家是山東人，去年6月開始來上海看病，租住在嘉定區江橋鎮，一居室，月租3300元，父親出門打零工賺錢，徐芝則照顧母親。
徐芝母親確診的是兩癌，膽管癌和肝癌。4月1日，是徐芝母親的化療日，那天，她們順利地在二級醫院做了化療，但醫生提示，檢查結果顯示腫瘤疑似復發，需儘快前往復旦腫瘤找主管醫生做進一步檢查。
徐芝迅速為母親搶到了一個4月6日的專家號。她思路很清晰——4月5日浦西解除封控，4月6日清明假期也過了，醫生正好上班了。
4月6日當天，徐芝帶母親出門，小區門口的工作人員對她說，出門可以，需要兩次核酸，「出去的時候做一次，回來時再做一次」。徐芝和母親都很快接受了這一要求，她們是外地人，租戶，社區說什麼，她們就做什麼，她們很清楚，這個出租屋是她們唯一的落腳點，出去了，一定要保證能回來。
於是，這對母女騎電動車先去了最近的江橋醫院，沒有核酸點，又騎去了稍遠一點的南翔醫院，也沒有核酸點，徐芝在健康雲上查，按照距離排序挨個打電話問，最後發現，電動車車程能到達的醫院，沒有一家可以做核酸。
因為核酸的問題，4月6日，徐芝母親過號了，沒有去成醫院。
醫生下一次出診在4月13日。那天，全家人嚴陣以待，早早做好準備，徐芝父親和居委說明情況，附近實在找不到核酸點，他們帶著3支抗原當著居委會的面做，全家陰性，得到居委會關於核酸的「赦免」。
徐芝的家離復旦腫瘤徐匯院區大約20公里左右的路程，他們選擇住在這裡，是因為附近有許多賣菜的老鄉，還有在滬打工的親人。平常時候，若是不需要母親親自到場的看診，徐芝和父親通常乘地鐵去醫院，一小時以內可以到達，若是患者必須到場的治療，他們一家會在早上打一輛車，讓母親有個座位，40分鐘以內可以到醫院。
這一天，因為電動車只能坐得下兩個人，父親帶著母親等騎了20多公里到了醫院門口，但因為沒有核酸電子報告，「保全怎麼說都不放人」，徐芝有些崩潰了，發布了一則求助微博，「現在人就在醫院門口，拿著抗原陰性卻進不了」。
這則求助獲得了100多人轉發，100多個評論，但並沒有實質性的幫助。那天，徐芝一家還是沒能走進醫院。
這也是整個4月，上海居民就醫的一大痛點——很多醫院都要求前來就診的患者持有24小時內的核酸陰性證明，更重要的是，這個24小時按照核酸採集時間計算，但那時的上海，核酸檢測需求巨大，很多檢測從採樣到出報告，會超過24小時，因此，很多患者在歷盡波折好容易趕到醫院之後，依然被核酸問題攔在門外。他們中的很多人會選擇在醫院再做一次，4小時後出結果，只是，4小時後，醫生很可能已經下班了。
徐芝一家先後錯過了4月6日和4月13日的就診，下一次醫生開診的時間是4月20日。接下來的一周，這家人制定了更完善的計劃，徐芝父親在一個雨天摸索出了一條做核酸的路線，4月19日這天，他載著徐芝母親，去20公里以外的醫院做核酸，並且找到了給電動車充電的地方。
4月20日，徐芝母親終於見到了主治醫生。也是在那天，他們聽到了那句患癌世界裡「最動聽的話」——腫瘤沒有復發。
上海，等待核酸採樣的市民。圖/人民視覺
一份互助表格
徐芝一家終於就診成功後的第八天，4月28日，上海市衛健委發布了一個就醫無需核酸證明的醫院名單，在這些醫院中，有些醫院需要患者健康碼和行程卡雙綠碼，有些醫院提供現場的抗原檢測，患者可以在醫院門口現場測抗原，持雙綠碼和抗原陰性結果，即可就醫。
但在這份名單公布之前，很多急需就醫的患者依靠的是一份源自民間的、名為「上海醫療緊急求助」的在線文檔。
這份文檔的創建者叫華融琦，上海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在讀學生。他學習的是國際組織人才方向，這個專業的許多學生畢業後將去往聯合國和WTO等國際組織工作，他們有著極強的組織能力和號召力。
華融琦並不是第一次組織類似活動，兩年前的湖北武漢，去年的吉林通化，他都組織過物資募捐。這次，比起募捐，他敏銳地發現了緊急醫療求助還沒有人做，他決定補足這個小缺口，「關注那些處於所有人之間的，容易被忽略的陰影地帶」。
[page]這個文檔目標很明確，就如它的名字所寫——第一，聚焦醫療層面，第二，必須是緊急的。新冠陽性收治、透析治療、癌症治療，這是當時最亟需被看到的需求。
表格創辦後正值清明假期，許多大學生加入其中，他們給自己起了名字，叫「守滬者」。針對每一條求助，志願者們會向居委會、醫院、交警大隊等機構或部門打電話，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反饋信息給患者。
只是，這畢竟是一群大學生組織起來的志願者群落，他們沒什麼醫療資源，收集到眾多需求，但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限。於是，他們決定對外求助，「希望更多有醫療資源的個人、團隊、組織聯繫我們」。
在上海阿特蒙醫院從事醫療管理工作的劉臻看到了這份求助，他主動聯繫了華融琦，決定將「癌症患者互助」這一塊工作承接下來。
針對腫瘤患者遇到的各種共性問題，劉臻和他的朋友們做了一份更有針對性的指南，名叫「上海抗疫期間腫瘤患者就診指南」，對信息查詢、交通方式、轉院治療、買藥配藥等腫瘤患者最關心的問題做了解答和梳理。
上海一家醫院內，身穿防護服的志願者為社區居民買藥。圖/人民視覺
他們列出了「可化療醫院列表」，詳細標明了醫院、聯繫方式、是否可以門診化療，是否可以住院化療，是否可以使用醫保，包括備註欄，綜合患者反饋，會寫上：有幾個治療床位，需要什麼樣的核酸報告。
他們還建立了腫瘤患者互助群，讓患者們互通有無。在信息不明朗的4月，許多患者在這裡留下了自己的真實就醫記錄，給其他人作參考——
4月17日。重要信息：目前上海唯一不需要核酸報告的通道：上海第十人民醫院。1.急救綠色通道24小時開放。2.對無核酸陰性報告患者救治不延誤。3.醫院聯絡渠道暢通，第一時間有響應。
4月18日。普陀同濟醫院，提前預約普通門診腫瘤科。醫生會根據之前病歷配靶向藥，需帶好24小時核酸陰性報告。我爸今天在胸科醫院入院治療，據日間病房護士說，周日胸科醫院也能做核酸的，有需要去胸科醫院的參考下。
4月18日。復旦腫瘤醫院（徐匯院區）就診分享：人挺多的，戴了兩層口罩，帶了一瓶酒精，差不多見底了。醫院門口可做核酸，目前是24小時核酸進復旦腫瘤醫院，為了周一上午的病患順利進院，周日上午半天，核酸檢測開放，切記周日下午沒有核酸，別跑空。如果當天做核酸，當天看病，只能掛下午的號。
這些建議都非常的具體，具體到，車停在哪條路上，搭計程車單程一小時大概花了多少錢，一定要記得帶醫保卡，手摸過不確定的東西要馬上消毒，記得帶上水和乾糧，記得不要碰臉部任何地方。
YIN是劉臻的同事，從3月20多號開始，她便開始利用手上的資源幫助一些腫瘤患者送藥，劉臻和她說起互助文檔的事，她欣然加入了。
我和她通話時，是她在辦公室打地鋪的第31天。她講起這些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有一天，醫院臨時出車去接人，可以跨江，她趕緊在群里同步了這一信息，很快，需求傳來：一個小姑娘說自己的外公前列腺癌，藥已經吃完了，全上海只有浦西一家藥店可以買到這種藥。
那天，司機在南京路的藥店門口排了兩個小時，終於買到了藥。事後，小姑娘寫了一段長長的感謝「小作文」，裡面有一句是這樣說的——嘗試了無數方法，今早幸運的事件發生了，我一分思考都沒有就把幾千的費用轉給一個陌生的微信號碼，因為，這是我全部的希望。而它也沒有被辜負。
一位特殊的志願者
在腫瘤患者的互助群里，有一個志願者，名叫張安華，最初，大家都以為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志願者，他還幫抑鬱症患者聯繫過送藥，直到有一天，他在群里問，「有沒有地方可以做日間化療」，其他人才知道，原來他也是癌症患者的家屬。
張安華是一位「滬漂」，他的父親去年6月末被診斷為肺癌，從老家來上海治療。為了父親住的舒服，他整租了一個一居室，離上海市肺科醫院很近，父親的治療效果不錯，有合適的靶向藥可以吃，吃了五個多月，今年年初耐藥了，3月4日進行了第一次化療。
癌症的化療具有周期性，一般每隔21天一個療程，按照正常的節奏，張安華的父親應該在3月25日進行第二次化療。3月23日，他們所在的小區因出現陽性病例而封閉——而當時，肺科醫院不接收來自封控區的患者，張安華父親若是要就醫，只有一個選擇，去定點醫院上海市浦東醫院。
癌症的特殊性在於，它很少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致命，但它又時刻吞噬著患者的生命。而由於病程較長，大多數癌症患者都會跟隨熟悉自己病情的醫生治療，這也意味著，即便去到浦東醫院，張安華的父親也無法進行抗癌治療。
第二次化療錯過了，等到4月15日，又過了21天，這本該是張安華父親第三次化療的時間，但第二次化療還沒做上。
化療延期，也被稱為「拖療」——在很多疫情爆發的城市，這是癌症患者們的普遍困境，在上海尤甚。
4月16日，張安華終於成功帶著父親前往肺科醫院，但因為身體太過虛弱，父親的血液指標沒有達標，需要打針，等指標回升達到化療條件後才能繼續化療。
5月6日，這本是張安華父親第四次化療的時間，但因為血液仍未達標，他仍未做上第二次化療。那天，在肺科醫院檢查後，醫生告訴張安華，父親的腫瘤惡化非常快，「增大了許多，唉」。
在張安華講述的治療經歷中，最令人難忘的是他帶著父親去到醫院，再從醫院回到家的過程——
這兩個月，為了讓父親減少被感染新冠的可能，不耽誤治療，每次出門，張安華每隔5分鐘拿免洗洗手液幫父親洗一次手，凡是父親要觸碰的東西，口罩、椅子把手、哪怕是拿就診卡，他都會消毒一遍。疫情嚴重時，他們穿防護服出門，進醫院一套，從醫院出來之後，再換一套新的，兩個人一天要用四套防護服。等到了家裡，防護服扔掉，露在外面的鞋、包全部用消毒水噴濕，穿的衣服全部洗掉。
這不只是一位癌症患者的經歷，也是疫情爆發時，無數腫瘤患者的經歷。
一家特殊的酒店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有兩個院區，2000多張病床，36個臨床科室，700多位醫生，1200多名護理人員。去年，院長郭小毛教授在建院90周年學術論壇上也說，「復腫」是上海乃至中國腫瘤診療的「橋頭堡」。僅去年一年，這家醫院的門診量達173.4萬人次，在最新的國家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中，它的考核成績為A，位列腫瘤專科醫院全國第二名。
能去「復旦腫瘤」治療，承載著許多外地癌症患者對生的期盼。在復腫徐匯院區，沿著東安路，許多老舊的居民樓被改造為「癌症旅館」，有的「房間」原來是一個不足6平方米的陽台，外地來的癌症患者和家屬願意租住在這裡，因為它們離醫院近，可以做飯，還便宜。
復腫的浦東院區靠近外環高速，老舊居民樓不多，附近的酒店成了患者們的臨時落腳地。雍樂精選酒店距離復腫浦東院區不到3公里，裡邊常常住著癌症患者。
4月初，志願者Mika發現了很多來自這間酒店的求助——3月21日，這家酒店一位客人被確診為陽性病例，開始封閉式管理，近20位外地來滬就醫的癌症患者被「困」在這裡。
吳琦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石家莊人，2020年8月被確診為直腸癌晚期，因為妹妹在上海，他的抗癌治療第一站選在了上海，在上海接受了放療，之後在北京接受化療。
今年3月，因為化療效果不錯，北京的醫生建議吳琦再去一躺上海，讓初診醫生判斷一下，是否有條件進行第二次放療。
面對癌症，吳琦和妻子曹盈萱盡了全力。他們去了最大的醫院，為了用上最新的藥，每個月都要花費2-3萬，前一陣，他們剛賣了房子。
這次的上海之行，吳琦一個人來，他掛了3月23號的復腫的門診號，但離就診只剩一天多的時間，酒店忽然被封了。吳琦懵了，遠在石家莊的妻子曹盈萱開始行動，她打了很多電話，「一睜眼就開始打12345」，不停地打，打到最後手機里撥出的全是座機號，都分不清哪個號碼是哪個單位。
就診日到了，吳琦還是無法出門，只能拜託還能自由出行的妹妹拿著自己的掛號信息去找醫生，用視頻的方式完成了這次問診。那天，醫生的建議是，不做放療，按原計劃化療。
按原來的化療節奏，吳琦本該在3月24日進行化療——如果不是因為疫情，他有兩種選擇，一個是3月23日看完診直接去北京，3月24日在北京化療；或者乾脆不走了，讓復旦腫瘤的醫生幫忙開化療藥物，在上海做完這次化療——但現在他被封控在酒店，兩種方案都泡湯了。這也意味著，吳琦這次來上海「白跑了一趟」。
但上海的情況並沒有好轉，沒過幾天，酒店所在的園區被封控，等到3月28日，整個浦東都被封控了，接著浦西也在4月1日被封控。
吳琦拖療了。妻子曹盈萱不知道該做什麼，除了瘋狂打電話求助，只能遠程給他搶食物。
這些被困在酒店的癌症患者們建了一個微信群，和吳琦一樣，許多患者都是一個人來治療。患有乳腺癌的楊女士和陳女士，她們都是一個人住在酒店，楊女士的癌細胞已經轉移了，晚上會在睡夢中疼醒，身上有針扎一樣的放射性疼痛，陳女士患的是乳腺癌中分型嚴重的三陰性乳腺癌，放療的地方都脫皮了，腋下有疼痛感。
被封控在酒店十幾天，她們夜裡基本都睡不著，陳女士曾在接受沸點記者的視頻採訪時說，她最大的訴求就是希望能早點出去看病，「昨晚11點多還在撥打12345」，求助了太多人，她們已經不知該求助誰了，「感覺自己被拋棄了」。
4月7日，在拖療了14天後，在媒體的關注和居委會的幫助下，吳琦和其他十幾位癌症患者終於走出了酒店，前往復旦腫瘤治療。
但又有意外狀況發生，因為著急，吳琦掛錯了科室，醫生開不出來他需要的化療藥物，必須重新掛號，而下一個號排到了幾天後。
那天，吳琦「一下子就崩潰了」，他和妻子雙雙在電話里哭了，他在醫院坐著，從早上一直等到中午1點多，依然沒有找到解決辦法。
最後，在互助群志願者的幫助下，吳琦第二天去一家私立醫院打上了化療——這也是很多拖療患者最終的解決方案，在特殊時期，一些私立醫院成了救命稻草，正如吳琦的妻子曹盈萱在電話中說，「那個時候，只要能打上針，不管公立私立，不管多少錢，就是搭個大棚給打針我們都願意的」。
4月18日，吳琦終於乘坐高鐵離開了上海，在濟南隔離了兩天、在石家莊隔離了5天後，他終於回到了家。
醫生們的努力
為了撰寫一篇關於晚期癌症患者生命意義的研究文章，第二軍醫大學的博士生明星曾與多位腫瘤患者進行了交談。
在他的訪談中，一位34歲的女性如此總結自己生病的感受——生病之前自己像一隻螞蟻，生病以後就像安靜的吊在樹上的一個繭，「我安靜地呆在裡面。到醫院的這段時間，就覺得像是在繭裡面，覺得挺安全，只要有人給我開方子，讓我吃藥，給我藥水，證明在治療，就覺得踏實」。
但在這一輪爆發的疫情中，上海的醫院大多陷入「開診-感染-停診」的循環中，R0值10的奧密克戎傳播性強，隱匿性高，截至4月24日，上海新冠感染者累計數已超過50萬。
李進是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腫瘤醫學部主任，據他估算，包括新發病的，帶瘤生存的，外地來上海看病的——「上海上百萬的腫瘤病人總是有的」。這上百萬癌症患者，非常需要及時去醫院，才能有「安全感」。
但過去一個多月，因為核酸採集需求量巨大，很多醫院的醫護都去了一線支援。在東方醫院，許多科室都關掉了，腫瘤科抽調了一半以上的人去采核酸，這還是院裡被抽調的較少的科室，「連我們的會計都培訓上場了」。
封控最嚴重時，李進多數情況只能出特需門診，他所在的腫瘤科4月份平均每天大概只能看20多個號，比平時「至少減少60%以上」。
作為一位資深的腫瘤科專家，這段時間，李進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對於腫瘤患者來說，拖療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對此，李進的回答是，腫瘤治療有周期性，通常二周到三周要做一次化療，如果遭遇意外情況不得不推遲化療時間，推遲兩周，臨床上是可以接受的，再往長時間推遲，可能就會影響治療效果，「那腫瘤就要長了」。
王興是北京大學腫瘤學博士，畢業後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做過住院醫生，現在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工作。4月20日晚，我們與王興醫生通了電話，從前他所在的胸外科一天要看100-150個門診，現在每天只能看7-8個，「化療的坑只有五個」。
他是一位很有同理心的醫生，也曾是癌症患者的家屬，他非常能理解腫瘤患者迫切想要就醫的心情：「換位思考，如果我們自己家人得了腫瘤，會不會說等三個月再去切呢，是不是一定還是儘快去切，儘快就是指，我們只要有能力我們就去切，不會說我們慢慢等，不要緊，過三個月再說吧，這是不可能的。既然自己都認為我們不會去拖，為什麼可以去勸病人可以耐心等待呢，這也不合理。」
但在疫情爆發的階段，醫院也有醫院的難處。特別是腫瘤醫院，「要化療的患者來了，不收，於心不忍，但是收來了，如果把其他化療的病人全感染了，他們白細胞又低，那又該怎麼辦？」所以只能有限度地開放。
至於幾乎停滯的手術，李進也談到了醫院的為難，「手術的話是開放的，病人又不能戴口罩，做手術還要插管，做麻醉，呼吸是開放的，開放就等於有可能會把所有參加手術的醫生護士，麻醉師全部感染。所以不到緊急情況，目前手術都是推遲的。等到疫情稍微控制一點再去做手術。」
面對正在與生命賽跑的患者，醫生們也在竭盡所能地提供幫助。
4月中旬，王興醫生注意到，由於醫保報銷限制，許多慢性病和腫瘤患者只能一次開一個月的藥，封城第3周，很多人的藥不夠了。他發了一條朋友圈，如果上海這邊有需要配藥的朋友，可以私信我，只要能幫大家開的都不限制。那天開始，他收到了幾千條微信好友請求，因為加好友太頻繁，微信號還被鎖了，申訴後才解封。
「醫生在疫情最困難的時候要有一定正義感」，這不僅是王興一個人的想法。
4月，李進醫生除了出特需門診，基本每兩天義診一次，每次半天時間，一次能看15個病人。
4月19日，我在線上觀看了一場上海長征醫院王湛醫生的義診，王醫生很認真，他做好PPT，叮囑了患者們幾個疫情時的診療要點以及告知他們如何預約床位。因為總有新患者進來，不知道情況，不到一小時的直播義診，王征醫生講了6遍如何約床位。
在腫瘤患者互助群，也常常能見到醫生的義診信息。
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胃腸肛腸外科主任宋純，和群里的大家在線聊「晚期胃腸腫瘤患者的治療希望在何方」。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胸外科主任趙曉菁醫生，和大家線上聊「如何在疫情期間及時就診仁濟醫院胸外科」。
還有些醫生成為了互助群的一分子。5月14日，一位患者在群里發問，「請問如果16號在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作pet-ct的話，幾號可出結果？」復旦腫瘤放療科的倪醫生馬上回復他：第二個工作日。也就是17號。
最令人難忘的一件事發生在5月1日，一個隨申碼紅碼的孩子在瑞金醫院急診看上了病，病友們都很驚訝——那是一個患有骨肉瘤的孩子，化療已經拖了一個月了，醫生一直關注他的病情，自己要開診了，提前兩天通知家屬一定要想辦法掛上號，「化療不能再拖了」。那天，孩子進不了醫院門診，醫生就自己出來門口接，他讓持綠碼的患者家屬在門診開了化療藥，然後帶著孩子去急診找他上藥。那位醫生姓鮑，患者家屬很感謝他，「瑞金醫院的醫生真的是很好很好」。
[page]最困難的狀況
對於上海疫情爆發前期，時常出現的一些就醫問題，作為醫生，李進的態度是，「制定政策是一回事，執行政策又是一回事，如果執行的時候執行偏了，這就會造成矛盾」。因此，需要在管理上不斷地發現問題，修補漏洞。
現實中，漏洞也在逐漸被堵上。如今，上海各大醫院的停診複診信息查詢也在不斷完善。居民們可以用隨申辦查詢，點擊左下角「醫院停診查詢」。衛健委也做了專門的查詢網址，點進去可以看到「醫院開診情況」以及「常態化核酸採樣點」，可以按照行政區劃查詢，也可以直接檢索醫院，醫院開診情況也更細化了，寫明了醫院地址、聯繫電話、開診科室、停診科室，且將停診科室標黃了。
因為信息通道逐漸打開、完善，癌症患者群里的「患者就診信息反饋」，在5月6日之後便沒有了更新。很多群也漸漸安靜了下來——4月，這些群幾乎每天都有上千條信息，如今，這個數字已經減少到了兩位數甚至個位數。
唯一一個仍然活躍的群是「陽性腫瘤患者群」，這些患者在這波疫情中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這也令他們抗癌之路面臨著最高難度——因為免疫力降低，腫瘤科醫生並不建議陽性患者進行化療，他們都會被拉去治療新冠，轉陰出院後還需過渡7天，這期間，還要面臨轉碼的問題——很多患者都會面臨紅碼遲遲不轉綠的困境。
5月18日，我與一位感染了新冠陽性的癌症患者家屬通了電話，對方是1950年代生人，現在已經70多歲了，姓裘。電話一接通，裘爺爺就說明了情況，因為妻子腸瘺，他不能聊太久，每隔20分鐘左右，他需要幫妻子去做清理。
裘爺爺的愛人是直腸癌患者，2019年3月，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做了腫瘤切除手術，之後過了兩年「好日子」。去年9月，癌細胞轉移到結腸，又做了乙狀結腸癌切除手術。4月1日，患者病情加重，但此時浦西已經封控，4月3日，患者出現腸瘺，需要手術治療。
裘爺爺想送愛人儘快就醫，打電話叫120，排隊排得很長，叫到兩次救護車，第一輛救護車把他們送到醫院後，急診科有陽性病人，又把他們退回來了。第二次叫到救護車是夜裡12點多。
送到醫院門口還要做核酸，做核酸至少需要四小時才能出報告，他們在醫院走廊上等核酸報告等到5點多，總算進了候診廳。等見到醫生，醫生一看是腫瘤患者，建議他，「原來在哪兒看的還到哪兒去，我對你的情況又不熟悉。」
走出醫院，沒有公共交通，沒有計程車，醫院離家十幾公里，裘爺爺的孩子騎電瓶車把他們接回了家。那一天是4月9號。
等到4月11日，裘爺爺終於掛到了妻子主刀醫生的門診號，上午趕到醫院，這位主刀醫生卻停診了，找護士台，找醫生，找醫務處，裘爺爺找了所有他能找的人，最終，醫務處將他們送到了急診。
那天下午，裘爺爺和愛人「稀里糊塗地住到醫院的急診間」，做CT、驗血，「天天留觀、留觀」。4月15日，醫院發生嚴重院感，把他們轉移到空置出來的口腔科病房，在口腔科病房住了沒兩天，又有病例了，又給他們換到急診的四樓，在急診四樓住了兩天，裘爺爺夫婦兩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是4月22日，裘爺爺先有症狀，感冒、咳嗽、怕冷，隨後，他和愛人的核酸報告都出來了，陽性。這兩位老人開始被隔離到一個臨時大棚里。4月24日，被轉移到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
5月2日晚上，裘爺爺睡著了，愛人凌晨三點起夜，沒忍心喊他，結果滑了一跤，腰椎骨骨折，「病上加病、雪上加霜，把我人搞得都要崩潰了」。
5月5日，裘爺爺的愛人轉陰，5月7日，裘爺爺本人轉陰，公衛中心要求他們5月9日出院。妻子的腸瘺沒有得到治療，腰椎骨又骨折了，裘爺爺不肯回家，又過了3天，5月12日，他們終於轉回了原治療醫院。
根據相關規定，裘爺爺夫婦需要在過度病房隔離7天，這期間，只能維持治療，掛點營養液、掛點消炎藥，無法手術。
我們通話這天，正是他們在過渡病房的最後一天，裘爺爺在電話里說著說著就哭了，他說目前醫院依然無法手術，自己接下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不敢回家，「（回家了）我老愛人怎麼辦？」
電話到這裡就結束了，他又要去幫愛人清理了。
好在幾天後，劉臻發來了裘爺爺愛人的最新治療進展——他們已經轉院去了瑞金醫院，在那裡，得到了相關專家的專業建議。
具體的人和生活
在一次交談中，志願者Mika講述了自己這些天最大的感受。
Mika是上海人，母親是一位醫生，自己做投資方面的工作。過去兩個月，每到夜裡，她劃手機，都會覺得很撕裂，普通朋友的群，都在聊，「哎呀，今天小區團購牛奶不新鮮」，「團購的菜是壞的」，「樓上的小朋友蹦蹦跳跳，沒辦法睡覺」，「現在小區群做核酸，凌晨1、2點，太困了，沒辦法堅持」。
再一划到腫瘤群，這個人說，「我已經拖療三周了，醫生說我現在再化療意義已經不大，改靶向藥了」，那個說，「錢都花完了，現在還住在酒店裡，藥也吃完了，沒有地方去」，當她看到這些信息時，這些患者不再是遙遠的、新聞中的人，他們是一個個具體的個體，就在她的眼前，在向她求助。
在患者群里，很多人都改了備註，他們是@浦東-結腸癌晚期-家屬、@普陀區乳腺癌郜、@浦東-肺癌-家屬、@徐匯區卡卡白血病、@骨肉瘤-宇翔媽……他們是會計、石油工人、司機、農民、英語教師、商人……也是母親、父親、妻子、丈夫、孩子、愛人。
新聞中，他們常被籠統地稱為癌症患者或患者家屬，是一群悲傷的符號，但如果走近他們，會發現每個人的故事都是那樣的具體、鮮活且獨特——
劉清是學設計的，她一直和媽媽一起生活。確診乳腺之後，她在家待了幾年，後來終於鼓起勇氣走出家門，找到了喜歡的工作。她很珍惜那份工作，同事們的小心思，領導偶爾的不公正，她都能忍，她覺得這是自己失而復得的東西，是自己繼續生活的動力。
徐芝今年才18歲，去年暑假，剛剛高考完，母親就確診了癌症。家裡人都不想耽誤她學習，勸她去上學，她自己決定休學一年陪媽媽來上海看病。在她心裡，晚畢業一年沒有什麼，但如果因為上學錯過了母親生命的最後一年，這將會是一輩子遺憾。
在電話中，徐芝哭了，她說：「我才18歲，哪有18歲就失去母親的。」
張安華是一位90後職員，父親確診肺癌後，他第一時間將父親接到了自己的工作所在地上海。因為肺癌患者聞不了任何煙味，包括油煙，父親沒法自己做飯，每天早上，他會煮好一鍋粥，中午提前給父親點好外賣，儘量吃得好一點，晚上下班，他買菜回來做飯，七點半後開飯，就這麼生活了近一年。
終於回到石家莊的吳琦和曹盈萱是二婚夫妻，感情很好。他們有很多共同愛好，喜歡旅遊、攝影，都喜歡做飯，很聊得來。曹盈萱和前夫有一個女兒，吳琦對這個女兒特別好，待岳父岳母也很好。曹盈萱叫吳琦「琦叔」，和別人聊天，則稱「我愛人」。
婚後一年多，吳琦就確診了直腸癌晚期。曹盈萱不想放棄。愛人確診那天，她發布了一則微博：此生難忘的一天，不管未來怎樣，都有我一直陪你。得知吳琦生病，曹盈萱的父母說的是，「就當是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幫他，咱們得幫他度過去」。
裘爺爺說，他和愛人都是上海人，都是1970年下放到安徽的知識青年，在安徽應徵入伍，在當地工作，退休以後才回到上海。他講，自己相貌很差，愛人既漂亮，又能幹，結婚幾十年，從安徽到上海，兩人經歷過無數風雨，他談起她時，一直說「我老愛人」。
與李進醫生通話時，他剛剛解答了一位患者的疑問。那是一位女性患者，28歲，罹患腸癌，她面臨兩種藥物的選擇，兩種藥效果差不多，生存期也差不多，最終，李進為她選擇了那款不會掉頭髮的，「至少這一年她快樂多一點，頭髮掉完了，她會悲傷，（不要讓她）一直到最後都是痛苦的。」
《癌症傳》中記錄了詩人傑森·辛德對癌症的一段描述：「癌症是一個莫大的機會，讓你的臉緊貼在你無法逃避的死亡的玻璃上。」剛剛過去的這個春天，這些緊貼死亡玻璃的人們並不想認命，他們留在上海，試圖與死亡一搏——路途艱險，時光可貴，但沒人打算認輸。
5月24日，劉臻在朋友圈發了這張照片，配文：生命力。
（應採訪對象要求，患者及家屬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