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曠的景象並沒有持續太久，這裡就有幾棟樓房拔地而起／一說中南海西門，就是指府右街中段這個門／1951年、1952年之交，劉少奇、朱德等都搬進了西樓大院落
查看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駐北平行轅主任時期繪製的北平地圖，在中南海的居仁堂以西，懷仁堂影壁、慶雲堂正門以南的地方，是一片空曠之地，沒有任何建築物標記。
1949年，中共中央領袖和部分機關進駐中南海時，住進居仁堂、春耦齋西邊一些院落的林伯渠、陸定一、師哲等人家的孩子現在都還記得，在他們家所住的院落往西，就再沒有院落和建築物了。
然而，空曠的景象並沒有持續太久，這裡就有幾棟樓房拔地而起。它們也成為新中國成立後中南海內興建的第一個建築群。因為地處中南海南部的最西端，故稱西樓。
這幾棟樓動工於1950年，是5座獨立的青磚樓。中南海里的人習慣將之分稱為甲、乙、丙、丁樓和西樓會議室。後來擔任過中央警衛團幹部大隊參謀長、大隊長的張隨枝曾帶領過的那個工兵營二連，也參加了這個樓群的建築。他記得這個樓群竣工於1951年。
整個建築群的外圍，砌了一圈灰磚牆，在對著中南海外牆的西門處，開了一個門。所以，在這一帶辦公和居住的人，都稱外牆的門為「大西門」，西樓的這個門為「小西門」。
中南海有兩個西門，一個在府右街的中段，一個靠近府右街北口。中段這個門，是西樓建成後所有在西樓工作的人員，在居仁堂工作的大部分人員，還有到懷仁堂開會、看節目的人員進出的大門，可以說是中南海進進出出利用率最高的門。所以一說中南海西門，就是指這個門。而靠北口的那個西門，是進出國務院辦公區的人走的，通常要加一個限制詞，稱「國務院西門」。
在灰磚牆圍起的院落里，最南端的是東西並排的兩幢三層小樓，東為甲樓，西為乙樓。從甲、乙樓依次往北，排列著丙樓和丁樓。這兩棟樓也都是三層，東西長約百米。西樓建築群的設計者，就是給中共領袖設計了新六所寓所的戴念慈。
在樓與樓之間，都有通行的車道。車道旁邊，是由半人高的側柏圈著的如毯的綠地。丙、丁兩樓之間的綠地較寬，有三四十米。所有的綠地間都栽有海棠、塔松、銀杏、白楊等樹木。在甲、乙樓和丙樓之間，曾經有一個很大的魚池，有兩三人深，一側有石階上下。
中南海俯視圖
沿灰磚牆，栽了一圈爬山虎。大概因土地長年閒置比較肥沃的緣故，爬山虎長得異常繁茂，從里牆爬到了外牆，滿滿一片綠色，遮掩了原牆的灰色。
在1951年、1952年之交，劉少奇一家，朱德一家，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辦公室、機要室，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以及後來組成的類似政策研究室等，都搬進了西樓大院落。住進甲樓的，是劉少奇一家。
劉少奇一家
劉允斌回到祖國，但只在中南海的家裡住了幾天／偏偏3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墜入愛河／關於劉少奇家的開銷吃緊，是進了毛澤東的語錄的
平時在甲樓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濤濤、丁丁、平平、源源和亭亭。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學畢業後，被送到蘇聯深造。
早在1939年，劉允斌和劉愛琴就被送到了蘇聯，他們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過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學習過一段時間。1945年，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在該院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獲副博士學位。
兩年後，劉允斌回到祖國。他只在中南海的家裡住了幾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縣，進了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劉愛琴1949年跟父親回國後，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當了一段俄語教師。翌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深造，1953年畢業，被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
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劉允若、劉愛琴兄妹倆因工作需要，都調到了內蒙古。從此以後，他們只是在每年假期里才到北戴河同父親、繼母和弟弟妹妹們團聚。劉少奇和何葆珍的這3個兒女，都有一段在蘇聯留學的經歷，偏偏3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墜入愛河。
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著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等國的共產黨領袖們的後裔。
就是在這裡，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相愛了。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中產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然而——
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後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當的。
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唯一紀念是把他們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里，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羅點點的敘述文字非常簡捷，但筆者不太贊同「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的說法。對父輩的理想是排斥還是接受，劉愛琴還是有抉擇的自主的。她最終選擇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說明她決定以父輩的理想、信條為自己的理想和信條。
在共產黨有著崇高威望，人民把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中國的誕生都寄託於中國共產黨之際，作為黨的領袖的子女，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那是必然的、從心底感到高尚的選擇。
如果說劉愛琴的婚姻是出於黨的利益和原則、國家體制不同的考慮，那麼，劉允斌的婚姻中，就多了一個中蘇關係始終隱藏著的難料變異的因數。他的跨國情感歷程，從一開始就籠罩著悲劇的氤氳。
關於劉允斌的婚姻悲劇，1956年至1967年間在劉少奇身邊擔任機要秘書的劉振德曾回憶說：
允斌曾向我談起他的婚姻問題：「我們的離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之間感情上沒有絲毫的裂痕，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堅持回祖國工作。這種生離死別給雙方心靈上造成的折磨是多麼殘酷呀！」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感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平靜。
劉允斌、瑪拉和孩子
「我的學業即將結束時，爸爸給我寫信說：『祖國和人民等待著你的歸來。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能無條件地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說實話，接到爸爸的來信，我的思想鬥爭了好幾天。我多麼希望能早日回到生我養我的祖國，回到父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才得到的這片古老而神聖的熱土啊！我知道國家花了那麼多錢送我們出國留學是為的什麼，但我已不是獨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們夫妻感情很深，我怎麼捨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動員愛人跟我到中國來，但她不懂漢語，而且兩個國家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別，她也曾來過中國兩次，試了試，怎麼也無法適應我們這裡的生活。我試圖動員她和我一起回來的希望破滅了。我愛我的妻子，也愛我的孩子，可我更愛我的祖國。我下決心非回來不可，而她卻堅決不跟我回來。這樣，我們只好過起兩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幾年才離了婚。」
允斌的那位蘇聯夫人最後一次來中國是在1958年。我曾帶她到外交部辦過出境手續。她只會用漢語說幾句簡單的問候語。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幾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為大家的工作都很緊張，而允斌又是個視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誰都很難抽出時間來陪她。
語言不通，生活又不習慣，她怎麼能耐得住這樣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飯廳陪她坐了一會兒，用生疏的俄語想一句說一句，同她交談。但這無法排解她心中的苦悶。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難行。她這次回國以後，他們兩人才下了離婚的決心。當然中蘇關係的惡化也對他們的離婚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筆者以為，經受心靈折磨的並非只有劉允斌和他的蘇聯夫人瑪拉，要孩子做出艱難選擇的父親劉少奇，其內心首先要經歷一番苦澀。特別是當他的3個孩子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時，他對苦澀的咀嚼就要重複3次。
在1999年《作家文摘》摘編的《我的父親劉少奇》一書的部分章節中，筆者看到這樣一段敘述：劉允斌離婚後，除了用自己的積蓄外，還動用了父親劉少奇的一大筆錢，給蘇聯的夫人買了一幢房子，以使內心愧疚稍稍平撫。
對此說的真實性，筆者深存懷疑。劉少奇家庭財政的拮据，在中南海內不是秘密，後面自有大量佐證。特別是關於他家的開銷吃緊，是進了毛澤東的語錄的。筆者就此向劉亞非的父親劉振德等有關的知情人核實，他們都肯定劉少奇絕不可能拿出一大筆錢換盧布，給前兒媳在蘇聯買房子。要知道當年人民幣和盧布的匯率，比美元和英鎊還要高！
作為長子、長女的劉允斌、劉愛琴，還是頗能體諒父親的苦衷的，能站在較高的境界來處理自己的情感糾葛。而性格有點執拗的劉允若，則因其跨國之戀與「時宜」不合，既給父親平添了許多煩惱，又把自己煎熬得遍體鱗傷。
把必要的花銷一刨除，手頭竟然會感到拮据／到規定更新的時間，劉源的鞋子已慘不忍睹／王光美對濤濤的寵愛，與其他幾個子女凸顯出了差異
[page]就在大哥劉允斌回國前後，劉平平、劉源、劉亭亭都上學了。他們在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就讀。同在一校的中南海的孩子，還有朱德的孫子朱援朝、朱和平，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兒子李平平，譚震林的兒子譚小光、譚小旭，吳振英的二兒子吳小立等。
雖說學校離家不算很遠，但為了培養孩子獨立生活的能力，劉少奇要求他們在學校食宿。每逢星期六下午，一位老師傅騎著木板包廂的三輪車，把劉家的3個孩子及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車的還有住中南海西門對面靈境胡同的陳賡大將的兩個孩子。每星期一的早晨，還是這位老師傅，再把這一群孩子送回學校。
當劉源上三年級後，劉少奇提出：孩子大了，應該讓他們鍛鍊自己乘車上學。朱德、譚震林都認為劉少奇的提議很好，大家便決定停了三輪車，給孩子們買了月票。從此，孩子們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門偏南的車站，先乘14路，然後再轉乘10路公共汽車上學了。
上學期間的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每月的全部生活、學雜費共計100元。雖然不愁衣食，但確實不算很寬裕。當然再在孩子身上增加一點開銷還是有餘地的，但劉少奇夫婦希望孩子們的生活，不要和普通群眾拉開太大的距離。
兄妹們每人每年只能買一雙新鞋，這種平均造成了實際上的不平等。男孩子穿鞋費，規定更新的時間尚不到，鞋子已慘不忍睹，但還得湊合著穿。在劉源的記憶中，那時能讓他興奮的事之一，就是換新球鞋。
當時劉少奇夫婦的工資，加在一起總共有500多元，家裡人多，各項開支多，把必要的花銷一刨除，手頭不能不說是有點兒緊。
他們夫婦每月交黨費25元，劉少奇買煙、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費150元，給保育員付工資40元，每月的房租、水電等費用最初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們的生活費、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錢，就所剩無幾了。可劉少奇還要用之接濟有困難的親朋好友。
關於房租和水電費，中間也有一段故事：
1960年，中央辦公廳發了一個文件，重新規定了幹部住房收費標準。劉少奇怕管理部門有顧慮而進行照顧，就讓身邊工作人員如實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積，核對水電費數字。重新測算後，劉家每個月要付60餘元的房租水電費，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劉少奇表態說：「已經定了工資制度，就要徹底執行，高級幹部要帶好頭，不能再享受供給制了。」
因為劉少奇和何葆珍的孩子不是已經工作，就是在蘇聯留學，所以在中南海家裡的孩子中，王光美照拂得最盡心的是劉少奇和王前生的女兒濤濤。好衣服給她穿，有什麼要求儘量滿足，自然在她身上的花銷稍多些。
平平看到母親特別疼愛濤濤，有時不免心生委屈：「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姐姐想要什麼，媽媽馬上就給；妹妹小，媽媽也寵著。只有我夾在中間，要什麼都不給。」
這一點，連劉少奇秘書吳振英的兒子吳陝立都看出來了：「劉家真正的公主是劉濤，要什麼給什麼，穿得最漂亮了。比她小的孩子，都比她樸素。我們都替他們抱不平。」
劉源告訴筆者：「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濤濤和我們不是一個母親生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們從大字報上看到這一說法，剛開始不相信，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王光美親生的4個孩子中，劉源是唯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沒有絲毫的特殊。他用的鐵皮鉛筆盒，也是姐姐傳給他的，後來連蓋都蓋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著，繼續使用。
1960年初，阿富汗國王和王后來華訪問，在和劉少奇會面時，王后提出想見一見他家的孩子們。當時中央有個精神，讓夫人和孩子們配合著做一點外交工作。劉少奇很爽快地答應了。
聽聞此訊，老外婆發愁了，她覺得孩子們的衣服登大雅之堂稍顯遜色。特別是亭亭，所有的褲子都有補丁，最好的一條燈芯絨褲子，膝蓋上還劃了個三角口子。長輩們甚至想過到北京市去借幾套搞外交儀式時獻花兒童的服裝，最後還是將就了。巧手的阿姨在三角口子上綴了一朵小花，掩蓋了破綻。
亭亭對曾自說：我們家生活條件還不如你們家呢／毛澤東聽了後，就給王光美寫了一封信／毛澤東說：「別打攪她，她在觀察世界呢。」
「那時，我們是互相輪流，到誰家誰招待。開始到小魯家時，他說：我家沒有別的，就吃這個吧。我們一看，是伊拉克蜜棗。後來老是這個。他肝炎可能就是被這玩意兒傳染的，當年有這種說法。到劉源家，更可氣。每次到他家，他就拿出糖精片、小蘇打、檸檬酸什麼的，讓我們自製汽水喝。」對昔日中南海男孩子間的事，張寰記得最多也最清楚。
劉源也承認：「當年我們家的經濟條件很不寬裕，我也只能拿出這些招待朋友。」關於這一點，劉亭亭的同班同學曾自也有記憶。她們雖然都住在中南海里，也見過面，但沒什麼來往。直到上師大女附中後，因為在一個小隊，又都負點責任，有時在一起商量小隊工作，才漸漸熟悉起來。
「剛入學時，班裡的學生幹部是由老師指定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的女兒被任命為中隊長。劉亭亭和我在一個小隊，分別被指定當小隊長和小隊副。劉亭亭學習很好，特別是英語，後來由同學自選班幹部時，她被選為中隊學習委員。」
一次，研究完了小隊活動事宜後，便扯起了女孩子的話題。曾自認為劉亭亭的寬背帶裙子好看。亭亭告訴她，這是人家送的布料做的，挺一般的。
冷不丁，亭亭冒了一句：「其實，我們家生活挺緊張的，條件也許還不如你們家呢。」曾自在追溯往事時說：「當時我聽了她的話有些不相信，共和國主席家的條件能不如我家？」
說到劉少奇的幾個女兒的衣著，大家都覺得打扮得最漂亮的要數劉濤。曾自的姐姐曾立說：「那時就覺得劉濤像小公主似的。」
劉濤上大學時，與當時多數領袖的孩子一樣，被動員選擇理工科，她進了清華大學的自動控制專業。但是劉濤對自控專業興趣不大，她比較喜歡文學和歷史，加之身體不太好，學習成績一度不甚理想。
在這種情況下，劉濤提出要轉學別的專業，但劉少奇、王光美不同意，他們覺得不應稍遇挫折就退縮。
在一次和毛澤東相遇時，劉濤將自己的這些情況和想法，毫無顧忌地講了出來。一向比較關愛孩子的毛澤東聽了劉濤的訴說後，就給王光美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濤濤來找了我，談起了學習情況，以及轉學其他專業的想法，她說你們對此反對。我個人以為，讓孩子學習她有興趣的東西或許好些。
劉少奇看了毛澤東的信，非常吃驚，他沒想到毛澤東會這麼認真地過問自己女兒讀書的事。他把女兒叫到身邊，進行了耐心的教育，講明年輕人要經得起挫折的磨鍊；同時嚴肅地指出：「毛主席是黨的領袖，有很多大事要考慮操心，你怎麼能為個人的一點小事去打擾毛主席呢！」
後來，王光美又專門給毛澤東回了一封信，對劉濤轉學的事做了解釋，說明轉學並不是絕對不可以，主要是從嚴格要求考慮，不能憑一時興趣，要做認真負責的選擇。毛澤東看信後，在見到王光美時說：你們的考慮是對的。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劉少奇家的孩子在毛澤東面前是無拘無束的，能毫無忌諱地談一些內心的真實想法。劉源也說：「那時我們幾個孩子和毛澤東相處顯得更輕鬆隨意，而和嚴肅的父親在一起時，則顯得有些拘謹。」
李訥在小的時候，能夠親昵地叫毛澤東「我的小爸爸」。隨著年齡的增長，毛澤東對她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她兒時那種無忌親昵漸漸退去。對其他人家的孩子，毛澤東卻一直保持著那種對童趣的興致和寬容。
「每當毛澤東見到我們幾個孩子在一起，他就打著手勢逗我們：把手掌擺平了移動，說這是平平；用一隻手的食指抵著另一隻伸平的手掌，即暫停的手勢，說這是亭亭；用拇指和食指握成一個圈，說這是源源。」
有一次，王光美帶著孩子去跳舞，毛澤東也到了舞場。剛剛兩歲的小女兒瀟瀟跑到毛澤東跟前，一動不動地直盯著他看。平平、源源、亭亭都說：「你怎麼不叫伯伯啊？快叫伯伯。」毛澤東卻說：「別打攪她，她在觀察世界呢。」
「每逢這種時候，毛澤東是多麼的和藹可親吶！」在追溯完這些往事後，劉源如是感嘆。
劉少奇為子女們制定了一個嚴格的「成長進度表」／孩子們房間裡的那台收音機又消失了／劉源對中國的水墨畫產生了興趣，家長練大字時，他也拿著毛筆在舊報紙上劃拉
在生活上，劉少奇雖然給孩子降低了水準，但在其他方面，劉少奇不僅要求甚嚴，而且有細緻具體的指標。為了鍛鍊孩子們的毅力和體質，劉少奇為子女們制定了一個嚴格的「成長進度表」：9歲學會游泳，11歲學會騎自行車，13歲能夠自理，15歲獨自出門。
並不是定完就完了，定完是要嚴格落實的。「我們都依照這個進度表實施。我自己是每項指標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歲學會的，也是在八九歲之間，學會了騎自行車。」劉源說。
[page]在嚴格要求自己方面，孩子們從對父親言行的觀察上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樓一層秘書的辦公室里，有一台用軍用發報機改裝的收音機，體積很大，也很粗糙，但在當時，別的房間連這樣的東西都沒有。物以稀為貴，劉少奇的幾個孩子，便經常到這個辦公室來收聽廣播節目。
為了滿足孩子們強烈的求知慾，一位秘書就與改裝這台收音機的總參謀部聯繫，希望能用這台大收音機換兩台小的。總參那邊不僅爽快地答應了，而且還送來了3台由他們組裝的簡易「小收音機」。秘書留下一台，送給衛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們的房間裡。
一天，劉少奇到孩子們房間裡，發現了這台收音機，覺得奇怪：「這是從哪裡來的？」孩子們如實回答說，是一位秘書拿來的。
劉少奇從孩子房間出來，就把那位秘書叫去。問明情況後，他面色嚴肅地說：「你們怎能隨便向人家要東西呢！以後再不准隨便接受別人的任何禮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號辦不應該辦的事。要來的這些東西，通通退回去。」於是，孩子們房間裡的那台收音機又消失了。
父母對孩子們學業、政治進步、人格成長的關心，還反映在對孩子們主課以外的多方面興趣愛好所給予的關注和支持。
從那個時候起，桌球就是中國的國球了。大人、孩子都喜歡打桌球，並以桌球打得好為榮。要想打得好，就得苦練。一次，李樹槐的女兒李延梅到西樓會議室這邊玩，會議室里有個桌球台，劉源有了對手，兩人打得昏天黑地。
過了午夜，還不見劉源回家，王光美有些著急了，因為劉源平常一直是個挺守規矩的孩子。於是，驚動了警衛人員，四處去找。最後在西樓會議室里，找到了兩個汗流浹背仍酣戰不止的孩子。
作為母親，孩子午夜不歸，讓她焦急不安；還影響了那麼多人的休息，她心裡是挺生氣的，但看到孩子並沒有做什麼不該做的事，而是在打桌球強身健體，就沒有太多地指責孩子。
也許是受毛澤東的影響，中南海里的許多首長和幹部都對練書法興致很高，稍有閒暇，就在廢舊報紙上練開了。不知從何時起，劉源對中國的水墨畫產生了興趣，家長練大字時，他也拿著毛筆在舊報紙上劃拉。
後來，劉源投在黃胄門下學習中國畫。聽說劉源拜到了名師，中南海里另幾位有同樣愛好的孩子，也和他一起學藝，遍訪畫界大師。這些孩子中有朱德的孫子朱援朝、朱和平等，鄧小平的女兒鄧林、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宜還在中央美院附中受過正規的科班教育。
名師出高徒。幾個孩子經黃胄等人指點，畫技都有提高。劉源在11歲那年，參加巴黎國際兒童畫展，竟拿了個金獎，還在其他比賽中得過兩次三等獎。劉源來了興致，逢節慶之日，就自己動手繪製賀年卡，寄贈親朋好友。朱援朝說：「我現在還存著他給我們家畫的賀年片呢，他自己可能都已經沒有當年的手跡了。」
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期間，劉源也跟著父親上了山。在山上，他畫了幅畫送給毛澤東，隨手把自己的名字寫成了元元。毛澤東看了署名，半詼諧半認真地說：「這個名字不好，不要圓，要有稜角嘛！」劉源趕忙解釋：「不是那個圓滑的圓，是源泉的源。」毛澤東聽了笑著說：「源泉的源麼，還可以！」
丁丁在起用學名劉允真後，常常想著父親的殷切希望／「請你們說實話，他們好就是好，差就是差……」／「你家的這兩個孩子的勤儉和樸實，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劉少奇面露慍色：「這是什麼道理？」
在廬山和毛澤東的對話，使劉源開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來，漸漸感到不太滿意了。中南海的孩子，都叫他源源，他覺得這是小孩子的名字，將來長大了，人家還「源源」、「源源」地叫，多難為情。
於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請求。父親被說動了，思考了一番後，給他更名「鑒真」。父親把這個新名字告訴劉源時，還和他交談了許久，給他解析「鑒真」二字的涵義。
然而，沒過太久，首都文化、宗教界舉行了一次紀念鑒真和尚的活動。活動提醒了王光美：「鑒真」與歷史上一個著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贊同這樣改，改名之事被擱置了下來，但父親那諄諄教誨，卻烙在了劉源的心裡。
通過改名對孩子進行教育，後來還發生過一次。
有一段時間，劉少奇發現丁丁做事漫不經心，學習也不認真，便把丁丁叫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在指出他的弱點和缺點後，劉少奇告訴丁丁，自己為他想了個學名「允真」。他對丁丁說：「爸爸希望你以後能改正自己的缺點，無論幹什麼事都要努力、認真。」
丁丁在起用學名劉允真後，常常想著父親的殷切希望，做什麼事都比以前認真和投入了。從給丁丁起名「允真」，給源源起名「鑒真」看，劉少奇對「真」字還真有點偏愛。
在劉源等幾個孩子的記憶里，爸爸媽媽不單單自己對子女要求嚴格，還說服其他和子女相關的人，不可對他們搞特殊和過於寬縱。
1959年5月10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的家裡接待了平平和源源就讀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的陶淑範、褚連山等老師。
在認真詢問了老師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後，劉少奇說：「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們的學生。有句老話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今天請你們來，就是想告訴大家，希望能嚴格要求他們。你們不嚴，我就不高興。」
劉少奇望了望在座的老師們，突然發問：「平平和源源在學校表現怎麼樣啊？」
老師們只顧聽「首長指示」了，腦子一時還沒轉過彎來，都愣在那裡。
「請你們說實話，他們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或者哪方面好，哪方面差。我雖然是他們的家長，可是沒你們接觸的多，了解的多。」為了打消老師們的顧慮，劉少奇又補充了幾句。
「平平和源源在學校里學習都很努力，他們生活很儉樸，對老師也很尊重，也能團結同學，積極參加各項活動。我們知道你對孩子要求非常嚴格，他們有缺點錯誤時，我們也敢批評，沒有顧慮，從不護短。」一位老師想了一下說。
「這樣就好，這樣就好。做父母的沒有不愛自己的孩子的，但溺愛和嬌慣，實際上是害他們，是對他們不負責任的表現。你們能嚴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們非常感謝。」王光美肯定了老師們的這種態度。
另一位老師說：「你家的這兩個孩子的勤儉和樸實，在全校是出了名的。」
「勤儉是一種美德。」劉少奇接過這位老師的話頭，「不要說現在我們的國家還很窮，就是將來我們的日子好過了，也還要提倡勤儉節約，學校和家庭要從小培養他們的勞動觀念和集體主義思想。」
「那次老師來，爸爸媽媽跟他們談了很長時間。」事情已經過去40多年了，劉源還記得很清楚。
劉允真考高中那年，因成績不理想落榜了。他因此情緒低落，無精打采的。有的人想用劉少奇的名義，去學校為他講情。劉少奇知道後，專門為此事召開了有工作人員參加的家庭會議。
「我的孩子們不論是上學還是工作，都不讓填寫父母的真實姓名，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照顧。現在，好像高幹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要上大學，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參加工作就一定要當幹部，而不管有沒有那個能力！」講到這裡，劉少奇面露慍色：「這是什麼道理？為什麼高幹子弟就不能當工人、當農民、當解放軍戰士？我再次聲明，我的子女絕不能搞特殊！」
劉允真最終沒有靠父親的關係上北京的名牌高中，而是根據考試成績，進了北京郊區的一所寄宿制的半工半讀農技學校。
臨去學校前，丁丁向父親告別。一貫神色嚴肅的父親，這一次溫和地對他說：「我支持你學點技術，但一定要刻苦努力。否則一事無成，到時候就誰也幫不了你嘍。」
劉少奇聞知此訊，感到兒子的行為簡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們的戀情，偏偏是伴隨著中蘇關係的矛盾和敵對與日俱熾／赫魯雪夫對劉少奇說：你兒子的女朋友給我寫信，尋求我的支持
1960年，劉少奇的二兒子劉允若從蘇聯回國。
在蘇聯，劉允若最初讀的是工學院飛機無線電儀表專業，後來，他感覺這同他的興趣不甚一致，加之和幾個同學的關係也相處得不太融洽，心情很不舒暢，就想轉學轉系轉專業，改學文學或新聞。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國駐蘇聯使館留學生管理處提出後，留學生管理處不同意，給他做工作。劉允若想不通，又給父親寫信，想從他那裡得到支持。
對這種遇到一些挫折就退卻的意念，劉少奇很不贊同。他回信說：你轉系的理由不充分，我支持留學生管理處的意見。劉允若思想仍轉不過彎，導致在一段時間裡情緒低落，學習成績下降。
劉少奇聞知此訊，感到兒子的行為簡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寫信批評道：你過去雖然受過一些苦，但也染上了一些壞習氣。眼下的所作所為，是嚴重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作祟。
對此，劉允若不以為然：不就是想讓你說兩句話幫自己轉系嗎，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對父親接二連三且越來越嚴厲的批評，劉允若產生了叛逆心理。
直到隔了一段時間，他逐漸冷靜下來後，才覺得父親講的道理是對的。最後，他聽從了父親的意見，繼續在理工科學習，只是專業轉為飛彈的總體設計。
就是在蘇聯留學期間，劉允若與一位叫麗達的蘇聯姑娘相識並墜入愛河。而他們的戀情，偏偏是伴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矛盾和敵對與日俱熾。
鑑於中蘇關係的轉惡，劉少奇要劉允若慎重考慮戀愛婚姻問題，終止和麗達的關係。但處於熱戀中的人都是盲目的，不遵從理智的忠告。因劉允若回國而分離的兩人，都沒有放棄為終成眷屬的努力。
麗達給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寫信，請求他促成她和劉允若的結合。她不可能想到，她和劉允若純真的愛情，會被人利用作政治籌碼。赫魯雪夫在和劉少奇見面時，拿出了麗達的信對劉少奇說：你兒子的女朋友給我寫信，尋求我的支持，我完全贊同他們的結合。你看，你們的下一代也將在我們蘇聯這一邊。
劉少奇感到赫魯雪夫此舉不僅僅是在傷害他個人的感情，而是在向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挑釁。隨著蘇共在世界共產黨的聚會上煽動圍攻中國，在中印邊界武裝衝突中袒護印度，插手新疆伊犁、塔城暴亂，公開的論戰已經箭在弦上，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已經沒有了轉圜的可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少奇還能有別的選擇餘地嗎？他只能讓兒子毅然剪斷和麗達的情絲。劉允若的執拗再次凸顯了出來，有一股非麗達不娶的勁頭。身邊的人多體諒他，即便發現他偷偷到父親的辦公室給麗達掛國際長途，也不曾揭發，但大家都感到他這種掙扎是徒勞的。
眼看著劉少奇和毛毛父子倆的對峙，王光美心中非常焦慮。她深知丈夫的政治抉擇是不可改變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她也會做出同樣的決斷。但作為繼母，她對失去生母的孩子，更希望施予儘可能多的關愛，讓孩子得到人生的幸福。
在利弊權衡、苦口婆心的勸說皆不奏效的情況下，王光美寄希望於通過讓劉允若和本國的女性接觸萌發新的戀情，以撫平他同麗達分手的心靈痛創。從此，她開始留心去觀察劉允若眼睛的細微變化。
當她發現劉允若對一部反映新中國成立後少數民族生活的影片的女主角很欣賞後，就設法了解那位女主角的有關情況，試探她的態度。調查反饋的情況是她的家庭成分不甚理想，王光美將此事擱下沒有跟劉允若提。在那個時候，家庭成分是和能否進中南海緊密相關聯的，是絕對不容輕率的。
王光美繼續為劉允若留心著。在「三年困難時期」過後，一部反映抗美援朝內容並廣得佳許的影片上映，王光美觀看後，對其中一位配角留下的印象不錯，就不動聲色地做了一些外圍調查。
得知這位配角的出身和社會關係都沒有什麼問題後，王光美和劉允若談起了此事。劉允若對繼母的關心很感恩，專門到電影製片廠看了那位女演員，並表示滿意。但當他向那位女演員表示進一步發展關係時，女方感覺兩家境況懸殊，委婉推脫了。
「爸爸不得已的選擇給毛毛帶來的情感損傷，始終讓媽媽牽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遺餘力，以使毛毛獲得情感補償。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他內心一直存著一個結。」從政多年，如今擔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的劉源，大概最能理解自己父母親的內心款曲。
第一次到部隊鍛鍊，趕上了當年大比武的尾巴／張寰至今還能背出當年經常出入中南海的中央領導轎車的牌號／聽說劉主席的兒子有意見，楊德中的表情頓時嚴肅了起來
在劉少奇家搬離西樓甲樓前的最後那段日子裡，還有一件特別讓劉源難忘，並在爾後幾十年間常常驕傲地加以回顧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南海里穿著軍裝，挎著衝鋒鎗，像中南海里的警衛一樣，在哨位上站崗。
劉少奇對子女的政治成長很關注。劉允若剛從蘇聯留學歸來，劉少奇就對他說：「你應該儘量爭取到農村、工廠、部隊都鍛鍊一下，這對了解中國，接觸廣大群眾和使自己成熟起來，有好處。」這番話雖是跟劉允若一個人談的，但要求則是對家中全體孩子的。
劉源偏巧聽到了父親和哥哥的談話，覺得很對自己的心思。他每次進出中南海從崗哨身前走過，對軍人的戎裝和威武都產生出絲絲羨慕，於是便向父親提出在假期到部隊鍛鍊的要求，父親隨即表示支持。
1965年8月，劉少奇在家中聽劉源匯報在部隊鍛鍊情況
劉源把這事告訴了常常在一起玩的朋友：董必武的孩子董良翮、陳毅的孩子陳小魯、李富春的外孫李勇、李先念的孩子李平平、何畏的孩子張寰……男孩子誰沒萌生過當兵的願望？他們於是便向各自的父母請求，幾乎都從長輩那裡得到了支持和鼓勵。
中南海里有警衛部隊，為到軍營鍛鍊提供了便利條件。暑假來臨，經幾位家長出面，劉源、董良翮、李勇、李平平、張寰都進了中央警衛團。當別的孩子看見他們挎著槍站在哨位而流露出羨慕的眼神時，他們內心便漾起特別的得意和滿足。
在這群好朋友中，唯有陳小魯當年沒撈著神氣的機會，而其他穿上軍裝的孩子，反而都是父親早已不在軍中任職的。陳小魯說，這是因為媽媽張茜對孩子到部隊不甚贊同。母親對陳小魯說：「你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學習。放暑假期間，應該利用來多看看書，或隨父母外出走走，多長點見識。當兵可以待畢業以後嘛。」
軍營的生活規律而緊張，在軍營鍛鍊的孩子，和軍官們同吃，同住，同出操和訓練，按規定的時間站崗。雖說周圍都是軍官，但來鍛鍊的孩子，一律穿士兵的軍裝，掛列兵的軍銜。稚嫩的身板，列兵的軍裝，往哨位上一站，還是挺顯眼的。
中央警衛團的副政委王化宇回憶說：「他們來鍛鍊，我開始都不清楚。一天偶然經過小西門，見劉源在那裡站崗，詢問了幾句，才知道他們來鍛鍊的事，還鼓勵了他一通。」
孩子們到部隊鍛鍊，起始於1964年。他們之所以能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趕上了當年大比武的尾巴。那時，大比武之風也刮到了中央警衛團，而且團里除了要求射擊、擒拿等軍事技能過硬外，還要練「背」功，背出經常出入中南海的汽車車牌號。
背車牌號是中央警衛團的一項硬功，其警衛要求中，就有保障中央常委的車進出中南海通行無阻。如果該攔的車警衛沒攔就放行了，就算一次事故；如果該直接放行的車警衛攔截之後才放行，也算一次事故。
據說當年一個新調進中南海的警衛把陳毅的車攔了，雖然陳毅當時還表揚了這個警衛，可在內部這就要算失誤。事後，中央警衛團又進一步強調了要熟悉車牌號、首長司機和首長隨衛人員的要求。
董良翮、李勇、張寰、劉源、李平平等人，在下了一番苦功後，也對中央領導人轎車的牌號有了相當的了解。經過那番苦背，張寰至今還能記起當年經常出入中南海的中央領導轎車的牌號。
那一年的「八一」建軍節，到部隊鍛鍊的幾個孩子是身著軍裝度過的。張寰記得那天還進行了射擊訓練，晚飯還是軍人大會餐。會餐後，他們接到通知，到警衛團團部去一趟，團政委楊德中要和他們談話。
「良翮、李勇、張寰、李平平和我聚齊後，排著隊走到中央警衛團的團部。」劉源回憶說。「此時，我們已經是上等兵了，而最初到部隊時，給我們佩戴的是列兵軍銜。我們參加的幾項軍事技能考核，成績都不錯，平時的鍛鍊也還可以，也許是為了表示鼓勵吧，就給我們每個人都授了上等兵的軍銜。」張寰還記得，「當時我們中隊的幹部告訴我，中隊就有權授上等兵的軍銜。」
在南海東南角的中央警衛團團部，團政委楊德中詢問了孩子們到部隊鍛鍊的感受。因為孩子們鍛鍊期間的表現確實不錯，楊德中一一表揚了他們。臨了他問道：「你們還有什麼意見？」
幾個孩子都沒吱聲，似乎是沒有什麼意見，楊德中已經準備說可以離開了。「我有意見。」劉源突然喊了一嗓子。「哦，你有意見？說說看。」聽說劉主席的兒子有意見，楊德中的表情頓時嚴肅了起來。
劉源說：「警衛們別的都挺好，無論是射擊、擒拿，還是出操、內勤，都是我們的榜樣，但是一回到宿舍，閒聊起天來，盡拿別人的妻子開玩笑，老是你老婆如何如何，他老婆怎樣怎樣……業餘時間總是這類話題，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好。」
楊德中一聽是這麼個意見，被逗得哈哈大笑：「哦，原來是這個意見呀。說得對，說得對，這個意見我們接受，應該提醒他們今後注意。」
出了警衛團的團部，孩子們開始意識到穿軍裝、戴領章的日子沒有幾天了，不免有點黯然神傷。
在回家的路上，劉源對李勇、張寰說：「咱們到王府井去吧。」張寰問，去王府井幹嗎？劉源說：「咱們找軍官敬禮去。按規定，士兵給軍官敬禮，軍官就得還禮。咱們馬上就要脫軍裝了，再不敬就沒機會了。」
張寰回憶說：「當時我們特別想找個將軍敬禮，可在街上溜達了半天，也沒碰到一個將軍。碰見的佩最高軍銜的，也就是一兩個大校、上校。我印象挺深，遇見的那位大校當時正攙著夫人。劉源第一個過去敬了個禮，那位大校趕快把攙夫人的手放下，給他還了個禮。接著，李勇和我也跟著上前和軍官敬禮。我琢磨著那晚走在王府井的軍官們可能都會覺得奇怪：這幾個小兵幹什麼呢？」
軍營生活結束了，第一批參加鍛鍊的董良翮、李勇、劉源、李平平、張寰，戀戀不捨地脫下了軍裝。然而，他們的嘗試卻勾起了中南海里更多的男孩子投入軍營生活的欲望。譚小光回憶說：「劉源他們第一批當兵站崗，我們都看見了，覺得他們特神氣。第二年聽說還組織，我們就都要求參加。」
劉源
1965年、1966年的假期，要求到警衛部隊當兵的孩子越來越多，甚至中南海以外的孩子，像當時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的孩子等，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當兵次數最多的，是劉源，三年裡一次也沒落下。至今依然讓他自豪不已的是，經過多次嚴格訓練和考核，他的軍事技能頗有長進，還榮獲了「特等射手」的稱號。
1966年國慶節閱兵時，他甚至成為國旗護衛隊中的一員，邁著標準的正步走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
然而，也就是在劉源幾次當兵鍛鍊期間，他的家從西樓甲樓搬到了原來林伯渠家居住的福祿居院落，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