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我也同意電影不是導演個人玩個性，但更不是簡單的宣傳工具，從我們現在很多「主旋律影片」，「主流影片」的表現手法來看，包括鏡頭的運用，我感覺受德國三十年代《意志的勝利》(編者注:宣傳希特勒的大片)這樣的影片影響是很大的。
郭：你如何看待我們國家在市場上目前最成功的一些導演的影片？
李：我從不願意評價其他導演，國內的很多影片我也沒看過，但我看了《英雄》實在受不了，都什麼時代了，歌頌秦始皇追求天下，毫無歷史觀可言，就跟德國人今天拍一部片子歌頌希特勒獻身德意志帝國的復興事業一樣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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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看得出你想和我們的主旋律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其實美國的不少影片主旋律也很強烈，比如梅爾吉布森的片子.
李：我毫不反感主旋律，而且我認為中國迫切的需要主旋律，但我們必須搞明白什麼才是主旋律，比如你提到的梅爾吉布森，他那個《勇敢的心》多棒呀，歌頌追求自由，反抗壓迫，這種主旋律多好呀？難道非得一個領導握了一下老百姓的手，老百姓就激動地哆哆嗦嗦山呼萬歲就是主旋律？電視劇里整天歌頌皇帝，告訴大家中國只有當皇帝最不容易，天天操心，而且還想再坐天下500年，這就是主旋律？當然西方國家的電影往往也有主旋律，但和我們的所謂主旋律就有高下之分。
我相信真、善、美；民主、自由、博愛；關懷人的痛苦和生命的尊嚴才是超越國界、信仰和膚色的主旋律。
郭：前一段時間我看了韓國拍的《太極旗飄揚》，其中有對歷史的深刻反思，非常感慨，我們國家幾十年前這麼多骨肉相殘的戰爭，卻停留在解放軍消滅蔣匪軍，「宜將甚剩勇追窮寇」的歌頌上，沒有一部反思深刻的影片。
李：韓國電影事業的崛起和他們軍事獨裁政權的垮台是有直接聯繫的。象你說的《太極旗飄揚》當然不錯，好電影就是要有一種超越黨派和意識形態，出於人道關懷的大情懷，可我們中國電影行業延續的所謂「重大歷史題材」審查制度使得中國產生不了這樣的影片。
郭：你可能堅守了自己的創作個性，而且在國際上獲了獎，但我見過一個導演，他就很不以為然，認為拍影片自稱「地下影片」拿到國際上去獲獎是投機行為？
李：我的片子主要是花我自己的錢拍的，我現在還欠了不少債，但我可以不看任何人的眼色，拍我自己想要的東西。那個導演說的是一句屁話，他可以摸摸自己的良心，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勇氣，他敢不敢正視為什麼這些影片會成為「地下」。
郭：有人看到這種對中國反思深刻的影片，會覺得這是用自己國家的落後來迎合西方國家的趣味。
李：當年有人批評張藝謀說他在國際上獲了獎是展現了中國的落後是為了迎合外國人的趣味，這也是一樣的屁話。外國對於中國永遠是有偏見的，中國對於外國也永遠有偏見，但你要以為外國人的趣味就是你拍中國的落後就能迎合了？你去迎合試試，只有關懷人性的東西才是世界語言。
郭：說實話作為一個記者我有時也有這方面的感觸，我很想擔負起責任讓大家知道在中國發生的事實的真相，但在外國朋友面前如果要我說起中國不好的一面總是有些不是滋味。
李：這種觀念其實我原來也很強烈，當年我剛到德國時，見到任何人批評中國我都受不了，跳著和他們辯論，儘管我知道他們說的很多都是真的，當時我幾乎氣憤到不願意見任何批評中國的人。
後來我的認識逐步發生了變化，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地球村了，不能再有這麼狹礙偏頗的觀點，如果我們不僅把中國人笑與愛也把中國人的苦與淚與世界分享，就是討好外國人，就是賣國。那麼我們怎麼理解印度洋海嘯以後的全世界援助，中國也在其中？難道當年唐山大地震之後，面對這麼多需要幫助的百姓，我們的政府對外封鎖信息，後來被國外知道了還拒絕接受援助就代表了中國的尊嚴麼？由於蔣彥勇先生的無私無畏讓全世界知道發生在中國的SARS事件的真相，也及時幫助中國人民了解真相，推動政府及時採取措施，這難道不是一件於國於民有利的事情麼，按照那種邏輯，蔣先生難道也是為了討好外國人麼？
李揚簡介：
1986年，北京廣播學院導演系的大三學生李揚，主動輟學留學德國，在科隆電影專科大學專修電影導演的課程，此後他一直拍紀錄片。直到2003年他拍出了《盲井》，此片改編自劉慶邦的中篇小說《神木》，這是李揚的電影處女作，有強烈的寫實風格，全部場景沒有一處是在攝影棚里拍出來的。
它在國內尚未公映但已在國際上產生了強烈反響，獲得了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 ；第2屆美國紐約垂北卡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劇情片） ；2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銀獎；第5屆法國杜維爾（Deauville）亞洲電影節榮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王保強）、最佳評論、最受觀眾歡迎五項大獎 ；第57屆英國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優秀電影獎 ；西班牙塞維拉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 ；2003荷蘭國際海濱電影節文學電影大獎 ；第五屆阿根廷國際獨立製片電影節柯達最佳影片、最佳攝影 ；挪威貝爾根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 ；第四十屆金馬電影節唯一 大陸入選影片，獲故事片、改編劇本、最佳新人三項提名獎。。。。。。
電影不是簡單的宣傳工具
郭：前一段時間看了您執導的《盲井》，真的是非常感動，不過不好意思，我看的是街上買的盜版碟。
李：可以理解，作為一個導演我應該是反對盜版的，但我作為一個電影愛好者又不得不說，是盜版幫助了中國觀眾接觸到世界上優秀的影片，提高了欣賞趣味。
郭：也有很多人都說，在目前的市場上好像太另類了一些，現在中國最熱門的是娛樂片。
李：我沒覺得自己是什麼另類，我只想把我覺得有意思的故事拍出來，至於娛樂片，我要說中國現在電影市場上有了這麼多，是件好事，但要是我們的國家繁榮的只有這些，那就是一種悲哀。
郭：說實話我剛看到你片子的時候，我想當然地以為你是一個二十多歲的「新銳導演」，居然能拍出這麼深刻地影片，真讓人讚嘆；當我看到你都快五十的人了，更是大吃一驚，居然在這個年紀能拍出這麼有個性的影片，按理說這個年紀的人早就拍「主流影片」了。
李：我也同意電影不是導演個人玩個性，但更不是簡單的宣傳工具，從我們現在很多「主旋律影片」，「主流影片」的表現手法來看，包括鏡頭的運用，我感覺受德國三十年代《意志的勝利》這樣的影片影響是很大的。
郭：你如何看待我們國家在市場上目前最成功的一些導演的影片？
李：我從不願意評價其他導演，國內的很多影片我也沒看過，但我看了《英雄》實在受不了，都什麼時代了，歌頌秦始皇追求天下，毫無歷史觀可言，就跟德國人今天拍一部片子歌頌希特勒獻身德意志帝國的復興事業一樣可笑。
郭：不過從目前國內比較影響大的影片來看，從故事上我不好評價，但從製作上普遍視覺效果精美，場面宏大且大量運用特技效果，有人說這種大資本大製作大宣傳就是電影產業的客觀規律是好萊塢模式。
李：有人自己以為中國學習了大製作就是學了好萊塢模式也就罷了，還要告訴中國老百姓，電影就是這種模式就太不負責了。其實去過好萊塢的人就別回來閉著眼睛說瞎話，好萊塢有的是小成本的影片，好萊塢也有大量有思想性的影片，包括對於美國主流文化和政府有反思的影片，而且好萊塢的運作核心就是開放市場，決不可能實現院線壟斷，比如在某個月讓所有的影片給某個所謂「國產大片」讓路。而我們呢？拍電影打個比方就好象你想生產一種商品，但商店是國家的，批發商是國家的，而且你只能和它打交道，生產是又國家控制的，得獲得他們的審核批准，得按他們指定的幾個人的趣味加工，如果我們還把電影視作藝術，能這樣麼？就這種體制學好萊塢只能學出個怪胎!
郭：看得出你想和我們的主旋律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其實美國的不少影片主旋律也很強烈，比如梅爾吉布森的片子.
李：我毫不反感主旋律，而且我認為中國迫切的需要主旋律，但我們必須搞明白什麼才是主旋律，比如你提到的梅爾吉布森，他那個《勇敢的心》多棒呀，歌頌追求自由，反抗壓迫，這種主旋律多好呀？難道非得一個領導握了一下老百姓的手，老百姓就激動地哆哆嗦嗦山呼萬歲就是主旋律？電視劇里整天歌頌皇帝，告訴大家中國只有當皇帝最不容易，天天操心，而且還想再坐天下500年，這就是主旋律？當然西方國家的電影往往也有主旋律，但和我們的所謂主旋律就有高下之分。
郭：可以說中國的「主旋律」即亢奮又空洞，其實是「偽主旋律」。
李：對，我相信真、善、美；民主、自由、博愛；關懷人的痛苦和生命的尊嚴才是超越國界、信仰和膚色的主旋律。
好電影要有大關懷
郭：我設想在反映人性的真誠中，有沒有可能在具體題材上迴避比較敏感的內容呢？比如能否把你的故事不要安排在農村的礦井，安排在大都市，或者經濟比較好的鄉村，以免展現中國落後的一面。
李：有人說中國有這麼多進步，發展，你為什麼不拍一拍反映城市日新月異，農村幸福生活的影片，你為什麼一定要把鏡頭對準那些落後的地方呢？我要反問中國如果確實還有70％的人生活在農村，連我們的政府都在天天談三農問題，以人為本，家寶總理到了礦井都要流淚，既然我們確實有這麼多人在那樣的環境下生存，我們的鏡頭為什麼就不能對準他們呢？
郭：可能有人覺得你的故事太灰暗了。
李：我的影片中間你其實能夠感受到很多人性對於美好的追求，我的影片是很正面的。西方國家也有嚴格法制化的電影分級制度，但絕不是幾個人隨心所欲！什麼來界定是否是灰暗呢？我們口口聲聲說三貼近，那幾個人審查人就能代表人民的趣味麼？拍北京非得陽光燦爛，否則就是調子太灰？《十七歲的單車》裡主人公雙手脫把，就是鼓勵不遵守交通規則？世界上還有幾個國家能找到這麼可笑的事情？
郭：前一段時間我看了韓國拍的《太極旗飄揚》，其中有對歷史的深刻反思，非常感慨，我們國家幾十年前這麼多骨肉相殘的戰爭，卻停留在解放軍消滅蔣匪軍，「宜將甚剩勇追窮寇」的歌頌上，沒有一部反思深刻的影片。
李：韓國電影事業的崛起和他們軍事獨裁政權的垮台是有直接聯繫的。象你說的《太極旗飄揚》當然不錯，好電影就是要有一種超越黨派和意識形態，出於人道關懷的大情懷，可我們中國電影行業延續的所謂「重大歷史題材」審查制度使得中國產生不了這樣的影片。
郭：那麼象伊朗那些題材切入點比較小的電影，按理來說政治上應該不那麼敏感，這類電影在宗教勢力非常保守的國家都能拍出來，製作成本也不高，我們國家為什麼也少有類似的出色之作呢？
李：伊朗的那些電影在中國估計在中國要劃到三農題材，審查也非常嚴格。
郭：你可能堅守了自己的創作個性，而且在國際上獲了獎，但我見過一個導演，他就很不以為然，認為拍影片自稱「地下影片」拿到國際上去獲獎是投機行為？
李：我的片子主要是花我自己的錢拍的，我現在還欠了不少債，但我可以不看任何人的眼色，拍我自己想要的東西。那個導演說的是一句屁話，他可以摸摸自己的良心，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勇氣，他敢不敢正視為什麼這些影片會成為「地下」。
郭：有人看到這種對中國反思深刻的影片，會覺得這是用自己國家的落後來迎合西方國家的趣味。
李：當年有人批評張藝謀說他在國際上獲了獎是展現了中國的落後是為了迎合外國人的趣味，這也是一樣的屁話。外國對於中國永遠是有偏見的，中國對於外國也永遠有偏見，但你要以為外國人的趣味就是你拍中國的落後就能迎合了？你去迎合試試，只有關懷人性的東西才是世界語言。
郭：說實話作為一個記者我有時也有這方面的感觸，我很想擔負起責任讓大家知道在中國發生的事實的真相，但在外國朋友面前如果要我說起中國不好的一面總是有些不是滋味。
李：這種觀念其實我原來也很強烈，當年我剛到德國時，見到任何人批評中國我都受不了，跳著和他們辯論，儘管我知道他們說的很多都是真的，當時我幾乎氣憤到不願意見任何批評中國的人。
後來我的認識逐步發生了變化，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地球村了，不能再有這麼狹礙偏頗的觀點，如果我們不僅把中國人笑與愛也把中國人的苦與淚與世界分享，就是討好外國人，就是賣國。那麼我們怎麼理解印度洋海嘯以後的全世界援助，中國也在其中？難道當年唐山大地震之後，面對這麼多需要幫助的百姓，我們的政府對外封鎖信息，後來被國外知道了還拒絕接受援助就代表了中國的尊嚴麼？由於蔣彥勇先生的無私無畏讓全世界知道發生在中國的SARS事件的真相，也及時幫助中國人民了解真相，推動政府及時採取措施，這難道不是一件於國於民有利的事情麼，按照那種邏輯，蔣先生難道也是為了討好外國人麼？
寧願光腳趟出條路來
郭：你對中國電影的未來樂觀麼？
李：我還比較樂觀，我離開中國的時候，過去人道主義甚至民主這樣的概念都被當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今天我們在主串流媒體上都可以理直氣壯的談論。但在電影領域，我們國家現在還有很多人對於電影的理解停留在看了《保爾科查金》；《鄉村女教師》，一感動就參加革命這種水平，所以會簡單把電影當成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好在社會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轉的。
郭：你有沒有考慮抓緊現在的時間多拍一些影片，為了自己追求的東西，哪怕暫時是委屈一下自己？
李：我懂得妥協的道理 ，一個人內心總有自己的底線，可能我的底線更嚴格一些，有人也許能在這種創作環境下甘之如飴，但我無法忍受，對於我認為重要的段落，我不能容忍有人不講道理的粗暴刪減。回到中國，是因為我熱愛這片土地，對於你說的那些「遊戲規則」，我當然懂，但我不能委屈自己的文化良知去遷就它不合理的地方，與其穿小鞋跳舞，我寧願光腳趟出條路來。
現在我除了沒什麼錢賺，其實一點都沒有閒著，我可以寫寫劇本，幹些別的，我現在過得很簡單，連車也沒有，但我對得起良心，什麼是好電影歷史會作出判斷，用不著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