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官員缺乏幽默感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不是說他們不會偶爾幽上一默說一兩句笑話，而是指他們絕無容忍他人嘲笑或自嘲的雅量。
你看，那些寶相莊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些幾乎天天在媒體上亮相的袞袞諸公，雖然也常常面帶微笑和藹可親地關懷著子民，卻決不允許子民們輕蔑、怠慢他們，更不用說以開玩笑的形式畫漫畫或編打油詩來醜化、褻瀆他們的光輝形象了。
改革開放前的恐怖歲月，不要說反對、批評領導人了，哪怕你善意地諷刺某位領導的生理特徵（禿頭或肥胖），也會被判以重罪的。在文革中，尤其是對紅太陽，哪位革命群眾如果膽敢取笑這位不長鬍子的男人，也是會被定為「惡攻罪」的。其罪證——嘲笑某位不長鬍子的男人，則是「防擴散材料」。這個「防擴散」可不僅僅是字面意思「不能傳播、擴散」這麼簡單，而是指，如果哪位（即使是官員）複述一遍，也是犯罪。
改革開放結束了這種野蠻的恐怖狀態，但是官員們的雅量並不見長進。進入網絡時代，草民因寫打油詩數落官員而身陷囹圄的事還是此起彼伏地發生。
中國官員的這種情況與兒童及其類似。我們成年人一般對於來自他人的善意嘲諷並不介意，幽默感強的人還常常以自己的生理特徵來自嘲自諷，以博眾人開懷大笑。但兒童並不具備成人的這種心理素質。一個小孩，面對來自他人就自己高矮胖瘦的玩笑，往往不是哭鬧就是沮喪。要小孩接受善意的嘲諷是十分困難的，更不用說要他們學會成人的自嘲自諷了。因此兒童心理學家建議，不宜對兒童的生理特徵嘲諷，以免傷害他們稚嫩的心靈。
但是中國的官員都是成年人了，心理素質怎麼還是如此「稚嫩」？
這個問題，只能用現代化理論來解答。根據該理論，現代化就是人的理性逐步發育成熟的過程。開發中國家的官員具有欠成熟的理性這是一種自然的普遍現象，不如此，才是奇怪的。中國官員寶相莊嚴、拒絕幽默，正是前現代化的必然特徵。這是傳統政治神聖化、神秘化的必然結果。
為何會這樣？這與傳統政治制度無法解決統治合法性的難題有關。為何現代已開發國家的官員不需要神聖化和神秘化的把戲來維持統治？因為人家用選票解決了統治合法性的難題，「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為之」。而中古時代的帝王由於是靠暴力獲得統治權的，因此在面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質疑時，便要編造「授命於天」的神話來自欺欺人。你如果再追問下去，為何你「授命於天」？這時神秘化的血統高貴論又會派上用場。
在孔夫子那裡，統治者的合法性來源於倫理的優秀。雖然這種理論的理性水平高於「授命於天」的神話，但還是沒解決合法性的問題，因此孔子還是離不開神聖化並拒絕幽默的。子曰「君子重而威」。也就是說，作為君子（包含官員），在日常的行為舉止上必須莊重、持重，不能輕浮、輕狂，或說，行為必須道貌岸然、嚴肅謙恭，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威嚴和威權。
革命當然也是統治合法性的源泉之一，但由於缺乏民眾授權這一統治合法性的要件，因此仍然處於前現代的範疇。或說革命是統治合法性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所以革命也沒有完全解決統治合法性的難題，仍然需要神聖化和神秘化的拐杖。這也是韋伯先生所指的「克理斯瑪」型領袖產生的原因。
對此，五毛黨的同志可能會不同意。他們認為，革命黨的統治合法性並不全來自革命，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科學」。筆者之所以對他們的科學加上引號，是因為他們的科學與眾不同。普通的科學是可以批評的，革命黨的「科學」是不能批評的。據這種「科學」所言，革命黨的官員之所以寶相莊嚴，不容褻瀆，乃是因為他們代表了某種先進的東西，而之所以他們能代表、別人不能代表，乃因為他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
好了，現在我們有了寶相莊嚴的三種理由：
1，血統高貴，授命於天；
2，道德優秀；
3，革命加「科學」。
凡此種種，都是神聖的，其內部邏輯，又都是神秘的。在神聖化和神秘化的氛圍下，哪能容得幽默？
神聖化和神秘化的反面是世俗化和理性化。如何才能從神聖化走向世俗化呢？韋伯開出的藥方叫「祛魅」，按現在的說法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所遵循的原則就是理性化，或說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有兩層含意，第一層的含意是實證主義的，指的是對客觀事實的尊重，不歪曲事實。在克服神聖化和祛魅的問題上，我們只要達到實事求是的第一層含意就足夠了。
從實事求是的立場出發，那些寶相莊嚴的官員，別看他們一個個人模狗樣的，實際與我們平頭百姓有什麼兩樣？既然百姓間可以互相批評、嘲笑，憑什麼百姓就不能對他們指名道姓地以漫畫或打油詩來「開涮」呢？
五毛黨此時也許又會站出來說，這是對官員的人身攻擊。既然法律不允許對平民進行人身攻擊，怎麼法律能不保護官員呢？官員也是人嘛！
在此有必要辯一辯。為何已開發國家的民眾在批評監督政府時可以拿政府官員開涮而不會涉嫌對官員的侮蔑誹謗罪呢？首先人家那裡是真的以民為主，不像中國是以官為主。官員的個人權利明顯要低於普通民眾。誰叫你要做官的呢？做官就要放棄許多平民的權利，譬如隱私權，名譽權，肖像權等等。為何要這樣？顯然這是為了民眾能方便地監督、批評官員。如果馬英九不是官員，民眾自然不會罵他「小白臉」的。當然，對官員的冷嘲熱諷也要遵守法律的「度」。你可以罵馬英九是「小白臉」，但你不能無中生有、憑空捏造說他強姦婦女。
官員和政治家在一個世俗化的社會裡，既不能把自己當作菩薩，也不能把自己混同於一介平民。更不能以官員也是人作為拒絕批評嘲諷的盾牌。說到這裡，筆者想起了民國時期的一個故事。李公朴先生在1946年時因侮蔑蔣委員長而被告到法院。老李對控方的指控並不反駁，但向法官指出，依民國法律，被侮蔑者應自行指控或授權，控方的指控才能成立。今控方竟然在被侮蔑者未授權的情況下越俎代庖，合法乎？法官最後只得宣判老李無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級官員從總體上來說是可歌可泣的，當然，也有少數可恥可恨的。但是，即便在可歌可泣的官員身上，仍然有可笑可樂的一面。哪一天中國的媒體可以拿黨和國家領導人可笑可樂的一面來開涮，那時可以說中國真正崛起了。
2007－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