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的成立，把歐洲的平均文明水準拉高了。中國的崛起，卻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準拉低了。這二者的分道揚鑣，讓我看到令人擔心的「黃禍」確是發生了。
早前，我埋首整理我在過去近十年的評論文章，編成《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兩本文集，分別由台灣的允晨出版社和玉山社出版。在北歐的天涯海角，夜闌人靜，我展讀一篇一篇絕大部份曾刊登在《開放》的舊文，回望多年來的心路，我看到一個中國的逆子，朝著荒野宣講一些簡單而真確得令人懷疑的道理，反反覆覆，新瓶舊酒。我要把一些雖然寫得很好卻已因時局變化而變得過時的文章割愛，也把一些事後看來錯得貽笑大方的評論抽掉。令我安慰的是，大部份的文章依然經得起時間考驗。其實，許多我指出的問題，一百年前在中國就是這樣，而按照我對中國的認識，一千年前的中國相信也是這樣，這樣的文章是很難過時的。中國的精神文明氣質始終沒有大變，所以我們今天讀魯迅的作品，一點也不覺其過時。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孫隆基教授在為我的《來生不做中國人》所寫的序言裡說：「目前中國已進入『大國崛起』階段，國勢日盛，「國民性批判」似乎變得不合時宜。正因如此，鍾祖康這部《來生不做中國人》更顯其難能可貴，它並不分享中國崛起的歡欣症，卻針對中國人難移之本性。」並說，這是「大國崛起聲中的鴉噪」。的確，我並沒有像無數中國人那樣，感染中國崛起的歡欣症。因為中國崛起的過程極不健全，極不公義，也極不環保，這是對求真求善尚有一絲執著的人所不難體會。而且中國這樣行惡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的。當中許多是自作孽，是刻意有正路不走而要走邪學歪。中國統治者從過去到今天都沒有為後代走出一條腳踏實地的正路來。
為求富貴無所不為
中國目前的文化，是徹頭徹尾的「為求富貴無所不為」（get-rich-at-any-cost）的文化。不管有多少人認為中國這樣就會好起來了，但我依然深信中國這樣是走邪門，最終並不能提升中國人的精神文明水準，甚至連物質生活水準也只能在一小撮「人民」裡面有實質提升，就如歷史學家李弘祺教授說的：「像這樣的（中共的）政治經濟體系，在中國運行已經二丶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為原則，也不以之為理想。它的運作，一言以蔽之，就是為維護統治機關……讓不合理的丶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繼續累積，直到它垮掉為止，然後朝代循環，一切從新開始……」
一個民族裡面若有小部份人不腳踏實地是可以的，但要是整個民族，或當中大部份人都不腳踏實地，不拿出誠意和一點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來正視人生，而只一味以強凌弱收拾弱者，或虛應故事，或萬般狡辯，則這樣的民族，從常理推之，從人類歷史觀之，不可能有光明前途。所有的璀燦和繁華，都是一將功成，都是過眼雲煙，並不值得希罕。
而我現在發出的鴉噪，不少有識之士也早已發過，如我以前提過的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在其用中文寫的《自西徂東》就說：「中國人亦有明白而警悟……勤勉而學西國之學者，但學問失其要，徒得西學之皮毛，而不得西學精深之理，雖學亦無甚益耳……此無根本之學，亦猶寄生之樹之暫時好看，日久必害其樹……洋人用中文寫書，多艱難啊！但還是要拚一口氣把絕大部份中國人都有理解困難的顯淺道理吐出來，這種良心，令我非常感動。但傲慢的中國人卻把這些逆耳忠言當作耳邊風。
正如中國著名學者李慎之說，「一部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怎麽樣也脫不了專制主義統治一切的模式……如魯迅所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無不失了顏色。』『民主』一辭，明明是外來的，到了中國，便成了『為民作主』；『法治』一辭在今天的中國，也明明是Rule of Law的翻譯，但是沒過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國』，變成Rule by Law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惰性或曰慣性簡直是攻無不克丶戰無不勝。……」不但「民主」丶「法治」丶「解放」丶「政黨」丶「選舉」等等在中國全走了樣，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也全走了樣，資本主義到了中國也全走了樣。基本規律是，去菁華而取糟粕！變神奇為腐朽！聽起來似是危言聳聽，但深諳中國者就會明白。這也是因為「學問失其要」。
中國政府借聯合國掩護國企
在花之安向中國人當頭棒喝「學問失其要」的一百二十年後，中國在五勞七傷丶沉奇久病不醫丶百毒俱全的條件下，硬是不信邪，硬是要崛起來了。那會是怎樣的一副德性呢？
歐洲投資銀行總裁梅斯達德（Philippe Maystadt）早前就說「中國的銀行具競爭力是顯而易見的，它們都不用考慮社會或人權狀況。」他說憂慮歐洲投資銀行在亞洲和非洲等落後地方都不是中國銀行的對手。
今年年初聯合國要通過決議，敦促緬甸釋放政治犯和推行民主政治，中國卻為了讓中國國企成功爭奪到緬甸的天然氣丶原油開採等多國覬覦的肥肉，而利用其在聯合國安理會永久理事國的議席否決決議，理由竟然是，緬甸的局勢「並不危及國際和平」。這把中國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傳統德性又推向了新的高峰。這就是八榮八恥的道德新貌。
在蘇丹，中國也一樣利用其在聯合國安理會的特權跟蘇丹的中國國企裡應外合。當所有的西方文明國家的能源公司都在壓力下撤離了，卻只有中國可以完全不理國際壓力，不但雷打不動，還不聲不響的把西方能源公司撤離時要脫手的生意統統接過來，實踐江澤民提倡的「悶聲發大財」。
曾駐奈及利亞和南非的美國大使普林斯頓·萊曼（Princeton Lyman）早已把中國人這一切的小權謀看在眼裡，他的分析坦白得令人心寒：「中國對非洲最具吸引力之處是能夠提供免遭國際制裁的政治保護，而對於非洲國家的投資和援助不設諸如政府管理丶財政監督等政治條件。這些都是在非洲的西方國家公司所不能比的……中國向蘇丹提供的便是「全包裹協議」，包括資金丶技術援助，以及在聯合國安理會這樣的國際機構中所具有的影響。」
所以，嚴格而言，把中國國企上市，本身就是一個涉及萬億美元丶全球規模最大的黑錢清洗活動。而事實上，世界上也確實有些公司因為被指清洗黑錢而被一些國家的證券交易所拒絕上市申請。但由於中國國勢日盛，而且中國人有仇必報，和在道德上毫無制約並願意花錢，沒有哪國的股票交易所敢拒絕中國國企的上市申請，而美國眾議員Frank R. Wolf自二○○一年起就要求紐約交易所把在蘇丹大賺黑心錢的中石油除牌，也至今沒大進展。
每天三百多人死於工業意外
也由於中國的競爭力主要建基對人權的踐踏，不理勞工（和消費者）的死活，中國目前每天因工業意外死亡的就有三百多人。這是因為，不理會生產安全可以大大減低成本。而勞工傷亡賠償，在中國是低得可以不理。
雖然我基本同意魯迅說的「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但中國這樣藉著不顧生產安全以提高競爭力，最終也會連別國不是愚弱的國民由於無法與之競爭而要陪葬。
針對中國每天三百多人死於工業意外的驚世紀錄，中國安全生產監管總局局長李毅中就說：「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不僅有後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鑑國外安全生產先進技術和成熟經驗；同時還具有特殊的制度優勢丶政治優勢。只要我們堅持和依靠黨的領導……就可能遏制住重特大事故多發勢頭，縮短西方國家普遍經歷的安全周期。用幾年丶十幾年的時間，走過西方國家幾十年走過的路……」。但西方國家在提升勞工權益的歷史中，其動力來源主要不是技術提升，而是普遍自由並日趨民主的政治環境，以及為民眾奠下了道德倫理底線的宗教自由，這兩樣最重要的提升勞工權益的寶器在中國都是一片空白。在中國，政治虐殺和道德淪喪都是不設下限，沒有底線的。德國的共產運動，迫使俾斯麥改善勞工權益，從而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包括社會保險等等勞工立法的國家。但中國的共產運動則只帶來了對共產黨的捕殺和最終由流氓治國的共產黨統治。中國的精神文明一窮二白，中國憑甚麽拿自己「與西方國家相比」？憑甚麽說「用幾年丶十幾年的時間，走過西方國家幾十年走過的路……」？這是怎樣定出來的？難怪中國國父孫中山說：「隨地吐痰與任意放屁是中國人的兩大毛病」。按理，中國要花上西方十倍時間才對（但我懷疑中國永遠也做不到西方已經做到的）。奇怪中共在政改上總是強調「循序漸進」，但在與政治無關的議題上卻要「超英趕美」。
中國落後不是純技術的問題
中國人以為西方的技術優勢只是純技術的問題，無法想像這與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有關，與西方的文化或宗教或倫理道德基礎有關。對於洋人對待宗教信仰的嚴肅和巨大投資，中國人感到難以理解，並每予嘲笑。今天，西方國家為甚麽會「自找麻煩」，花那麽多錢接受並呵護被中國政府或中國人迫害的中國人？為甚麽加拿大政府要為賴昌星這個跟加拿大毫不相干的外國人勞師動眾，甚至因而得罪中共導致龐大的貿易損失？為甚麽美國丶澳洲等洋人國家會花那麽多錢為違反中國「一孩政策」的中國婦女提供政治庇護？為甚麽美國國會要下令只是遵守中國法律的雅虎老闆上公聽會接收盤問和訓話？對於這些，一般中國人是難以理解的，只覺得洋人多管閒事，這是因為，說得難聽一點，絕大部份中國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並未發展到人道主義的高度，夏蟲不可語冰。這個文明層次的鴻溝，是自命優越的中國人的極大悲哀，但絕大部份中國人並不感受得到。
中國人覺得，有逾百分之十的年增長率，有上海的高樓和磁浮列車丶有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可以送人上天，又是奧運金牌大國，甚至還將舉辦奧運，就是中國人文明的證據。
有些用心善良的人為中國辯護說，根據心理學的理論，中國人衣食足就會知榮辱，會文明起來的。但請看看那些衣食甚足的中國大款和中共領導人是怎樣的一副嘴臉，有沒有羞恥之心？原來在中國，一旦有羞恥之心，即使不被投進黑牢，也很難「先富起來」。
一般中國人只會覺得，只要扳回純技術和純物質的落後形勢，中國人就會好起來。所以，許多中國人會對中國先後超越日丶美成為全球第二大出口國而自豪，也常常洋洋自得的說甚麽福建ＧＤＰ，或廣東ＧＤＰ可望超過台灣，他們並不會理會中國人為製造這些出口產值和ＧＤＰ糟蹋了多少自然資源丶付上了多少血肉丶生命丶尊嚴和自由。
同理，絕大部份中國人（包括海內外的中國教授或識字份子）看來也不覺得中國的思想自由丶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之匱乏，會怎樣摧殘中國文學作品的品質。他們會覺得，中國即使沒有思想自由丶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也不會影響中國人的文學創作表現，因此他們大都覺得諾貝爾文學獎專門跟中國作對，而不肯相信自家作品大都只是奴才寫給奴才看的奴才習作。中國人就是不明白，既然中國在雅典奧運也能以三十二金僅次於美國的三十五金，為甚麽諾貝爾獎的成績這樣寒酸？
歐盟的成立，把歐洲的平均文明水準拉高了。中國的崛起，卻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準拉低了。這就是兩者的最大分別。我一直擔心的「黃禍」確是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