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年代。

中國有句老話說的絕；「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然而，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之中，素有「人間天堂」美譽的蘇州地區，竟然被推進人間地獄般的絕境。

這裡說的是原江蘇蘇州地區奉賢縣，在「大躍進」積肥運動、深翻土地、消滅蟲害運動中和公社化運動中，各級幹部嚴重違法亂紀，殘害民眾，所演出的一幕幕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

一、「什錦湯」積肥運動

1.1. 1957年10月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為繼之而來「大躍進」、「以糧為綱」定了目標定了調：「在十二年內糧食平均每畝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註：1958年11月，奉賢由江蘇省劃歸上海管轄。）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

毛澤東在蘇聯莫斯科豪情萬丈地提出「超英趕美」，「大躍進」便在「一天等於二十年」中快馬加鞭。從中央到地方，「跨綱要」層層加速。到1958年初，中央奉賢縣委就把「跨綱要」的糧食指標從十二年提前十一年定在了當年。

「糧食一枝花。全靠糞當家。」

1957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今冬明春大規模地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號召全黨：積極廣泛地興修農田水利，是擴大農業生產，防治旱澇災害最有效的一項根本措施；多積肥多施肥，是保證增產的可靠辦法，要加強領導，領導重視黨政負責同志親自動手。中共江蘇省委迅速下達指示：為奪取1958年的農業大豐收，必須在今冬明春把水利工程與積肥運動，當作中心工作抓緊抓好。

1.2. 奉賢地處長江下游三角洲平原水網地帶，縣境位於上海市區的南郊，北枕黃浦江，南臨杭州灣。奉賢原屬江蘇省，1958年11月劃歸上海市。奉賢縣名可是大有講究，相傳孔子學生七十二賢人之一的子游，曾至縣境講學。後人為紀念此事，取名「奉賢」，尊奉賢人之意，奉聖賢之言是舉之意。

奉賢縣委第一書記王文忠說過：「大躍進嘛，講那麼多溫良恭儉讓幹什麼！搞生產要跟打仗一樣，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還能跟小腳女人一樣？」這些從戰爭年代的炮火硝煙中打出來的縣委負責人，是怎樣用拼命精神去驅趕奉賢人民大躍進的，讓我們來看一看場景。
　　
　　按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布置精神，1957年冬，中共奉賢縣委的黨政負責人，開始了「親自動手」，層層動員，全面布置進行的大辦水利和大辦「積肥」運動。

首先是「書記掛帥，全黨動員」。縣委召開全縣幹部大會，縣委書記、副書記滔滔不絕，嚴令各級幹部必須把積肥運動當作中心工作來抓，如有鬆懈，嚴懲不貸！縣委書記王文忠兇狠狠地大批右傾保守思想，說是右傾保守已經成為黨的工作貫徹實施下去的絆腳石，對縣委布置的工作陽奉陰違。水利工程上不去，匯報說沒有材料，為什麼手軟？有的合作社拆房挖墓搞磚、搞木料，任務完成很快。這次積肥運動，要想辦法，要張旗鼓作動員。落後分子，堅決打下去，拿下去！全縣被批鬥的幹部47人，其中11人被毒打致傷。

　　奉賢縣委的口號是：「要使糧棉衛星上天，先送肥料火箭！」

　　奉賢積肥運動曾掀起兩次高潮：1957年冬至58年春，58年夏。兩次高潮，奉賢縣委書領導人都因「工作方法好，成效大」獲上級表彰。而全縣百姓卻房毀家破，流離失所，饑寒交迫。

　　積肥本是好事，何以鬧得萬民塗炭？？？

　　大概子游也萬難料想，大躍進年代，奉賢縣委負責人卻把賢人舊地，變成了荼毒蒼生的人間煉獄。

奉賢縣幹部強迫命令，嚴重違法亂紀之風，是在生產資料歸公的高級社，和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全面「共產」的人民公社基礎上颳起的。

1955年合作化運動中，奉賢縣委用先動員、抓典型、後加壓、一風吹的辦法，在全縣颳起了生產資料歸公的合作化。到1956年，全縣農村全部實現高級社。農民的土地、耕畜、主要農具，一律歸共產歸公，生產勞力由社裡安排，生活的口糧由社裡按工分發給。農民變成了社員。

入不入社由不得你，辯論會日以繼夜，不入社就挨「辯論」，幹部帶著積極分子堵門、鬥人、拆田埂 、逼地契。中國的農民千百年來都是老實馴良的小民。剛剛分田分地的農民，有的歡天喜地，有的哭哭啼啼，全都加入了高級社。生產資料全部歸了合作社，生活資料也由社裡分配，合作化運動控制了農民的命脈，於是，出工聽號令，吃糧靠工分。幹部說啥就是啥，稍不馴服，批鬥、辯論、扣口糧。農民終於成了良民。合作化成了軍事化。

從此，幹部一聲令下，社員如奉聖旨。幹部的口頭禪是：「黨叫你幹啥就幹啥！」縣委書記王文忠，就把他當自己當作黨的化身，凡他決定的事和布置的工作，必須堅決按時保量完成，「違令者決不客氣」，是他掛在嘴邊的名言。

　　根據縣委的布置，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縣抽調了30萬高級社社員，投入積肥水利運動。縣委書記和各鄉、社第一把手掛帥，30萬農業大軍沒日沒夜地連續苦戰在「積肥戰場」和「水利戰場」。縣委要求：「破冰積肥，白天滿田人，夜晚滿田燈」。河湖港汊，日夜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社員們駕著船撈河泥，天寒地凍，一身冰碴。是役，社員致病受傷870餘人。

　　生產要肥料，滅蟲要農藥，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和建築工程要水泥。到了1958年6月中旬，中共奉賢縣委領導在全縣大張旗鼓地搞起了群眾性的「三土」（土化肥、土農藥、土水泥）運動。放起了「三土高產衛星」。至10月4日，奉縣放出「三土衛星」，聲稱全縣已建成小「三土工廠」50376個，生產出「土化肥」635萬噸，土農藥29865萬噸，土水泥2823萬噸。材料上報，奉賢又贏得了上級表彰。運動就是一切。放「衛星」的過程就是目的。為了搞土化肥，縣委提出口號：「大拆舊牆磚，深挖禽畜棚欄土，大翻客堂（南方民居中堂間）廢泥。」各地強令幹部通宵苦幹，日夜連軸轉，拆房子取磚，挖堂屋取土，禽畜棚舍挖地三尺，堆在一起「發酵」後報積肥「衛星」。

　　縣委覺得這樣干還是不過癮，不如「什錦湯」夠意思：湖塘河港圍起來，放起「衛星」就沒了邊，說是多少就是多少，誰也沒辦法把湖塘河港里的水稱出重量來。一時間，奉縣各社放「什錦湯衛星」就漫天神吹沒了邊。

在積肥運動中，奉賢縣委全力以赴，大打所謂「什錦湯」積肥的人民戰爭。

五十年代中期，江蘇省一些地區，利用江南水鄉特點，將河港湖塘封圍堵死，投入各種雜草、淤泥、爛稻草等原料漚起來，再加上些骨粉等土雜肥，待其發酵，名曰「土化肥」。當地農民稱之為「什錦湯」。中共江蘇省委專門召開現場會，向全省推廣這一經驗。

時值寒冬，中共奉賢縣委要求各鄉、社上報封圍河港的計劃和數字。各鄉各社法螺沖天，大放「衛星」。有的十天要封十條河，有的一天要圍兩條港，有的十天要投十萬擔草，有的兩天要投百萬斤茅。喜報天天有，積肥數字從幾萬擔，很快就到幾十萬擔，有的社上報：奮戰一冬春，積肥百萬擔。

湖塘投草，河港封圍，大河流也被截流封圍積肥。水域大，「什錦湯」衛星也大，但需要投進去的草質也要多。有的「衛星」，幾百畝水面，投了三五萬斤草，清湯清水，幾堆雜草浮在水面。縣委領導人檢查時大發雷霆，強令各鄉社必須下大力氣投足草料。

冬春之際，天寒地凍，禾草不生，各社開始把社員生火做飯的柴草投進去，繼而又把牲口過冬的草料也投進水裡去。奉賢一時出現百姓流離失所，牲畜越冬無食境況。

到了1958年夏秋的積肥運動，幹部們大放「什錦湯」積肥「衛星」，越放越邪門。

1958年9月17日，奉賢縣第一個人民公社——紅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到10月19日，全縣成立了11個人民公社，農村人口全被共產入社。公社化後，又大辦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到年底，全縣辦公共食堂1460個，入食堂農戶占總農戶99%。與此同時，，各家各戶的房子、生產農具、牲口與家禽、生活用品一律「共產」。公社實行「三化」，社員生活一律軍事化，按師、團、營、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把社員編入其中。吃食堂，住大鋪，夫妻分手，母子別離。一些房子變成了集體宿舍、隊部用房、倉庫、老人「幸福院」、幼兒園和托兒所，還剩餘下來的大批房子就空在了那裡。

縣委負責人王文忠驅車下鄉，看到社員共產共居，一片片民房空空如也，喜不自禁。當地農村房屋，大多還是土胚牆，茅草頂。領導一高興，在縣、社幹部會議上大放高論：「誰說積肥的原料緊張？這是保守思想作怪。那麽多茅草屋頂，完全可以扒下來做肥料嘛！積肥運動，要大膽、敢想、敢干！」

一場聲勢浩大的扒房積肥運動，幾天間就風行全縣。

奉城人民公社四營接到通知，要放積肥大「衛星」，立即在六連的食堂召開積肥會議，討論放「衛星」方法。你一言，我一語，會議決定在全營實行拉光「三茅」，即屋茅、棺材茅、牛車棚茅，大搞「什錦湯」的方案。

會後，營長、教導員連夜集合四連社員，打起火把，拆屋拉茅草頂。一夜之間，除了連里的倉庫、食堂、公豬棚外，全連所有的幾百間民房茅屋頂，全部被連掀帶扒，拆個精光，投入河濱。

該營二連聞風而動，百十號人苦戰幾天，扒去住房、牛棚、草棚580間。致使33戶社員長期無家可歸，只得求告借住到別人屋中生活。

四營將此上報公社，聲稱扒茅頂放了積肥大「衛星」。公社黨委書記宮茂敏聞聽後大喜，當即召開全社幹部會議大力推廣。幾天之後，全社有2995間草屋茅頂被扒掉，投入「什錦湯」中積肥去了。

新寺公社一營的幹部做法更絕。扒房頂家家戶戶哭哭啼啼，幹部們心煩氣大。全營組織了13隻突擊隊，一色身強力壯的好勞力，開展了扒茅積肥突擊戰。一連的突擊隊去扒二連的房，二連突擊隊知情後，把一連的房扒的更狠更乾淨。突擊隊帶著粗索長繩，突然襲擊，進村就動手，見屋就上房，上房就掀頂。根本就不通知社員搬搬家中東西。草掀梁塌，社員一家真是傾家蕩產。屋主躲在一旁，大氣也不敢出。誰敢說聲不字，當場會被扣上「反對共產主義，破壞積肥運動，堅持資本主義私有立場」的帽子，輕者一頓毒打，重者還會被當作「破壞分子」，送到公社「集訓隊」，強迫勞改。

一夜之間，新寺一營的突擊隊，在「消滅私有」和「共產積肥」的口號下，掀掉了400餘間社員的屋頂。捆綁吊打16餘人，3人送勞改。

在大搞「什錦湯」積肥運動中 ，奉賢縣共有12000多間草屋頂被扒掉。不僅如此，在縣委指示下，全縣還將12000多擔紅薯苗、2400多擔黃豆秧、7500多擔雜糧作物割毀，投放進「什錦湯」，說是這樣割下作物就往水裡投，可以用大躍進速度放「衛星」。李少峰竟在電話會議上說：「現在關鍵又關鍵的問題是放衛星！你管他紅薯、黃豆乾什麼？總之一句話，完不成任務，插白旗、反右傾、送勞改！」

「什錦湯」積肥運動中，全縣有魚塘、河濱4000多條被封圍積肥，魚死蝦絕，臭氣熏天。

如此聲勢浩大、代價慘重的「什錦湯」起了多大作用呢？雖是臭水草湯，卻肥力有限。各社除了放「衛星」博些榮譽彩頭外，卻很少將「什錦湯」去施肥澆地。放積肥「衛星」就是一切，至於積肥的目的是什麼，根本就沒人去管。

二、深翻土地運動

2.1. 1958年的中國，幹部聽上級的，全黨聽中央的，中央又由對大躍進「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如痴如醉，狂熱難抑的毛澤東一言定奪。

上一年，毛澤東在思考農業大躍進，糧食大增產的問題時，由有關農業專家推薦，讀了一本蘇聯教科書《土壤學》。書中談到適當深翻土地，可以改善土壤團粒結構，通風抗旱，增加嗜氧菌而提高肥力。

毛澤東如獲至寶，向全黨大力推薦糧食增產的不二法門。他在1958年成都會議、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等多次重要會議上，大力號召全黨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工業農業要大躍進。並樹起河南長葛縣為深翻土地的典型。毛澤東言之鑿鑿：深翻一遍，增產一倍，深翻一尺五，畝產八百斤……

一場深翻土地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各地豪言壯語氣壯山河：「苦戰一冬春，深土全翻身」、「深翻一丈二，畝產十萬八」……

中共華東局下達文件，要求從1958年到1959年秋以前，把全部耕地都深翻一遍，深度要達到一尺至兩尺。

2.2. 中共奉縣委一心要在「大躍進」中力爭上遊。

　　「深翻土地奪高產」，「深翻土地運動」成為農業大躍進的重要內容，橫掃中華大陸。各省、地、縣發文件，訂措施，互相攀比大競賽，「深翻衛星」指標高得嚇人。奉賢縣委決心大，指標高，用王文忠書記的「躍進語」來說，「誓死奪冠」！深翻指標則從1957年冬的「全縣一尺五，豐產三尺三」，到1958年夏收變為「衛星田深翻一丈三」。

　　縣委領導人決定全縣深翻土地運動，必須鼓足幹勁，大放「深翻衛星」。1958年春，縣委制定深翻躍進計劃，全縣土地深翻標準是三尺到六尺。並規定各公社必須以深翻土地為中心的中心，必須將70%的勞動力投入深翻運動。

1958年秋收後，縣委提出新的口號：「苦戰一冬春，深翻三尺三」。豐產田要翻六尺，衛星田要到一丈三。全縣計劃如此深翻土地四十萬畝。全縣各公社男女老少社員，絕大部分都被趕到田地里，沒日沒夜加班加點，深翻土地。白天望奉賢大地，紅旗遍野；夜晚望去，燈火照天。

照挖地三尺計算，三尺就是一米，一畝為60平方丈，約200立方米。深翻一畝地，要挖200立方米。按照正常的工作量，一個強勞力，用鋤頭一天能翻5個立方米。一畝地大約要用40個強勞力。奉賢縣委計劃翻地40萬畝，大約要用1600萬個強勞動力工日，挖8000萬土方。如果加上豐產田，挖土方將超過億計。

時間緊，工程量巨大。在合作化前原本農業生產勞動力相對過剩的奉賢，立時感到勞動力奇缺。對此，李少峰在縣委書記處會議上，大發感慨：「合作化還感到勞力過剩，一到大躍進，各項工程都缺人，缺勞力。我看中國的女人還得學蘇聯，生它十來個娃娃，封個英雄母親。人口要翻番。

儘管勞力緊，任務重，但在縣委召開的社隊幹部會議上，各社幹部擺起了擂台賽的架式。有的提出，保證全社深翻五尺，有的要翻八尺，深翻「衛星」社更是提出，全社翻一丈，豐產田要翻一丈三！

自打深翻土地運動開展以來，各公社社員都是雞叫頭遍，就被幹部逼著上工，苦幹到半夜，還在地頭。奉城公社規定：男勞力一天翻兩畝，婦女一畝半，老人、兒童翻半畝。超強度的勞動量，幾天下來，人人都累得精疲力盡，尤其是婦女和老人，沒有人能完成「衛星」指標。

完不成任務怎麼辦？扣飯、批鬥、毒打、送勞改！各社隊專門制定了深翻卡，完成任務憑卡吃飯，完不成任務，食堂不准發飯。屢記拖欠任務者，要開批鬥會，嚴重者送勞改。

據後來中共中央批轉通報全黨的上海市委關於奉賢慘案的報告說，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告訴社隊幹部：「群眾象狗一樣，只有手裡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豬似的，不扯耳朵不叫」、「你不打，他不干」，「要想大躍進，堅決大批促大干，手頭一點也不能軟。」大批、大打、大餓飯、大勞改成為奉賢縣委的工作法寶。

一股「大打促大干」的風氣盛行奉賢。一位奉賢公社負責人後來檢討時說的非常形象：「我們的出發點原來是想著為了工作，人沒有不怕打的，一打，社員的幹勁就上去了。完不成問題是方向問題，打人、罵人只以為是方法問題。」對於完不成任務，和完成任務不好的社員，幹部上來舉手就打，張口就罵。動不動就罰跪、罰飯、送勞改以致於有些社員一看見幹部，就嚇得戰戰驚驚，全身哆嗦。後來社員們控訴說：「幹部把社員 當牲口來使，人比牲口還不如，牲口乾活還得吃料，社員幹活不給飯吃光吃傢伙（指刑具----作者）。」

11月6日，奉城公社黨委書記宮茂敏帶著全社連以上幹部檢查生產。來到五營的地頭，宮書記下到地里拿尺量，一量，深翻不到一米。書記大人火大了，厲聲責問翻地進度。營長顫顫驚驚地趕緊匯報解釋。宮書記越聽越上火，聽著聽著，他兩眼冒出凶光，下令當晚召開全營社員大會。

大會開始，宮茂敏大聲宣布，將五營營長和各連指導員撤職查辦，勒令營總支書為「縱容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作深刻檢討，聽候處理。並當場將一名沒有完成任務的中農社員，以「破壞深翻土地運動」的罪名五花大綁起來……

全營社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只有宮茂敏刺耳的尖叫在迴響：「任務一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他宣布：「五營所有耕地要逐步複查，翻地1米2以下的『黃旗』幹部要辯論，翻地1米以下的『白旗』幹部，要撤職！」

深夜，大雨如注，宮茂敏親自督戰，幹部和民兵持槍荷強，揮舞棍棒，把苦幹一天十多小時的社員，全部趕到地頭，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有幹部問：「病人怎麼辦？」宮書記大怒：「病人？哪來的病！偷懶裝病，罪加三等，給我趕下田去！大躍進你裝病，人民公社不養病人，只要吃得飯，就給我下地去！」

11月的夜雨寒氣刺人，社員們拖著精疲力盡的身子，在泥水中拼盡全身最後一點力氣，舉起鐵鎬，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幹部們手持棍棒、皮帶，在地里監督。誰的活慢一點，立即被打翻在地，打完了接著干。

風聲、雨聲、斥罵聲、棍棒打人聲、社員痛哭聲，混徹夜空。漸漸地，一個社員栽倒下地，又一個社員昏死倒地。馬燈刺破黑夜，田間倒下了幾十人。幹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宮書記命令：「醒來在干！」此情此景，讓每個稍稍有點人性的人，都會痛哭失聲。

五營總支書記再也按不住悸痛的心情，他懇求宮茂敏開恩，減少些任務，或者先讓社員回去睡會覺，恢復恢復明天再干，「這樣搞不好要出事的。」

宮書記身披雨衣，手執皮帶，鋼築鐵打般站在地頭，面冷話硬地說：「社員今夜不能休息，必須完成深翻600畝的任務！完不成任務，撤幹部的職！出事，出什麼事，共產黨從來不怕出事，打日本、打老蔣 ，共產黨怕過事嗎！」

深翻一米五，人均一畝半！望著累死累活仍在拼命的社員，看看昏死過去抬到地頭雨中的幾十個病號，想想明天完不成任務將受到的處分，這位總支書記偷偷溜回家，服下農藥自殺了。宮書記聞訊大罵：「這個王八蛋！大躍進當逃兵，當叛徒！死了也饒不了他！劃反黨分子算了。」

餓飯，是深翻運動中的又一法寶。

新寺人民公社的幹部作了硬性規定：不完成深翻任務不許吃飯。一天不完成，一天不吃飯，十天完不成，十天不吃飯。

人民公社食堂化，一切糧食歸公共食堂，社員不准私自開伙，各家各戶的鐵鍋都砸壞煉鋼鐵。誰要是私自藏點糧食，弄點吃的，立即批鬥、送勞改。深翻任務那麽重，一天勞動量那麽大，吃食堂按定量本來誰也吃不飽。完不成任務不讓吃飯，就是病號也不例外。那真是捏住社員性命的法寶：誰敢不聽話，餓死他！新寺公社一個營300多人奉令大戰豐產田，幹部規定二十多畝田，深翻六尺，天黑前必須完工。結果到太陽落山，活才幹到一半。營領導大怒，帶著民兵封了食堂，社員們餓著肚子在地里幹了兩天，地翻完了食堂才開飯。結果一下子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個多月。

深翻運動，幹部們為了完成任務，完全拿著社員的性命作兒戲。在他們眼中，社員就是一群讓他們完成任務爭上游的牲口和機器，根本不管社員累死累活，就連病、殘、孕、老者，也一律不得倖免。

曙光人民公社有個女社員，名叫顧林仙，已經懷孕六個多月，妊娠反應較大，身體虛弱。她所在支部副書記王根生，卻硬逼她下地勞動，並威脅說：「做不動就開會辯論你！」辯論會就是鬥爭會，拳打腳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辯論，就跑回娘家。兄長見她大著肚子跑回家，忙問因由。她對哥哥說：「我骨頭酸痛，肚子大，深翻土地身體夠不著。不做沒飯吃，做不好，又要挨辯論鬥爭。」她哥哥怕事，勸她回家。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去後，她找了根繩子上吊自殺了。

顧林仙死後，社員們大受震駭和刺激。縣委後來派出調查組去調查，找誰談，誰也不說一句話。社員敢怒而不敢言！

「大躍進」中的幹部，欺上壓下是本色，上級指令高於一切。完不成任務，別說社員在他們手中活受罪，下級幹部也會倒大霉，弄不好，就會要你的命。下面的幹部也怕過上報高指標的「躍進」關。

據上海市委整風工作隊匯報，奉賢縣從縣委領導，到社、隊幹部，對完不成深翻土地、大煉鋼鐵、積肥等各項任務的下級幹部和社員，就是九個字：辯論、批鬥、毒打、送勞改。一級壓一級，慘案不絕。

58年秋收時節，棉花正當收摘之時，深翻土地運動又正值高潮，縣委強令必須用70%的勞動力翻地。奉城公社四營二連的幹部怕棉花過時會爛在地里，便抽了45%的勞動力，趕收幾天棉花。四營黨總支書記一看，二連的深翻進度降了下來，立即召開幹部會議追究責任。

二連負責生產的幹部因病請假沒到會，總支書記大人怒火衝天，厲聲喝道：「生病也要來，不能走路用門板抬著。」當即派人推了一輛小土車，把他從家裡給推到會場。營總支書見他真是有病，仍然惡狠狠地指著他說：「今天你生病，我不與你多講，待你好了之後我同你算帳，你小心點！」這位幹部回到家裡，左思右想，只怕過不了這一關。想想如今活著也受不過這些罪，終於服下大量1605農藥，自殺身亡。

新寺公社一營四連社員范娟寶，因小孩生病出痧子，需要照料。她找到幹部苦苦哀求，說孩子的病越來越重，想請幾天假，在家照看孩子。連長兇狠狠的說：「你休息在家享福，誰幫你完成翻地任務？不出工不行！」結果孩子病得不行，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去，成為深翻土地的又一殉難者。

各級幹部的強迫命令，造成奉賢深翻土地運動中不斷發生死亡事件。僅奉城公社就自殺3人，全縣自殺、累死、打死、勞改中勞累過度致死的遇難者近百人！

三、「消滅紅鈴蟲」與拆燒民房

3.1. 誰能想像，僅僅為了治蟲滅蟲，奉賢縣的領導人竟能無法無天大舉拆燒民房，鬧到萬民流離失所的地步？！

1958年夏秋之交，江南高溫多雨，空氣悶熱潮濕，棉花紅鈴蟲成災。收進倉的棉花中，紅鈴蟲爬進倉庫縫隙角落，結繭成蛹。如不找到有效防治紅鈴蟲越冬繁殖方法，來年的蟲害必甚。

當時，江蘇地區推廣了淮北地區及啟東、太倉等地消滅紅鈴蟲的經驗，即用玉米杆等禾秸，搭建臨時棉花倉庫，用後立即拆燒的「快速滅蟲法」。並介紹說，這樣，燒過的玉米杆灰還能作肥料，一舉兩得。省委專門召開滅蟲現場會，會議決定，對現有棉花倉庫，拆倉刮蟲，拆燒臨時棉倉。

奉賢也派代表去參加省委召開的現場會。代表回來，原原本本向縣委作了匯報，並強調省委「一拆二燒」的精神。

從奉賢已經採取的做法來看，房子倒是已經開始拆了，但燒還沒動手。縣委在原來消滅越冬紅鈴蟲運動中，就曾將堆放過棉花的房子，拆下屋樑、房柱、門、窗，投在河中浸泡，使鑽進縫隙的蟲子爬出來。或者淹死凍死，有的地方採取藥物熏蒸的辦法殺蟲。縣委明確表示，在「大躍進」年代，這些方法太落後，是「少、慢、差、費」。只有放火，才能燒出「躍進速度」。

秉承縣委意圖，縣農業局提出了一個消滅紅鈴蟲的「躍進方案」：將凡是堆放過棉花的房屋，一律拆毀，放火燒！

9月10日，中共奉賢縣委發出《關於全面開展防治越冬棉花紅鈴蟲的指示》，要求作到徹底、乾淨消滅棉花紅鈴蟲，要「籽棉不歸家，就地進倉，就地儲藏，收後燒光」、「拆瓦房，燒茅房」。

9月13日至15日，縣委在興橋人民公社召開了第一次現場會議，示範性地搭成臨時倉庫，然後燒毀。李少峰得意洋洋地告訴與會者：「看到沒有，一把火，蟲子還不燒死了，它又不是孫悟空，能過火焰山，能過太上老君的煉丹爐。」

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臨時倉庫。各社隊原先收回的棉花，大都堆放在民房內。人民公社化運動大搞「生活集體化」，社員都被編入連、排、班住大統鋪，剩下的房子，好一些的都作了倉庫。燒房滅蟲？不少幹部心裡發怵，怕引起民憤。

3.2. 由於積「什錦湯」，大拆民房傷了民心，這次消滅紅鈴蟲運動又要拆燒民房，自下而上阻力不小。房子雖說充了公，但原房主心裡還是見房想起自己的家，各家各戶都還有一點充公不要的罈罈罐罐，有的人還藏有鑰匙，隔三差五地偷偷溜回家呆一陣，看一看，找找「共產」前一家人團聚的溫馨回憶。尤其是幹部，土改運動就是積極分子，自然分的好房子。公社化運動中，雖說是充了公，但多是拿一部分做倉庫，其他幾間住人。幹部們住了幾天大房子，不自在，個人又經常跑回家，開小灶，過幾天夫妻生活什麼的，也很方便。倉庫里要吃要喝有的是，夫妻團聚也沒人敢管。沒想到這下可糟了。縣委一聲令下，拆燒運動引火上身。為了幾條蟲子，就把房子燒掉，這也太離譜了吧。

群眾反感，基層幹部牴觸，拆燒運動雷聲大，雨點小。

為了實現拆燒滅蟲運動「大躍進」，經縣委副書記李少峰審閱同意，縣委批轉了縣農林局《關於開展徹底消滅越冬病蟲害運動的打算》，下發各公社黨委執行。《打算》強令，整個滅蟲工作必須在12月3日到20日全部結束。為此，「公社各營、連採購站的棉花倉庫作到全部拆、燒、封」。公社搭的臨時草屋和利用草屋搭的棉花倉庫，要「全部燒光、拆光」。為儘快完成拆燒堆放過棉花的倉庫、房屋的工作，要「以公社為單位成立滅蟲突擊隊」。縣委決定，全縣滅蟲工作採取先試點，後推廣的辦法。首先以奉城公社為試點。王文忠發狠地下令：「拆燒滅蟲運動推不動？奉賢還是不是共產黨的天下？我看是黨員幹部在鬧事。要堅決剎住這股歪風，採取強硬措施，大好這一仗！」

11月，縣農業局長戴紀群率領工作隊進駐奉城公社，立即抽調一批公社幹部，組織了一支80人的「滅蟲突擊隊」，開赴各村，突擊實施拆、毀、燒的計劃。

12月5日，經李少峰同意，縣農業局在奉城公社六營召開第二次拆燒滅蟲現場會，全縣各公社滅蟲幹部必須參加，不得有誤。現場會上，當場示範拆毀了5間瓦房，將瓦片揭下來，一片片刮蟲，屋樑、枕木拆下來燒毀。並拆毀了60間臨時倉庫，放火燒掉屋茅和蘆墊。

拆燒滅蟲運動惹得民怨滔滔。因此，現場會後，只有縣委重點示範、工作隊緊抓不放的奉城公社五、六、七三個營開始拆房燒屋，其他社隊的滅蟲燒房，卻並沒有按縣委計劃的「大張旗鼓、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縣委原定的12月20日完成全縣滅蟲工作的計劃難以實現。因此，縣委幾大書記王文忠怒火騰騰，幾次開會，大發雷霆之威。書記處會議上，書記們一致認為：縣委的決定執行不了，幹部們眼裡還有黨嗎？文的不行來武的。要不惜代價，堅決剎住消極怠工的歪風邪氣，促使各公社幹部轉到正確執行黨的決議的立場上來，積極完成拆房燒屋，消滅紅鈴蟲的任務。要打勝拆房滅蟲這一仗！

12月16日至17日，縣委副書記李少峰再次委託戴紀群，召開第三次拆燒滅蟲運動現場會。會議一開始，氣氛就非常緊張，縣農業局正、副局長帶頭，一上來就親自指揮，拆房燒屋。戴紀廷親自點火。傾刻之間，現場示範的3間臨時倉庫、3間草屋被燒毀，1間瓦屋被拆瓦刮蟲，1間瓦屋全部被用泥漿封死。

現場會上，縣委負責人強令各公社必須仿照執行，不得有誤。會議責成各社到會幹部立即組織「滅蟲突擊隊」，逐村檢查拆、燒、封房屋情況，要作到「到一營、清一營、徹底一營」，務必在半個月以內完成。戴紀群在會上威脅說：「拆燒房子搞不起來我要找你們」，「思想不通的要辯論」。並說：「現在燒房子是合法的，大家不要怕」。

在戴紀群主持下，奉城公社在試點期間，共燒毀草頂房202間，拆毀瓦頂房33間。

這一下，各公社幹部回去後就動真的了。誰不怕丟官罷職、辯論批鬥、勞動教養呢？誰又敢冒「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三面紅旗」罪名的風險呢？各公社黨委書記和社長親自掛帥，下決心要把「拆燒滅蟲工作」抓出「大躍進」的成效來。各社都組成了「拆燒滅蟲突擊隊」，凡是堆放過棉花的房屋，有一間拆一間、燒一間。

社員群眾的不滿和牢騷真是到了極點。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毫不留情。下面是當年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的言論，議論者一律被送進「勞改隊」。

「今天滅蟲燒屋拆房，積『什錦湯』拆房，大煉鋼鐵又要拆房，明天還要搞什麼名堂？」

「拆房拆房，我們是人，不是豬。豬、牛還要個豬欄、牛棚，拆了房，我們連豬都不如。」

「先拆房的還能找個豬圈、牛欄擠一擠。現在拆了房，我們連豬圈都沒得住了！」

後來中共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組向市委的報告中說，農民們含著淚水向工作組哭訴：「這是我們一點一滴的血汗掙來的」，「多年積累一夜光，現在只剩下小包裹」，「我們社員性命還比不上幾條蟲？」

3.3. 據調查統計，到1959年1月3日為止，在滅蟲拆燒房屋運動中，奉賢全縣共燒拆房屋、倉庫3168間。其中全部燒掉的224.5間，計草頂屋92.5間，臨時搭建的倉庫95間，牛、車棚3間；部分燒毀的2243.5間，瓦屋54.5間，草頂屋785.5間，臨時倉庫1250間，牛、車棚153.5間；拆後材料全部散失無著落的698間，計瓦屋21間，草頂屋677間。

　　總的統計，從「什錦湯」積肥運動拆毀民房12000多間，大辦水利工程拆房取料3188間，人民公社化運動大搞「三化」，生活集體化後公共食堂缺柴火拆燒民房2147間，到滅蟲運動拆燒民房、倉庫3168間。大煉鋼鐵拆房3600多間，「大躍進」一年中，奉賢縣共拆毀焚燒民房25000多間。

　　奉賢縣委負責人和民眾的房子結上了仇：積肥拆民房、大辦水泥拆民房，滅蟲運動拆燒民房，那大煉鋼鐵運動，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李少鋒曾說過：「消滅私有制，就必須消滅家庭。要讓家庭消滅，必須先讓私有制的溫床房屋消亡。公社化為我們提供了搞共產主義的歷史的條件。」客觀評價，在當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歷史背景下，各地大拆民房風，與幹部們對共產主義認識普遍類似，於李少峰不無關係。

　　積肥拆房，興修水利拆房，滅蟲拆房，大煉鋼鐵還是拆房。1958年5月興風起浪的奉賢大煉鋼鐵「土高爐」，就拆了一批民房，取磚蓋爐，拆木料當燃料。

　　7月4日，在縣委統一布置下，全縣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各社、各隊派出大批民兵、積極分子，拆房取料建爐，砍樹伐林當燃料。到10月15日，奉賢縣委又大搞「鋼鐵高額豐產周」，派出「建爐煉鋼土專家」，造起小高爐139座，小土爐527座，建爐原材料，基本上取自於拆毀民房。而奉賢一無鐵礦，二無焦炭，大煉鋼鐵的原料，則是從各家各戶刻「捐獻」，抄家來的鐵鍋、鐵鏟、鐵犁、鐵鋤等生活和生產用具。查抄運動到18日告一段落。全縣僅鐵鍋一項，即庫存75.52噸。據《奉賢縣誌》載：農家鐵鍋基本收盡。奉賢縣大煉鋼鐵運動，到11月10日結束。煉出來的生鐵，生產成本達每噸2613元。而這些砸了鐵器扔進土高爐，又耗盡民力煉出來的「鋼鐵」，全是和爐渣融在一起的廢鐵渣。

這一場場的拆房燒屋運動，使奉賢農村整個籠罩在一片黑煙蓋地、火光沖天之中。

據中共中央轉發的一份調查報告，奉命處理「奉賢慘案」的上海乾部們匯報形容當時的情景說：「站在高處看奉賢，就象日本鬼子掃蕩後的情景一模一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觸目驚心，一片淒涼」。廣大社員憤恨地說：「滅蟲突擊隊是放火隊」；「為幾條蟲子就敢拆房燒屋，拿人命去滅蟲命」；「強盜搶還剩下屋殼子，現在連屋殼子也沒有了，慘哪！」

四、「勞改隊」與「兒童集訓班」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卷大地，人民公社社員則如農奴一般，為公社在土地上服牛馬苦役。如果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美麗蠱惑，只是政治家們煽情的一手；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是他們用以逼迫民眾拼死效力的另一手。

奉賢幹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實行「全民專政」，無論男女老幼，略有不如其願，成人送進「勞改隊」，兒童則關進「兒童集訓班」。

4.1. 人民公社化的本質，客觀上就是在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共產公有的基礎上，把農民強制編入軍事化體制中，使之成為國家工業化搜刮積累的農業生產的奴隸。其實就是超史達林模式的毛澤東主義精髓。

1958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大辦人民公社的號令後，奉賢縣委聞風而動，大辦人民公社運動一個多月，至10月上旬，全縣實行了公社化。

按毛澤東推詡的經驗，人民公社要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全國一盤棋」，公社化運動中奉賢縣委大搞「三化「，堅決徹底。

　　組織軍事化。縣委規定，16歲以上，50歲以下，除地、富、反、壞、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統統編為民兵。16歲到30歲為基幹民兵，平時通過軍事化組織，大搞大兵團運動的生產運動，組織為農業常備兵團和專業兵團，專業兵團又下設深翻兵團、積肥兵團、鋼鐵兵團和副業兵團。

　　行動戰鬥化。兵團按營、連、排為單位，實行集體居住，男女分開，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統一勞動，統一居住，統一休息。聽哨聲起床、吃飯、出工、收工、實習、睡覺。

生活集體化。最關鍵的是吃公共食堂，集體住大屋。據1958年10月2日的統計數字，全縣共辦起2021個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戶，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當時農業總人口的91%。

在實行「三化」之後，奉賢縣委提出口號，要求社員吃在地頭，干在地里，睡在田頭。各公社在田頭搭起草棚，集體紮營集體睡，以便爬起來就出工勞動，干到半夜爬上鋪就睡覺。江南的夏夜，蚊叮蟲咬，社員們受盡了活罪。

此外，奉賢縣委規定，為徹底解放婦女，廢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組織幼兒園、托兒所。在「共產風」一風吹的情況下，一切財產歸公。每個人只剩下換洗衣物，打在一個小包袱里，隨身帶著走。用不著的統統打爛、燒毀，以割斷「資本主義尾巴」。社員房子充了公，公社還不放心，怕見物思舊。在集中居住後，各公社還放火燒了一些空房子。僅僅為了實現「共產共居」，斷絕社員還家之念，全縣就拆燒民房2147間。

被「解放」出來的婦女社員，統統被編入各娘子軍連，參加各種大兵團作戰，累死累活。結果許多婦女勞累過度，造成子宮下垂、流產、閉經、不生育、浮腫等疾病，直至大批死亡。

更令人髮指的是，「被解放」出來參加人民公社的婦女，許多人成為幹部宣洩的淫慾的性奴隸和玩物。

廢除家庭私有制，夫妻分居，社員們違反紀律，偶爾有夫婦倆相約野地交合，一旦發現，就會受到批鬥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躍進中，幹部批鬥、毒打過23對野合夫妻。幹部們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間空屋求歡作樂。到了後來，幹部們逐漸體晤到權力的份量，不少作風腐敗者不僅夫妻有樂，甚至以減少勞動任務，安排輕鬆活路，入黨、入團、提干，小恩小惠，多發一點糧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據統計，新寺公社黨委成員，40%有作風問題。全縣大隊幹部中，27%犯「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開始還只是尋找已婚婦女偶爾姦淫，後來則「專挑三揀四，引誘有姿色的姑娘」。據奉賢縣委1961年的一份匯報材料稱：從1959年1960年夏，奉賢縣公社一級幹部中39%有腐化墮落、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長期霸占軍婚、女教師和少女。新寺公社一幹部玩弄女性15人。有的少女被姦淫後給一雙襪子，幾塊糖果，幾包餅乾，有時給幾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員編了一首順口溜：「如今幹部不一般，白天吃喝晚上玩。開口就罵舉手打，社員難過鬼門關。鬼子愛搶花姑娘，幹部圍著女人轉。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一碗大米飯……（後四句紙面局部損毀，字跡不清——引者）。」泰日公社大饑荒年代，竟發生丈夫剛餓死，死屍還停在屋裡，生產隊長第二天就掖著米袋進門先占人妻後占女的事件。

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大放「衛星」、共產共居、吃食堂、搞「三化」、拆屋燒房，幹部違法亂紀，草荐人命，放「衛星」，高徵購，1958年，鬧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發牢騷、講怪話一時盛行。

奉賢縣委根據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把農村中的不滿情緒，看作是富裕中農代表的一種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潮，是反對人民公社運動的主要勢力，必須堅決打擊。

從中共奉賢縣委列舉的材料來看，所謂富裕中農思潮的典型言論和行動有以下表現：

例如，有一個富裕中農，聽到要辦人民公社，就告訴其他富裕中農：「要辦人民公社了，物件充公」。於是賣家具，殺豬宰羊，人心惶惶。

有的富裕中農在辦公共食堂時，不願把家裡的糧食充公共交通給食堂，東藏西藏。有的人不願意吃食堂，說：「公共食堂象餵豬的」，「吃又吃不飽，活又太重了」。

在組織集體生活，集體居住時，有的人在搬家前殺雞宰羊，大吃大喝，並說：「現在殺兩隻吃，以後恐怕殺不成，吃不成了」。

其實這不過是農民的心裡話，但奉賢縣委認為這是嚴重的階級鬥爭，必須堅決打擊。要發動群眾，大鳴大放，懲辦富裕農民及地、富、反、壞分子。懲辦那些發牢騷、講怪話，對「三面紅旗」不滿的壞分子，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群眾積極性，實現農業大躍進。

1958年10月，奉賢縣委召開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會議提出，在農村，存在著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廣大貧下中農要堅決向以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農村資本主義開展鬥爭，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會議決定，全縣要發動群眾，開展對富裕中農辯論、鬥爭的運動。

大會由縣委書記王文忠主持，撤職、鬥爭了一批「右傾保守」、「富裕中農」出身的幹部。縣委副書記李少峰在會上強調，幹部撤職以後，「如何安排由社黨委自己考慮，也可以去勞動改造」。一時造成完不成任務、放不出「衛星」的「右傾保守」幹部一律撤職送勞改的風氣。幹部怕送勞改隊，必然不顧一切加強迫害群眾。

在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基礎上，奉賢縣委大力推動起第「四化」，即「專政勞改化」。它成為公社化的強大支柱，成為幹部們推動工作的有力手段。

4.2. 1958年4月，江蘇省公安廳下達了《關於舉辦『集訓』問題的通知》，要求對不滿社會主義的地、富、反、壞分子和流氓進行集訓式勞動改造。經縣委批准，奉賢縣警局在南橋鄉江海合作社試辦了全縣第一個「勞改隊」，命名為「躍進隊」，後改名為「勞改隊」。各社送來一批所謂地、富、反、壞分子，集訓勞改。縣警局提出，有條件的地方都可以舉辦「勞改隊」、「勞教隊」。

　　8月，公安部通過並下發《公安工作的一些問題（草案）》。《草案》提出：集訓是公安工作大躍進中的一項重要措施，它可以多快好省地解決對敵鬥爭和社會改造中的若干問題，在農村和城市都可以兼用。集訓對象主要是流竄犯和地、富、反、壞分子，也可以用來改造二流子懶漢。

　　8月上旬，經奉賢縣縣委書記處討論決定，全縣城鄉要掀起「集訓」高潮，各人民公社，各管理區要普遍開展集訓工作，設立集訓隊。很快，全縣建立起集訓隊、勞改隊170多個。一時間，社社設立勞改隊，各管理區 爭相成立集訓隊。

　　8月4日，奉賢縣委組成437人的生產檢查團，由縣委負責人和省委、地委6名幹部帶隊，對全縣農業生產進行分片大檢查，至8日結束。胡橋鄉曙光中心社青年隊有11塊水稻田和棉花地評為三類苗田，被插上「白旗」。該社當夜就出動全社主要勞力，「開夜工，鬧通宵，趕製土化肥，消滅三類苗」。聲稱一定要實現糧食畝產過五千，棉花畝產超雙百。結果該社幹部還是挨了批判和處分。

　　8月下旬，縣委又組織了77365人，由縣委負責人會同省委、地委派來的幹部15人，在全縣進行了「對秋熟作物全面檢查鑑定」。「插紅旗，拔白旗」，全縣掀起了定躍進措施，報高產指標的「社會主義生產競賽」狂潮。凡指標不理想的，一律「插白旗」，批鬥、撤職、送勞改。

　　公社化後，縣委決定對幹部要加強工作力度，批鬥不夠壓力，最有效的辦法是送勞改。

10月奉賢縣委召開的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決定將撤職幹部送「勞改隊」勞動改造。會議以後，縣委還布置各公社進一步排隊，對所謂「工作消極對抗」、「思想右傾保守」、「富裕中農出身」的幹部，都準備撤職查辦。恰好此時江蘇蘇州專區公安處要求加強發展組織各地的「勞改隊」。經縣委同意，奉賢縣警局召開各公社公安員會議，強令各公社的每個營，都要成立一個「勞改連」。

因而，一場全局性的悲劇逐漸形成。各個公社迅速成立「勞改隊」，一些原已辦起「集訓班」的營紛紛擴辦起「勞改隊」。一個大辦「勞改隊」的浪潮迅速席捲奉賢。「送勞改」成為縣、社、營、隊幹部推動「大躍進」、「爭上游」、「放衛星」，以及幹部懲罰群眾的法寶。

原先，「勞改隊」關進去的主要對象是所謂地、富、反、壞分子和流氓分子。隨著大辦「勞改隊」風起，勞改對象急劇擴大，一些基本守法的富裕中農、部分被撤職的幹部，甚至連一些完不成任務，或者是抗拒幹部的貧下中農社員，以及幹部看著不順心的社員，都被紛紛送進「勞改隊」進行勞動改造。據縣委在整風運動時檢討說：「當時，許多領導把送勞改當成主要工作手段，大路小道。捆綁送勞改的不絕於途。」

「勞改隊」的主要「改造手段」，一是體罰，二是超強度勞動任務，三是對繼續改造不好的實行餓飯，監禁，毒打。

10月下旬，泰日公社黨委根據縣委指示，要求各營組織「勞改隊」。公社黨委副書記到三營布置落實組織「勞改隊」工作時規定：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人、社會可疑分子、手腳不乾淨的小偷、被撤職的幹部、生產不積極的懶漢，均可作為勞改對象，送「勞改隊」強迫勞動。他還定下指標，要求每連必須送2---3人，最多不超過5人，但不能不送人。他還同意在押送勞改分子去「勞改隊」時，繩捆索綁。

泰日公社黨委書記還以「不服從領導」、「右傾保守」等罪名，將光輝公社的一個身為江蘇省黨代表、省人大代表、勞動模範而放高產衛星不力的支部書記鬥爭、撤職，然後送公社辦的「勞改隊」勞動教養。

該公社黨委副書記帶檢查團深夜到二營四連檢查生產。因社員姚某等5人(均屬所謂富裕中農、地、富、反分子)當晚開夜工時提前收工睡覺，正好撞上了。副書記立即勒令未開夜工的群眾起床緊急集合，他指揮檢查團的幹部將姚某等5人緊緊捆起來，要他們坦白罪行，然後宣布將他們捆送一營「勞改隊」。其中，富裕中農王某在「勞改隊」中因強迫勞動過度，勞累死亡。

新寺公社一營幹部，在深翻土地運動中，強迫該營「勞改隊」成員每人每天深翻土地一畝一分，約合150立方米土。並規定完不成任務不准吃飯，不准休息。不僅如此，該營幹部還對「勞改」對象施以種種刑罰。有人被吊打致死，有人活活累死。

據當時調查，該營在7個月中，先後有90人被送入「勞改隊」，遭受捆綁、吊打、關禁閉的有25人，造成死亡10人（其中吊打後死亡4人，自殺3人）。對死者，該營幹部認為：「這些傢伙自己要死的，不願改造死了算，少麻煩了。」

奉城公社共鬥爭富裕中農424人，其中有貧下中農395人，占被鬥爭人數的93%。富裕中農因被鬥而自殺死亡2人。

後據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組奉命複查，奉賢因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於「勞改」、「集訓」的23人（打死7人，自殺16人）；全縣被送入「勞改隊」進行強迫勞動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餘人。

據奉城公社調查，在死難者中，貧農占50.8%，中農占41.5%，地、富占7.7%。據對泰日公社兩個「勞改隊」106人的調查，屬完不成高額任務而扣上「生產不積極」罪名，因飢餓難耐偷了莊稼吃而扣上「手腳不乾淨」，「思想作風不好」，甚至「吃飯搶先」也被治罪送勞改的即占74.5%。

4.3. 1958年初，奉賢縣警局開始大辦「兒童集訓班」，對所謂「頑劣」兒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大躍進」以後，「大兵團作戰」把成年男女勞力抽調到天南地北大會戰，家家戶戶，壯年勞力離家不歸。住房也多在積肥，大煉鋼鐵和公社化中拆毀，大多流離失所，少年兒童無人看管，許多孩子甚至因家長不在，連飯也沒有吃的。因此，先是一些地區的小孩因家中沒大人，食堂剋扣吃不飽，餓得受不了，而跑到地里偷吃莊稼，到食堂偷吃的。其它偷偷摸摸事件不斷發生，這在當時是一個普遍情況。

1958年初，南橋鎮居民常發生錢、物被小孩偷扒事件。許多偷摸案子偵破不出，也懷疑是小孩作案。

2月，江蘇省公安廳和蘇州專區公安處為貫徹公安工作的「大躍進」，取得破案工作的大發展，曾先後轉發了南京市警局和太倉縣派出所等單位對有偷摸行為為兒童舉辦學習班的經驗。

為貫徹上級指示，並針對奉賢城鎮兒童偷盜案件屢有發生的情況，縣警局提出改造教育市鎮兒童犯的計劃，比如家庭願出錢，請求政府管教，就可將兒童犯送到農業社進行勞動改造。同時提出：要創造「五無」安全社，全縣50%農業社要實現安全社。該計劃得到省公安廳派駐奉賢工作組的認可。

2月，縣警局先後排出兩名公安幹部，到南橋鎮調查摸底，準備集中審查「頑童」。經鎮黨委同意，縣警局於三月和八九月間，先後兩次在南橋鎮舉辦「兒童集訓班」。共集訓兒童270多人，其中大多數是10---13歲的兒童，最小的年僅6歲。

奉賢縣警局領導人為了實現公安「大躍進」，當時提出許多激進口號，如「大案不過三，小案不過天，謠言不出社」等。縣警局還組織對公安幹警進行紅、黃、白和大、中、小「三旗評比」，致使公安幹警中法紀觀念日益淡薄，「老子就是法」，無法無天，刑訊逼供，違法亂紀行為極普遍。

據上海市政法部調查統計材料表明，奉賢縣警局49名公安幹警，有打罵和刑訊行為的26人，股、所長11人，有違法亂紀行為的8人。落到這樣一群公安幹警的手裡，「兒童集訓班」的兒童們可就遭罪了，種種體罰、虐待成了家常便飯。

9歲兒童楊秋林，在「集訓班」幹部的威嚇逼供下，交待說曾偷過200元錢。此後，他終日驚恐不安，擔心自己會再遭到吊打審問，最後冒險逃出「集訓班」，但被公安幹警抓了回來。「集訓班」的幹部為讓他不再逃跑，竟用繩子把他的腿牢牢拴在房門上，繩子深深地勒進楊秋林幼細的小腿之中。

12歲的衛某，原先是個精明活潑的孩子，不過有些滑頭、調皮。關進「集訓班」後，多次被公安幹部和工作人員打耳光，用腳踏，用皮帶抽，還罰他跪在翻轉過來的竹扁擔上，竹扁擔放在一堆碎磚塊上。疼得他實在難以忍受。頻繁而又嚴重的體罰，致使衛某幾乎神經崩潰，一天到晚嚇得掉了魂似的，靜靜的夜晚常常聽見他在睡夢中驚喊：「我坦白，我坦白！」有一天夜裡，因驚恐不安，失足跌進小便池裡。

更令人髮指的是，集訓期間竟有少女遭到公安人員凌辱。「集訓班」公安幹部利用職權之便，對2名集訓少女進行猥褻、強姦。

　　據當時對被集訓過的88名兒童調查了解，受過捆綁、吊打、扯耳朵、抽皮帶、煽耳光、曬毒太陽、罰跪和性虐待等刑罰的就有85人。

　　當年，奉賢縣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全面專政」，決不是一場個別的孤立事件，而是自上而下的全局性的悲劇。1958年11月16日，公安部長徐子榮在華東政法片會議的總結髮言，就將這種社會主義「全面專政」作為「公安戰線大躍進的偉大成果」予以統計「五省一市（福建、安徽、江蘇、江西、浙江、上海）在10個月中共打擊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種破壞分子804230名，計：捕了237616名，殺1301名，管制131380名，勞改83131名，戴回帽子115738名，批判鬥爭205064名。安徽一省就捉了118000多，江蘇也捉了五萬多。」
　　
五、「奉賢慘案」查處記

1958年11月，奉賢等7個縣劃歸上海市管轄。時值鄭州會議後糾「左」，上海市市委和江蘇省委又有小矛盾，正好抓典型。中共上海市委和市農委在接管和檢查工作時，發現奉賢縣發生的嚴重違法亂紀造成大量慘案。中共上海市委對奉賢幹部嚴重違法亂紀案「高度重視」，市委主要負責人親自主持該案調查工作，奉賢縣幹部違法亂紀事件，被定論為「奉賢慘案」。

5.1 據中共上海市委上報中共中央材料，當奉賢慘案的問題開始暴露後，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等人極力阻撓市委工作組的調查工作，有計劃地封鎖消息，還散布流言蜚語，污衊工作組是去「找岔子」，整他們的。甚至布置一些有問題的人員，包圍市委工作組，用種種非組織手段，進行抗拒。

為迅速查清案件，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請示。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監察部負責處理此案。中共上海市委專門派出實力強大的工作組到奉賢調查。工作組負責及時將調查情況直接向市委主要負責人匯報。

　　1959年4月24日晚，中共上海市委在奉賢縣召開全縣廣播報大會，組織全縣廣播，群眾收聽。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在廣播大會上宣布了「奉賢縣嚴重違法亂紀錯誤」。會上，市委通報了奉賢縣部分領導幹部違法亂紀活動的情況，宣布調整和改組奉賢縣委和有關組織，並宣布將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等人撤職查辦。

1959年4月，市委成立了奉賢幹部嚴重違法亂紀案件集訓班，對奉賢嚴重違法亂紀案件的涉及人員進行集中學習和處理。與此同時，調整和整頓了基層黨委組織，並對受害群眾進行了撫恤和救濟，對以前受打擊迫害人員，分別作出結論，恢復名譽。

消息傳出，全縣城鄉一片歡騰，人心振奮，廣大群眾竟然按捺不住激動情緒，當場高呼起：「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並說：「這是重見天日，第二次解放。」人們對縣委書記王文忠、李少峰等人，恨之入骨，說：「他們一手遮天，一手霸地，如果讓他們再蹲下去，老百姓就沒法活下去。」

1959年7月廬山會議，毛澤東把彭德懷對「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問題的批評和建議，說成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錯誤地發動了「反右傾」運動。

自山而下一股風，中共上海市委在處理奉賢嚴重違法亂紀案件過程中，按葫蘆畫瓢，把奉賢幹部嚴重違法亂紀、草菅人命，看作是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敵人勾結黨內異己分子的猖狂進攻。因而對奉賢案件作了完全不恰當的定性，整個結論為：「奉賢的錯誤，實際上是和特務分子相勾結，互相作用的結果。」把共產黨幹部的違法亂紀，與國民黨的反共特務聯繫在一起，混為一談。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

王文忠被定性為政治品質惡劣，「蛻化變質、嚴重違法犯罪」，經上海市委批准，1960年3月，市監委將其開除出黨，撤消其縣委書記職務。同時，開除李少峰黨籍，撤消縣委副書記職務。1961年3月，上海市市級人民法院分別判處王文忠、李少峰二人有期徒刑2年。

經奉賢縣委決定，市委批准，1959年12月，將宮茂敏定為品質極端惡劣的違法亂紀分子開除出黨，1960年3月，將戴紀群定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黨，戴還被定為「偽裝混入黨內的中統特務分子」，1960年11月1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分別以「混入革命隊伍的壞分子」和「反革命罪」判處宮茂敏、戴紀群二人死刑，11月3日在奉賢縣招開萬人大會，宣判後二人被槍決。

由於奉賢縣問題面臨的情況複雜，犯有嚴重違法亂紀錯誤和罪行的幹部比重很大，在縣委、縣政府、局長、公社黨委書記以上的領導幹部中，親自動手，或直接指揮他人捆綁吊打群眾性質嚴重的即有40人，占這一級幹部總數的35.4%；生產大隊一級幹部犯有違法亂紀錯誤和罪行的386人，占這一級幹部總數的51.4%。當時在奉賢幹部嚴重違法亂紀案件中，受到開除黨籍、團級以上處分的共有23人，其中，判刑10人，管制1人，勞動教養5人，開除黨籍15人，開除團籍公職1人。此外，留黨查看6人，撤消黨內外職務8人，嚴重警告9人，黨內警告5人，免於處分20人，不予處分7人。此案涉及處理人員合計87人。196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轉上海市委《關於奉賢縣嚴重違法亂紀錯誤的檢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中央在批語中指出：「上海市奉賢縣蛻化變質分子原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和一些暗藏的特務分子、壞分子竊奪和把持縣委和有些人民公社的領導權，胡作非為，殘害群眾，嚴重違法亂紀的事件，是一起嚴重教訓。」

　　5.2 1960年2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監察委員會上報中共中央《關於奉縣嚴重違法亂紀錯誤的檢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報告》稱：「自一九五八年春耕時起，違法亂紀錯誤即連續發生，到了秋耕秋種時，發展到最高峰，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全縣因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而直接被逼死的群眾就有一百五十六人。據奉城人民公社的調查，在死亡的人中，貧農占50.8%，中農占41.5%，地主、富農占7.7%。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餘人。各個人民公社和生產營，都設立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2866人；集訓了2907人。其中，除少數地、富、反、壞分子外，大多數是不應該勞改、集訓的人。據泰日人民公社兩個勞改隊106人的調查，屬於『生產不積極』、『手腳不乾淨』、『思想作風不好』、『吃飯搶先』等不應該勞改的即占74.5%。有的勞改隊還私立條令，動輒進行非法拷打，嚴重地破壞了革命法制。縣警局還以改造『童竊犯』、『頑劣兒童』為名，先後集訓了200多名兒童（大多數是10到13歲，最小的僅6歲）。集訓期間，施用種種刑罰，嚴重摧殘了兒童的身心健康。至於對群眾捆綁、吊打、亂鬥、亂關、罰跪、遊街和停餐等違法亂紀行為，則更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尤其嚴重的是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縣委公然指示將放過棉花的房屋用後一律燒光，全縣被燒毀、拆毀民房1823間，倉庫（多系臨時搭建）1345間；強迫各生產隊拆掉草屋頂，甚至將河邊、路旁正在成長的山芋、黃豆等農作物和蘆葦統統砍掉，投入河濱和魚塘內。結果不但毫無肥效，反而毀掉草屋頂12000多間，山芋12000多擔，黃豆24000多擔，其他雜糧7500多擔，損壞魚塘、河濱4000多條，魚塘中的魚全部被毀。在興修水利當中，強迫群眾拆毀一萬多部木織布機作運土車，強迫基層幹部，挖墓挖棺，作工具改革的木材。」

面對如此嚴竣的幹部違法亂紀、殘害百姓的慘案，中共上海市委監察委員會按照「階級鬥爭」的習慣性思維方式，將之定性為「國民黨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篡奪領導權」。《報告》中強調：「奉賢縣的違法亂紀錯誤，所以發展到如此嚴重地步，並不是偶然的，它同縣委領導人員政治品質惡劣、組織嚴重不純是有密切關聯的。」《報告》分析說：「在縣委領導核心周圍，又有一些暗藏的特務分子。現已查明，縣農業局長戴紀群，是偽裝混入黨內的中統特務份子；副局長趙時桃，是國民黨員，當過偽保長和保甲情報網組長；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付潔，是中統特務的重大的嫌疑。這些分子一方面竭力迎合王文忠，李少峰等人的錯誤主張，投其所好，成為出謀獻策的『狗頭軍師』；另一方面，不親自發號施令，胡作非為，『帶頭』捆綁吊打群眾，殘害人民。同時，某些黨的基層組織也嚴重不純，有些支部的領導權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所篡奪（新奪人民公社有營正副支部書記45人，其中29人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11個營中有4個營的領導權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所掌握）。他們也趁此機會，興風作浪，無惡習不作，明目張胆地進行復辟、破環活動。所以群眾說：『土改時我們趕跑了地主，現在他們是替地主報仇，向我農民進攻。』可見，該縣的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嚴重強近命令、違法亂紀問題，而有些是特務分子、壞分子和階級分子的破壞活動。由於蛻化變質分子和反、壞分子控制了縣委、縣級某些部門以及少數人民公社的領導權，就大大加重了違法亂紀的嚴重程度。」

從1960年至1962年各省的整風材料來看，大躍進中幹部強迫命令、嚴重違法亂紀問題，是一個遍及全黨、全國幹部隊伍的普遍現象。在那樣的時代，無人敢於涉及諸如權力體制這樣靈敏話題，全黨只能在毛澤東「階級鬥爭理論」中找答案，找辦法，找方向。新的悲劇必不可免。此後，從整風整社、社教運動、五反運動、四清運動，直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把黨內幹部問題歸納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隊級鬥爭的繼續，共產黨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中國社會，被引向史無前例的大災難，脈絡可鑑，勢不可免。

　　5.3 當然，大形勢依然在「三面紅旗」既定方向下發展，廬山會議後全國又掀起了「反右傾」和「更大躍進」，奉賢人民的苦難並沒有熬到頭。

糧食還在報高產，徵購還在高指標，社員勞動強度還在加強，口糧還在減少。終於，1959年下半年至1961年底，奉賢縣發生了大規模的晉嚴重饑荒，人口大批死亡、浮腫、乾瘦、婦女閉經、子宮下垂等病人大量發生。

　　　1961年2月，全縣就查出浮腫病患者1923人，其中男性占84.87%。婦女普遍發生子宮下垂、閉經。1961年3月，對奉城、頭橋、鄔橋、蕭塘、行莊、新寺等公社3350名婦女普查，子宮脫垂病人達2174人，占普查人數64.9%。
……

5.4. 歷史翻到八十年代。在平反冤假錯案大潮中，奉賢原受處分的幹部紛紛上訴。中紀委對奉賢幹部嚴重違法亂紀案件進行了複查。1984年4月，中紀委複查結果認為：「『奉賢案』原定案依據的基本事實沒有出入，定為嚴重違法亂紀錯誤的性質是恰當的」。中紀委批覆又指出：「原認定『奉賢的錯誤，實際上是和特務分子相勾結，互相作用的結果』的結論，鑑於經覆審查與事實不符，可作相應改變」。批覆對原來在該案中部分人員的處理作了更改，其中，「王文忠、李少峰同志違法亂紀嚴重，原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不變，如表現好，可重新入黨，可恢復他們的原行政級別。」「撤消原給予宮茂敏同志『混入黨內壞分子』的結論，黨籍不予恢復」；「撤消給予戴紀群同志的處分決定，恢復黨籍，恢復名譽。他在消滅越冬棉花紅鈴蟲燒拆房屋問題上是有錯誤的。」

根據中紀委的批覆精神及上海市紀委的意見，從1984年6月開始，在奉賢縣委和市紀委的領導下.縣委成立了複查「奉賢案件」領導小組，根據是純屬工作中的錯誤，還是有其他錯誤；當時是一個單位的負責人，還是非主要負責人；是貫徹執行上級決定過程中犯的錯誤，還是自己別出心裁；是後果嚴重，還是一般後果等四個方面的界限，對此案涉及人員進行了複查。複查結果，原先受法紀處分的（判刑、勞教的16人）均改為「撤消原判，宣告無罪」，或「撤消原判」、「撤消勞教」。原受開除黨籍處分的31人中，給予恢復黨籍的22人，黨籍不予恢復的9人；在原受留黨查看處分的9人中，撤消原處分的2人，免於處分的3人，改為黨內警告處分的4人。

　　積肥、滅蟲、修水利，發展生產的好事，在失去制約的高度集權體制下，竟能鬧到群眾家破人亡，禍患叢生；深翻土地、「勞改隊」、「集訓班」，勞民傷財和禍害百姓的壞事，竟能上呼下應，一通到底，弄到民不聊生，慘不忍睹的地步。要為民造福、「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的「大躍進」，竟在許多地方造成人間煉獄，餓殍載道，人民生不如死。大躍進，當然是「偉大領袖」頭昏腦熱的產物，但決不僅僅是某個「偉大領袖」狂熱衝動的產物。

　　中國文化的社會深層結構內蘊，將使每一個有責任感、有良知的中國人，面臨著巨大而又艱巨的歷史重負。


1989年10月一稿於頤北
2002年4月二稿於聖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