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開頭就說，五年來努力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居民收入，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基本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城鄉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明顯增多。
如果溫總說的是事實，那麽在強調特別增加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情況下，貧富差距應該縮窄才是。可是，兩周前，中共刊物《瞭望》周刊卻指出，估算貧富差距程度的中國基尼係數，高於所有已開發國家和大多數開發中國家，處於中國的歷史高點。國際上定下0.4是基尼係數的警戒線，中國的基尼係數達0.47，超越了警戒線。全球127個國家，只有27個拉美和非洲國家的基尼係數高過中國。文章說，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4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的最高收入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1182.5元）的7.2倍。若以城市最高收入組與農村最低收入組比較，更是高逾20倍。
《瞭望》的文章認為，中國的稅收制度所定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偏低，從而使中低收入階層成為納稅主力，他們所交稅額占稅收總額65%以上，由此更擴大了貧富差距。
溫總報告並沒有提出對稅制的改革，因此剝削中低收入階層的稅制沒有改變。中國貧富差距仍會繼續擴闊。
溫總說，過去五年，城鄉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顯著增加。但他沒有提及，由農村大量流入城市總人數達2.1億的農民工，過去是沒有資格享有這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
四年前，中國出版了一本《中國農民調查》，以大量實地調查事例，揭露農民在繁重稅費和農村幹部壓榨下的苦況。不久前，中國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農民工調查》一書。這本書報導近年中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1977年，80%以上的中國人仍然是鄉下人，但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市人口將達9億至10億，占中國人口62.5%。這些到城市打工的農民，不叫工人，而是叫農民工。中國的戶籍制，使農民工在他們打工的城市沒有戶籍，因而沒有醫療、退休等社會保障，也沒有住房或子女就學的待遇。他們的家人仍留在原來的農村。每到春節前，上千萬的農民工就奔走在返鄉過年的路上。不久前，雪災下各個車站和冰封的公路上，農民工的擠壓、悽惶，呈現出這一個貧困階層的苦況。
在一些開放城市（如深圳），這些外來打工者是本地人的數倍，但在計算人均GDP時，卻不把他們算在內，城市福利自然也沒份。
在溫總的報告中，看不到以億計的農民工獲得甚麽保障。在溫總提出的GDP中，也把農民工撇除在外。也許正如《中國農民工調查》訪問一位上海學者所說：如果農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中國就不會在20年間保持如此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中國也就不可能成長為製造業的世界工廠。
這種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發展哲學，正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底因，也是溫總充滿美好語言的經濟回顧所隱藏的殘酷事實。
雪災中呈現的農民工的輾轉悽惶，蓋過了溫總對過去偉大成就的總結及對未來描繪的美好藍圖。既如此，胡總、溫總說出來的其他美好語言，我們能有所期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