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0日以來發生的西藏事件以及國際社會的反應，其實都在中共政府意料之中。早在1月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接受鳳凰衛視（香港黨媒）採訪時，就已經高調錶示要「嚴控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按照中共當局一貫的政治邏輯，針對印度流亡藏民組織的「再回西藏」運動的「應急預案」應早已準備就緒。
事發之後，中共當局出動軍隊控制局勢，嚴密堵絕消息外泄，面對世界各國的民間抗議與少數政治家的譴責，北京「以不變應萬變」。如此「冷靜應對」，當然得「歸功」於1989年「六四」屠城所獲寶貴經驗：千招萬招，不如「以力制人」這一招。
在中共的執政經驗中，自從1972年中美建交以來，中共面臨的國際困境無過於1989年屠城之後。當時，國際社會雖然紛紛宣布對共實施經濟制裁，但中共當局硬著頭皮扛過來了，當年就有日本首相來訪，繼之各國都悄無聲息地結束了經濟制裁。時至今日，各國與中共的經濟來往已千絲萬縷，如何制裁？制裁之後到底是中國受損還是西方國家受損？更何況西方各國政府要考慮的「民意」不僅有支持西藏的，還有「沉默的大多數」，那當中包含不少國際財團，這些人影響政治的能量遠遠大於那些抗議中共當局暴政的群體與個人――這是多年來中共以利益引誘國際商界的結果，關鍵時刻終於派上了用場。這一策略不妨稱之為「以利誘人」。
其實，中共當局對待西藏，也一直在實施「以利誘人」這一招。王力雄在《達賴喇嘛是西藏問題的鑰匙》一文中談到這點：「近20年是北京在經濟上給藏人最多好處的時期，1997年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是1952年財政撥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3倍。今日西藏凡花錢之事，來源幾乎全在北京。離開北京供養，西藏現有的社會體系（至少是城市）連幾天都難維持下去。」他將西藏人與漢族農民作了個對比，「西藏人即使什麼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幾個省的幾千萬農民一年干到頭要多」。
可以說，中國歷史上與西藏關係最佳的清王朝，歷260餘年對西藏的「封賞」，按當時價格折算成貨幣收入，充其量最多與共產黨近5年援藏的數量相當。但為什麼清朝終其一世，與西藏相安無事，而如今的中國與西藏的關係卻危機迭起，巨大的物質援助只換得藏人的怨恨，最後發展成中共當局說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關鍵在於清王朝與中共當局處理對藏關係的謀略不同。清王朝只是要個宗主國的身份，讓西藏完全自治，從不干涉藏區內政。而中共當局的治藏之策，幾乎就是毛澤東治理漢人區域那種「天翻地覆」的翻版：打亂整個社會結構、消滅一切「反動階級」（即有產階級），扶持底層社會部分成員成為統治者。但比漢人居住區略為「寬容」的是：還允許寺廟與宗教的存在，只是要接受政府控制管理，不象漢區那樣強迫和尚尼姑道士等還俗，並將大量其他宗教列入「反動會道門」鎮壓。於是，在漢區的階級鬥爭在西藏就成了顛覆藏傳佛教文明的民族兼文明衝突。
但西藏畢竟與漢人區有很大的不同，這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其精神領袖達賴逃出西藏，歷經磨難，其理念已與世界現代文明接軌。通過他的巨大感召力，讓世界廣泛同情雪域高原所經受的磨難，「讓西藏自由」已成為西方各國隨處可見的口號。而毛後的中共當局卻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治藏之策，只是更多採用物質利益「加撫」，鼓勵漢族移民入藏經商。也因此，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宗教的等諸種矛盾交匯。最後，中國政府與西藏的矛盾就變成了廣義上的藏漢矛盾，每一個漢族人都自願或不自願地被迫裹挾其中。
以力制人與以利誘人，在短時期內都不失為有效策略。但只有道德感召力才能使一個國家形成凝聚力與向心力。以中共當局如今這種無德之治，現在就算以武力再度平息了西藏抗議，而種下的仇恨只會越來越深，難以化解。這方面，還是建議中國政府向美國學習管理波多黎各託管地的經驗：每年給波多黎各幾百億美元補貼，但從不干涉其內政。因此，波多黎各人民的煩惱正好與西藏人相反：想成為美國聯邦州的正式成員而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