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期間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一詞。該詞成為李強總理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靈魂。中國政府大力推行一項計劃，一方面旨在解決老齡化和房地產泡沫導致的經濟停滯不前的問題，一方面是為了緩解國內外對於美國主導的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可能阻礙中國增長的擔憂。
新質生產力的天花板和螺螄殼
通過創新、提高生產效率以對沖老齡化和勞動力負成長對經濟的拖累，這是一種本能反應，日本、德國如此，台灣、韓國如此，中國也不例外。但是日本、德國、台灣、韓國的效果並不好，生產效率並未提高，創新力反而下降，因為人口是經濟和創新的主體。
老齡化通過改變人們的體力、激素（睪酮、雌激素、腎上腺素、5-羥色胺、多巴胺、腎上腺素等）水平、心理（欲望、激情、雄心）和行為來影響生產、消費、創新，從而降低經濟活力。隨著中位年齡的提高、青年比例的下降，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下降。
當然，人口並非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只是必要條件。如果「養生」不當，人群的預期壽命只有七十多歲；如果「養生」得當，預期壽命可達八九十歲，但活過百歲的概率仍然很低。比如同樣面臨老齡化危機，日本、德國比希臘、葡萄牙做的好，但仍然不能遏止老齡化導致的經濟下行。日本、德國、台灣、韓國在汽車、化工、半導體、造船等產業取得一些創新，但在世界新興產業的份額依然在不斷下降。因此，中國政府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有一定空間的，在新能源、電動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會取得一些成就，但由於面臨老齡化這一天花板，因此不能期望太高。
中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還面臨另一個障礙，就是過分擔憂政治安全。它不希望創新削弱黨的控制，研究選項和經費分配都由政府牢牢掌控，與國外的學術交流也受到嚴格控制。私人企業的創新效率高，國有企業則相反。但中國政府對私人企業的創新心懷戒備，希望創新由國有企業主導，通過對這些公司的補貼來實現，金融錯配。這種「黨主創新」無異於「螺螄殼裡做道場」。中國政府除非有足夠的政治勇氣轉向「全民創新」，才可能在創新上有所突破。
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的矛盾
日本、台灣、韓國試圖通過提高教育水平來提高生產效率，但是卻破壞了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的平衡。
1992年日本爆發的經濟危機本質是人口危機，因為當時日本所有的人口參數都開始比美國差。為了替代消失的「人口紅利」，日本政府本能地發展高等教育以開發「人才紅利」。日本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1992年的30%提高到1999年的47%、現在的62%。教育的延長既增加了父母的養育成本（從而降低生育意願和養育能力），又擠壓了年輕人寶貴的婚育時間。日本的男、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1992年的28.4歲、26.0歲推遲到2022年的31.1歲、29.7歲，生育率從1992年的1.50降至2023年的1.20。
但是日本的「人才紅利」未能阻止經濟的「日薄西山」和製造業的「日暮途窮」。從1994年到2022年，日本的經濟占全球比例從17.9%降至4.2%，工業增加值占全球比例從20.7%降至4.2%，製造業出口占全球比例從11.7%降至3.7%。
韓國、台灣在開發「人才紅利」上比日本走的更遠。台灣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0年的30%提高到2000年的56%（中國大陸2021年水平）、2022年的89%（女性為93%）。從1990年到2022年，台灣的男、女初婚年齡從29.0歲、25.8歲推遲到32.6歲、30.7歲，生育率從1.81降至0.87。台灣的經濟占全球比例已經開始下降。
韓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2年的38%提高到2000年的75%，在2007年開始徘徊在100%。從1992年到2023年，韓國的男、女初婚年齡從28.5歲、25.6歲推遲到34.0歲、31.5歲（女性初育年齡超過33歲），生育率從1.76降至0.72。韓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是全球最高，初婚年齡是全球最晚，生育率也因此是全球最低，韓國將面臨人類史無前例的老齡化危機。但是韓國卻並沒有收穫到「人才紅利」，其四大支柱產業（造船、屏幕、存儲晶片、汽車）都已頹勢畢露，製造業出口占全球比例從2015年的4.2%降至2022年的3.4%，又沒有湧現出新的支柱產業，今後的經濟前景非常暗淡。
2023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超過60%，與日本相當。獨生子女父母有強烈的望子成龍的願望，大學有破產的壓力，加上政府「人才紅利」政策的火上澆油，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步台灣、韓國的後塵繼續狂飆，出生數也將暴跌。
新質生產力和落後生產關係的矛盾
生產力是指社會成員共同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獲取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能力。生產關係是指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相互關係，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關係、生產過程的組織與分工關係、產品的分配關係三個方面。
中國政府以為經濟下行是生產力出了問題，因此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其實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生產關係出了問題：經濟上「國進民退」，分配上「強政府、弱家庭」。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而國際社會占60-70%。中國如此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導致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7%，而國際社會占50-60%。由於內需不足，中國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就業和經濟高度依賴出口。
如果中國盲目發展「新質生產力」，卻不改善生產關係，那麼將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加劇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不平衡，破壞其他國家的經濟穩定性。這必然招致其他國家的反制，導致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惡化。
結論：中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面臨老齡化這個天花板和「黨主創新」這一螺螄殼，不能抱望太高。盲目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人口雪崩，需要非常慎重。如果不解決「國進民退」和「強政府、弱家庭」這兩大生產關係的頑疾，發展「新質生產力」可能會適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