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決不能為了滿足對自由的渴望，就啜飲敵意和仇恨的糖漿。我們必須永遠站在自尊和教規的最高水平上繼續我們的抗爭。我們必須不斷地升華到用精神的力量來迎接暴力的狂濤怒浪。」
——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
這次的拉薩事件被平息後，中共便開始在拉薩市區及整個大藏區搜捕參與暴動的藏人，並將他們一個個地投進他們再熟悉不過的中國監獄中去，他們的肉體和心靈也將再次受到傷害和煎熬。
自1959年以來，藏人多次以暴力反抗中共人的統治，每次暴動都讓藏人付出了慘重的、流血的乃至喪命的代價，而暴動的直接後果則是中共對西藏的更趨嚴厲的高壓統治。所以，暴力不僅於事無補，而由暴力產生的一切後果更要由藏人自己承擔，中共因暴力受到的損失可以小到忽略不計。如果說它還有一點損失的話，那就是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評價越來越低，中共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也越來越差。但問題在於：這個政府真的就那麼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嗎？真的就那麼在意自己的形象嗎？
多年來，達賴喇嘛一直在全世界致力於宣揚他的非暴力主張，他認為這一主張兼顧了漢人和藏人的利益，是現實的、可行的和智慧的。然而，達賴喇嘛的這一主張並未得到所有藏人的認可和接受，特別是沒有得到青年藏人的認可和接受。1997年，時任達蘭薩拉西藏青年大會主席的才旦諾布在接受曹長青的採訪時就曾說過這樣的話，他說：「我們主張使用任何手段來結束中共在西藏的統治。」當被問到這些手段中是否包括實施恐怖活動時，才旦諾布斬釘截鐵地答道：「包括！」他進一步說：「流亡的藏人50%都支持使用任何手段。但我們現在不使用，因為達賴喇嘛在。如果他不在了，任何路都開放了，那時我們就會幹，會像新疆一樣，西藏青年會拿起武器。……面對北京一直這樣蠻橫，下面分會成員一直嗷嗷叫，要我們下令動手，我們總部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據說，達賴喇嘛也為有些藏人不能理解他的苦衷和用心而黯然神傷。
儘管如此，多數藏人，特別是流亡印度的藏人仍然不約而同地表示，既然非暴力主張是達賴喇嘛提出的，那麼他們就聽達賴喇嘛的話——「達賴喇嘛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是藏人的普遍共識。要知道，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信眾之所以有很強的凝聚力，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教派創立了活佛及其轉世制度——格魯派佛教徒心目中的活佛堪比基督徒、天主教徒心目中的耶穌，但活佛與耶穌的不同之處在於：耶穌看不見摸不著，何時再來只有他自己知道，其受信範圍僅限於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而活佛則是看得見摸得著，每天就住在與你一牆之隔的院落里，他不僅深受僧人的崇拜，也同樣深受俗民的景仰。說活佛對僧俗兩眾都有著極強的精神控制力，反之僧俗兩眾又都將活佛視為在世的神靈而加以極度崇拜和追隨，簡直就是廢話。因此，擁有一個得到民族全體成員一致推崇的最高精神領袖，是藏民族的最大特點，同時也是藏民族的最大優勢，而且這一優勢是中國境內其他非漢民族所不具備，也是所無法比擬的。
這些年來，我們發現達賴喇嘛越來越善良，善良到要求西藏僧俗兩眾去愛自己的敵人，用大愛的力量去感化敵人的心靈，而非戰勝敵人，更不是消滅敵人的肉體，而這也正是非暴力思想的核心。甘地說過：「非暴力不單是具有『不傷害』的消極方面，而且具有『愛』，即對犯錯誤者行善的積極方面。」這些年來，無論走到哪兒，達賴喇嘛都沒有把中國說成是自己的敵人，反而不斷地對中共釋放出善意和誠意，不斷地表現出對加害於他的中共的寬宏、尊重和理解，也不斷地表示出與漢人和睦相處的真誠願望。可結果卻怎麼樣呢？曹長青曾經被一位印度記者問到：「甘地、馬丁•路德•金和達賴喇嘛是三位著名的非暴力哲學倡導者。甘地和馬丁•路德•金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可為什麼達賴喇嘛的非暴力至今卻毫無成效？」曹這樣答道：「甘地當時面對的英國雖然對印度實行殖民統治，但它基本上是民主國家；而馬丁•路德•金所面對的美國，已是一個完全的民主國家。兩人的非暴力抗爭，之所以能形成輿論和氣候，是由英美國家的民主性質所決定的。此外，英美有新聞自由，這導致英美政府必須考慮輿論，在民意前讓步或改革。然而，達賴喇嘛面對的卻是世界上最頑固的共產黨專制政權，非暴力對中共構不成任何威脅，北京當然不會理睬。」曹還說：「有人認為他的非暴力理念根本不靈。他1959年來到印度流亡，至今已38年（此話是曹在1997年時說的——筆者注），北京政府對他的任何主張都不予回應。即使他明確強調，他不謀求西藏獨立，主張「中間道路」，只是尋求高度自治，讓藏人治藏，但北京還是毫無反應。」 據BBC報導，此次拉薩事件後，英國首相布朗曾與溫家寶通電話，敦促北京與達賴喇嘛儘快展開對話。溫對布朗說：只要達賴堅持自己說過的不支持西藏獨立，並放棄使用暴力，那麼北京就準備與達賴展開對話。溫的答覆顯然是外交辭令，其中不見絲毫誠意與約束力，況且他所提出的兩個談判條件是達賴喇嘛一直都在履行的諾言和遵循的原則，它們在達賴喇嘛那裡根本就不成其為條件。
當然，儘管我們在道義和感情上堅定地支持藏人，但在談到「中間道路」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它是達賴喇嘛的權宜之計。達賴喇嘛骨子裡所渴求的應該是真正的獨立，而不是什麼所謂的「高度自治」，因為一個地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是由其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地位所決定的，只要國際政治地位不確定，那麼這個地區就會始終充滿變數，始終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台灣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而香港、澳門的未來也同樣充滿著未知數。什麼叫「高度自治」？高到何種程度才算真正的自治？達賴喇嘛之所以最終選擇了所謂的「中間道路」實實在在地是出於無奈、無力，「中間道路」滲透著達賴喇嘛的心血和智慧，但也折射出了他本人與整個藏民族的弱小和悲哀。與此同時，中國人也看透了達賴喇嘛的心思，所以不管他說什麼怎麼說，中國人就是不吃他那一套，他的所有主張在中國人眼裡統統不過是「變相獨立」、「間接獨立」的鬼把戲，這也是中國人與達賴喇嘛之間解不開的死結之一。（3月28日，中共授權其新華社發表文章，再次一口咬定「達賴集團『中間道路』的真正用意就是要『西藏獨立』」）更糟糕的是，由於「中間道路」遲遲得不到北京方面任何積極和善意的響應，這條路已幾乎被完全封死，藏人對「中間道路」以及非暴力主張的現實性和可行性越來越感到困惑，甚至對達賴喇嘛本人都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失望。
現在看來，暴力也好，非暴力也好，都不能對中共產生任何影響，也就是說，西藏問題的解決真的不能再指望中共什麼了，就好像中共已經成了西藏問題的無關方，也好像它已經被排除在了西藏問題的解決進程之外。但令人討厭的是，當需要解決西藏問題時，中共又是一道繞不開的最大障礙。因此，如何面對既強大又強硬，既不吃軟更不怕硬的中共，是藏人應該好好考慮的一個大問題了。暴力肯定是行不通，因為從中國國內看，中國雖然內外交困、四面楚歌，正面臨諸多內政外交問題的嚴峻挑戰，但到目前為止它還是基本穩定的；二從國際看，反對恐怖主義已成為一種世界共識，就連美國為反恐都不惜與中國合作。所以，在今天這種以和平為主流的大環境下，任何暴力手段都是不明智、不可取的，無論暴力的目的何在，現代社會都是越來越難以理解和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活動。況且，達賴喇嘛也不會同意暴力。如果藏人再搞暴力，達賴喇嘛不僅要「引退」，恐怕還要學著甘地的樣子絕食了，更重要的是，暴力及其後果對藏人的傷害實在太大。然而，單純的非暴力又不能給中共以絲毫的觸動，那麼藏人應該怎麼辦？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去，到歷史中尋求答案……
——1849年，美國人梭羅寫下了那篇著名的《論公民的不服從》。他在文中宣稱：人人都有革命的權利。如果一個政府施行的是暴政，那麼公民則有權拒絕為其效忠並抵制它。他還說：「從嚴格、正義的意義上講，權威必須獲得被治理者的認可或贊成才行。除非我同意，否則它無權對我的身心和財產行使權力。」作為是宣揚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開山之作，《論公民的不服從》一文甚至被編入了美國的教科書，它像一座高大明亮的燈塔，照亮了許多仁人志士的前進方向，他們當中有聖雄甘地、托爾斯泰、馬丁•路德•金，如果其中也包括達賴喇嘛，那一點都不奇怪。
非暴力不合作是弱者在與強者進行鬥爭時所採取的一種理性和智慧的方式，其特點是將積極的作為融化在貌似消極的不作為當中，通過默不作聲的不作為，反襯出震撼人心的作為，這正應了中國人的那句「於無聲處聽驚雷」；再者，非暴力不合作比暴力更需要勇氣、智慧和技巧，特別是需要一個民族或族群全體成員行動方向的精確一致；在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一個民族的仁慈與善良是通過非暴力表現出來的，而這個民族的勇敢與無畏則是通過不合作表現出來的。儘管我們有時也不能不承認非暴力是弱者在不能以暴力對付暴力的時候才使用的方法，但我們也更容易被甘地的觀點所鼓舞：非暴力不是弱者的行為，相反，非暴力代表的是強大，而暴力在本質上才是虛弱的表現。一個心理虛弱、缺乏正義的人，才具有恐懼感，才會採用暴力的方法去對待別人。相反，只有一個正義在身、視死如歸的人，才敢於運用非暴力的方法去戰勝一切邪惡，正如甘地所言：「非暴力並不意味著向壞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協。非暴力意味著以人的全部心靈來反對專制者的意志。」此外，採用非暴力不合作手段不僅更容易得到輿論的同情和支持，而且也有助於證明自己政治訴求的合法性與正義性。另外，非暴力不合作的歷史意義及作用也更符合當代人的潛意識，即：不使用暴力的人往往是正義的。
但有一點正如曹長青所說，即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以及不同政治制度下，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境遇可能會完全不同。比如在印度，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就曾遭到過英國軍隊和警察的暴力鎮壓，而在美國，由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境遇就比甘地的要好得多，它甚至得到了甘迺迪總統的支持。由於美國是一個法制完善的民主國家，因此金敏銳地覺察到了非暴力不合作在美國這樣一個國家中的可操作性。他認為，即便由於某些歷史原因，這個國家中還存在一些與主流精神背道而馳的東西，但只要這個國家的立國理念是人道的、平等的和自由的，那麼，其主流精神遲早會與他本人所追求的東西匯合起來的，而後來的事實則充分證實了金的分析和預測。然而，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民主法制國家，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也並非完全和風細雨，也仍有很多黑人學生因追隨金而被捕入獄，以至於金髮出了幾乎與「我有一個夢」齊名的「填滿監獄」的號召。
前面提到過，擁有一個得到民族全體成員一致尊崇的最高精神領袖，是藏民族的最大特點，而擁有一個最高精神領袖是一個民族或族群進行非暴力不合作最關鍵和最重要的條件，而這一條件對藏民族來說可謂得天獨厚；此外，非暴力思想的哲學基礎與藏傳佛教的教義有著異曲同工的天然聯繫，即兩者都強調寬容、忍耐、仁愛、戒殺、苦行等等，非暴力中的哲學思想當很容易被篤信佛教的藏人所理解和接受。因此，非暴力不合作不僅適合於藏民族，更關鍵的是，它現在已經幾乎成了藏民族爭取自由與解放的最後一個手段了。
印度是聖雄甘地的祖國，而神靈偏偏又讓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這難道不是神靈對達賴喇嘛以及整個藏民族的一個啟示嗎？現在也許是達賴喇嘛調整自己的主張和策略的時候了——相信所有關注藏民族命運的人都希望看到達賴喇嘛在自己一貫堅持的非暴力主張中再加入不合作的元素，在自己善良的品德中再加入果敢和剛硬的成分，使自己從一個單純的非暴力主義者向非暴力不合作主義者轉變，進而成為西藏的聖雄甘地，在有生之年肩負起神靈賦予自己的神聖使命，充分利用自己在藏人心目中神一般的地位，號召藏人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在大藏區全境發動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用這一手段去締造藏民族的再生，讓喜馬拉雅潔白的聖雪永遠不再被自己主人的鮮血染紅……
西藏不死！
西藏文化與藏傳佛教不死！
藏民族不可征服！
祝達賴喇嘛健康長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