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中國命運最慘的是什麼人？是有姿色而無權勢的女子。她們中許多人都不是娼妓，身心的痛楚卻遠較後者為甚。
在蘇明的回憶錄《血色中國》裡，就記述了多起有關案例。發生在上一世紀5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的層出不窮的此類事實，深刻地反映出毛的極權制度之腐朽不堪和滅絕人性。
書中詳細介紹的第一個受害女子，是作者的大阿姨（姨婆的女兒）。1956年高中畢業時，19歲的她被總政文工團選中，入伍後從未登台演出，卻每天晚上由小汽車接出去，陪中央首長和司令官們通宵達旦跳舞。未幾某大胖子司令官企圖強姦她未遂，她向文工團長匯報，反被關禁閉三天。之後她又被送去參加司令部的舞會，就在這次遭胖子司令官打昏並強姦。她回團後寫下書面報告交給文工團長。不料隔天再被送到胖子司令官那裡，這個禽獸竟倒打一耙，誣陷她偷走了一份軍事秘密檔，並又一次蹂躪她。
事後她被控以盜竊軍事機密罪遭逮捕，但她堅不承認，且控告司令官兩次強姦她。因此給帶上腳鐐及背銬，關進一間漆黑的地下室達一年之久。然後轉押單人囚室。數月後被趕到大囚室，與其他女犯一起，白天從事農田勞動。
這時她剛滿21歲，陽光與新鮮空氣恢復了她的青春活力。但厄運緊隨而至。天生的資質和俏麗令她成為監管人員垂涎的目標。從典獄長、看守長到看守們都打她的主意。「好說好勸不管用，那就強姦。上行下效，甚至一個剛強姦完，沒容穿上衣服，另一個就又撲了上來。抗議無效，控訴無門，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的廝打、反抗，但十次中九次都是失敗的，另一次激怒對方，又被加戴上手銬關進單人囚室。」（自由文化出版社，2008年，52頁）
在這間單人囚室里，她十幾次自殺不遂，被戴上腳鐐、手銬，關進漆黑的地下室，待到放出來又遭強暴。她四次懷孕，都被強行打胎。如此系獄15年，至1971年，34歲的她被配給一個55歲的「老革命」肖某為妻。
肖原為營長，50年代初因不斷玩弄女性無法在外省縣城立足，自願回老家山村務農，卻遊手好閒成性，潦倒不堪。71年某部隊在該處演習，師長前來巡視時認出肖某為抗戰期間的老戰友，於是肖時來運轉，備受當局照顧。大阿姨便在這種情況下，帶著手銬，由軍人遠道押送至這個貧困偏僻的山村，成了他的新夫人。
由於肖既無文化且已年長，心理有些變態，性慾極強，每天幾次地做。完事之後還不許她穿衣服，要欣賞、撫摸其赤裸的身體每個部位，這成了他最大的樂趣，卻使大阿姨倍感受折磨，甚至較坐牢為苦。婚後第四天，她的雙腳又被鐵鐐鎖上。直到一年半之後她生下了兒子，才去掉鐵鐐。
她兒子七歲生日過後不久的一天下午，肖把她按在床上做愛，就在發泄的那一瞬間嗚呼哀哉。她的噩夢算是到此結束。其後當了山村小學教師。又過了一年，即1981年才和表姐聯繫上。於是她帶著兒子，首次離開那個小山村，回到闊別25年的北京探親。
如果說大阿姨的悲劇發生在70年代末之前，主要是打江山的「人民子弟兵」造成的；那麼，阿蓮的遭遇便是90年代大陸執法部門腐敗墮落的縮影，是公安幹警罪惡行徑的寫照。
32歲的阿蓮是廣西人，丈夫7年前死於炸山修路的事故，遺下一對孩子，15、6歲了。她帶著他們投奔小鎮上的親戚，後來到一小作坊打工，因拒絕老闆調戲被解僱，在走投無路下只好向老闆屈服，後被騙成了妓女。
作者是被捕後遇到阿蓮的，在押送拘留所的車上赫然發現她被輪姦，作案者是同車的三名青年走私犯，說員警拿走了他們一千塊錢，才把她給他們玩的。後來阿蓮告訴他，四天前她被捕後就被派出所的十幾個員警輪姦，之後才決定送她到拘留所。本來按規定派出所關押人不能超過24小時。前晚她最後一次被帶到樓上，供三個值班員警淫樂了一夜。昨天清晨再被強制著赤身裸體送回樓下小屋。一進屋就見到多了三個半夜被抓的青年，於是又被輪姦。那三個人說一千塊錢不能只玩一次，所以上車後再次施暴。作者帶著手銬，喝止無效，便給了他們一百五十塊錢作為代價，才中止了這起輪姦。
然而，到了拘留所後，所有被關押的女子晚間都被帶出大牢房，去陪看守們睡覺。其間不讓她們穿衣服，還用鐵鏈鎖住她們的手腳，乳頭用白線繩系住。不許解開。
有一天下午，阿蓮和十幾個女人被提前帶出牢房，她按規定自己脫光衣服，雙腳鎖上鐵鏈，到院子的水池邊洗澡。當時除了四個值班的看守外，還有十幾個男囚徒在周圍幹活。太陽仍在西邊的天空高照著。儘管阿蓮做了幾年妓女，但仍不好意思赤身裸體出現於大庭廣眾之間。可是領班的看守找來繩子，系在她的乳頭上，逼她走出去，又用一根木棒觸擊著她的私處，喊叫著指揮阿蓮當眾洗澡。她實在忍不住哭了，那混蛋竟重打了她幾棒，然後把她雙手拉到背後鎖起來，再將她乳頭上的繩子高高地系在兩根樹杈上，讓其裸體正面一覽無餘地展現在十幾個囚犯們面前，直到他們幹完活返回囚室才放下她。之後看守們又對她進行了粗暴的輪姦。（同上，375頁）
幾天後，阿蓮被送往勞改農場。抵場第二天就被場長看中並「包」起來。她住在場長的屋子裡，給他洗衣做飯，整天整夜陪著他。過了大約一個月，新送去的「犯人」中一個美女取代了阿蓮的位置。她才被作者托朋友花了三百元贖了出來，並被送回老家。
相比之下，30歲的阿紅算是走運的。她畢業於北大中文系，是從國防科工委調到39軍的，經軍政治部批示「監督勞動」，送到作者所在的研究所，安排當了食堂清潔工。所黨委書記郭某垂涎其美色，這個50多歲的老色鬼把她找去談話，讓其只到自己辦公室工作，並隨即開始動手動腳。她掙脫後竟遭保衛處長嚴厲訓斥，並被逼跪在地上承認抗上的錯誤，她無奈只好回到郭某辦公室。其後兩星期中一再掙脫郭的性騷擾，但每次均於事後受到保衛處長懲罰。其中四次被反綁雙手及捆上雙腳，長時間跪在水泥地面上。後又被罰清掃全樓廁所，而郭某竟尾隨而至，三次在廁所調戲她，均遭反抗。
第三次發生在昨天，郭某惱羞成怒，重打她一巴掌使之暈倒，清醒後保衛處長闖進來，再次把她捆起來，逼令其跪在地上兩個多小時。她經徹夜考慮，最後決定找作者申訴。
所幸當時作者還在代理所長兼黨委第一副書記任上，他立即將阿紅調到外面的倉庫。同時與進駐該所的大校軍官和黨委另一副書記商議，終於逼使郭某在書記會議上作了檢查，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的事。又撤掉了保衛處長的職務，並給以黨內記大過處分。
其實郭某早已不是初犯。據說他跟全所上下不少於20個女人有過性關係，並用公家的車送不少女人去醫院墮胎。
而阿紅遭受性騷擾也早在調來之前。她原分到國防科工委當文書官，但未幾即改任一位中將的機要秘書，實際形同女傭，給將軍沏茶、點菸，伺候其吃喝和生活。幾個月後便遭調戲，要拉她上床，被她拒絕。有幾次是拼命掙脫的。
不久，將軍盯上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技術官，但其男友是上校工程師，科工委最年輕的技術官，才38歲。將軍並不罷休，多次召女技術官到辦公室「長談」，阿紅奉命不准任何人入內打擾，多次見其頭髮蓬亂、衣衫不整、滿臉淚水跑出來。
三個月前的一天下午，女技術官又被召到將軍辦公室，隨後聽到女人尖叫聲。正在此時，上校工程師突然出現，他問其未婚妻是否在內。阿紅作了肯定回答並稱將軍命令不准打擾。但又一聲女人尖叫傳出，上校推開阿紅要進裡間，她去阻攔不果。門撞開了，只見將軍全裸著，騎在上身赤裸的女技術官身上，撕扯其褲子。上校即將阿紅推出去，並關上門。20分鐘後，他帶著未婚妻出來走了。
後來阿紅得知，上校讓將軍親筆寫了一份悔過書，並簽上名字。可是當晚上校即被幾個軍人闖入家中帶走，那份悔過書也被燒毀。一星期後，傳說上校在獄中自殺身亡，女技術官幾乎同時失蹤，後來的消息是她被送到很遠的一個軍隊監獄中。
兩周後阿紅被關押入獄，她一口咬定沒看到或聽到任何事。十天後將其釋放，但警告她不准對任何人講述此事。
阿紅在敘述以上經過之前，即因出色地及時完成了一份急需的報告，被調任作者的秘書，從而暫時擺脫了郭某的糾纏。但作者其後出逃國外，她會否再度落入魔掌就難說了。
除了黨委書記郭某之外，作者原來所在研究室的黨總支書記也是老淫棍。這傢伙公然要求配個秘書，並說一位新來的女清潔工就是個合適人選。他講自己1948年入黨，應享受副局級待遇；雖然年齡大了，本該退休，可又想為黨再多干幾年。只是身體不好，工作太多，要人幫忙。對此，作者深知無法阻止，而且那女人又樂意去干，只好順水推舟。人家你情我願，他又能怎樣？
從中共歷史看，毛及其老部下絕大多數來自農村，遊民無產者是其中骨幹。這些人在49年之後身居要職，幾乎無不拋棄原來老家的糟糠之妻。那些立過大小戰功的尤其自以為有本錢，貪新厭舊成風。所以，上面的真實個案主角都是些資深的高中級軍官。
至文革之初實行軍管，許多營級的現役軍人成了工廠、農場的主管官員，管轄上千甚至數千員工，這些軍人大權在握，一呼百諾，飽暖思淫慾，恣意放縱，為所欲為。下鄉上山的女知青就成了他們的獵物。黑龍江的農墾部隊裡若干團長、政委的性醜聞，最先被揭發出來。在《血色中國》中就有被奸女學生的具體數字，其中，一人強姦上百女生的案例不止一個。那其實僅屬冰山一角。雲南、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不乏其例。
如果說，軍官們曾經利用職權瘋狂玩弄女性；那麼，改革開放之後，黨政官員大肆宣淫之風便迅速蔓延，執法部門更是從上到下將女囚徒當作免費玩物，由上述阿蓮的故事可見一斑。
《血色中國》原稿提及四川一位上訪的女訪民，從村到省級的官員90餘人先後強姦了她。有關材料後來上了《內參》，驚動了最高層。可是處理只是每個涉案官員給予黨內警告，而且就連這樣的處分也只對村、鄉兩級官員執行了。
由此可見，毛時代荒淫無恥的病毒已滲入當局的微血管，在這點上執政黨可謂病入膏肓。那些販賣婦女的人販子固然可惡，但知法犯法或執法犯法的大小官員，不是更加罪無可赦嗎？而方興未艾的大陸維權運動，是不是也應該關注一下女權的嚴重受侵犯呢？
（08-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