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行為標誌中國模式已達極限
楊佳的行為預示：中國摸式的社會進入了終結期，必須終結！
如果硬要借外力來維持，那麼社會將急劇衰退並喪失秩序，破壞力難以估計。楊佳案件所警示的就是：新的社會原則和關係已臻成熟，並俏然走進社會，成為實際觀念的主流，它當然就應成為秩序的根據。但官方借暴力頑固地維持承接於前代的那些成見，充做秩序的基礎。事實上，人心內的代謝早就完成。只因中國是一個政治宗教型社會，由少無真知澤民之學，壯而行則無至誠致善之術，闇於成事的教主及其樞密團所把持，心胸狹窄而僵化，眼界短淺而剛愎。官方意識就成為實際歷史進程的束縛與阻力，造成了無處不在的社會衝突。當必然律決定的歷史不能按常規邁入新軌道時，它就只能通過個案的偶然性事件的概率來達到必然。楊佳行為就是社會進程通過偶發事態來爭取必然進程的表現。它做為一個信號，發出嚴重警告：再不終結這個模式，不讓社會步入它自行選擇的，也就是必然的理念與秩序：那麼，由民間的個案方式來完成對現政治宗教教義的淘汰就勢在難免，恐怖便必然普及為社會秩序的最一般畫面！楊佳行為像官場腐敗那樣不可扼制，成為中國社會秩序的常規面貌，社會呈現全面恐怖的趨勢不可避免。
事實上新世紀之始，中國在解決矛盾衝突的方式上就邁進了以恐怖為特徵的時代，並且，它正通過自組織行為從瀕率與概率上向著無法預見的規模推進。
為闡明這一原理，須先講一講「社會主義模式」：
我們常常說「龍的傳人」，事實上並沒有一種叫做龍的動物，進化了的後人反觀前人得出解釋說：「龍」是圖騰。具體說是夏代的標識，商代標識是玄鳥。最初的人選擇圖騰只是區別氏族、部落，可能也包含著一些信仰的動機。再後來就綜合上祖先崇拜和本位自覺。（這些話是常識性的，未必準確，我這個人雖能思想，但無知識，舉例就很不自如 )我揣想符號或圖騰是基於一種功能--完成認同、密切血緣、鞏固群體，使個體得以依賴。如果不具有功能它便難以普遍開來，並延續至今。
從心理學上看，「龍」、「玄鳥」與「鐮刀釜頭」是同一個意識，只因處在不同的進化階段，就被階段性特徵掩蓋了。
共產黨創立的時候，中國已有工人，但並沒形成為階級：階級形成的標誌得包含成員認同，得在很廣泛和相當的程度上自覺這個觀念，如法國的第三等級那樣。據此，工人之做為階級在中國根本就未形成。
中國是小農的汪洋大海，農民之作為觀念倒是被自覺了，但這個觀念所反映的是做為整體的農民，並未成熟出共產黨劃分的那些獨立階級。
共產黨把釜頭和鐮刀做成圖騰，他們既不是工農，也不因他們對工農觀念有足夠的自覺，或者像他們標榜的那樣：「要代表」工農。都不是!那是什麼呢？
只能說早期的共產黨人是些知識人士，是知識人土就具有知識之士的最一般特徵－－有相當的覺悟－－因而
就有個人抱負，對社會懷有強烈的責任。僅此而已。
責任、抱負是知識和閱歷所導致的境界。有抱負卻時運不濟，便只能任浪花淘盡。有抱負還得碰上機運，才可留跡歷史：共產黨的機遇就是屠夫史達林那斯正想在中國尋找代理，適為這些人的抱負提供了空間。
須弄清：早期共產黨人是這樣一種東西：他們有的和可能有的只是心中的抱負，並沒自覺到什麼「主義」或「階級說」，心靈里那個「革命」只是抱負的實現願望，也含有對社會盡責的良知。至於社會要求的是怎樣一種責任？既不是他們所想，也不是他們所能想。這問題剛剛被提出，凡爾賽和會就粹碎了它，便誤入邪路。共產黨人與一般知識之士一樣：也是抱負在先，抱負才是「主旋律」。並非「共產主義」的信仰吸引他們走上「 革命」之路，而是實現抱負，對社會盡一份責任的驅動使他們陷進共產主義運動的！至於實現抱負的這一機運或方法論是善還是惡，是正還是邪，他們還沒成熟到對之倫理求證的自覺。他們之介入共產革命只是為實現抱負，決不是共產主義做為原理有什麼磁力。
歷史的陰差陽錯就出在1919--1921：中國道路能借「鐮刀釜頭」，就是凡爾賽和會所造成，共產主義做為中國歷史的特別一環，是改變了歷史原有進程的一個偶然--真可謂不可思議！可就這麼給偶然上了。不是第三國籍的革命輸出，共運史在中國的足跡至多也就是陳翼龍、江亢虎們的社會黨。我中華要少受多少苦難,少死多少人啊!
以上曾講「資本主義」是可知的，「社會主義 」是不可知的。就是說「資本」做為觀念它有確實的對象，那叫「資本」的東西客觀存在著，是感官可觸及的。如果強說「 社會 」也有確實性，那只是指我們身處其中的那個社會，不是做為主義、制度的這個社會。做為制度的原則的「社會」並沒有一種確實的對象，不是客觀存在－－沒標沒準，可任意解釋。
但是，無論什麼原則，不論它可不可靠，只要它被做成制度，所意謂的就是一切聯繫的出發點－－倫理的根據。從毛澤東開始，咱全中國就沒有一個人知道「社會主義 」的這個「社會 」是個什麼意思，又怎麼能根據它創建出秩序呢？－－只有自身確實可靠因而就是秩序的東西，才可能充做創建秩序的根據。不錯實際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確也有秩序，但這個秩序並不像「資本」那樣是概念自身所內涵的：而是史達林主義的一種人工想像，想好之後加到概念上去的。「資本主義」卻不是來於想像，而是實際的存在，有客觀的邊沿，可觸可摸，決不能在毛澤東的嘴裡一個樣，在鄧小平的嘴裡又一個樣。那叫做資本主義的東西任什麼人來把握它都臉不變色心不跳始終一個樣。
資本主義是自明的，是確實知識；
社會主義不具有自明性，不是真知識。
因為它不具有客觀性和自明性，它便奠定不出穩固的秩序。
怎麼會弄出這麼一個荒唐原則來充做人的存在的秩序呢？
就因我們的能力不僅有知覺，理性，而且我們的理性還能想像、猜測、相信……在想像和相信相匯合的情況下還能綜合出信仰。如「龍的傳人」里的這個「龍」就來於想像，在長久的承傳中誰都沒有覺察，它就被賦予種族的和祖先的和權威的崇拜，某些時期或達到醉迷的程度。
社會主義也不是知識而是想像。知識必須具有確實性，所謂確實性就是可加以直觀，如果是複雜觀念不能被直接直觀，那也必須可間接直觀，即通過中間觀念的過渡，最終達到直觀。「資本」不須藉助任何過渡就可被直觀，因而「資本主義」是確實的知識。「社會主義」不論借什麼中間觀念也不能讓人直觀到它說的到底是什麼，所以不是確實性知識。但是，只要是理性原則，無論確不確實，一經被創立就具有功能。不同的只是：確實知識原則必建立起穩固的秩序，非知識的原則必然時時使社會陷於衝突，導致危機。
為什麼真知識和假知識都具有功能呢？
因為實踐是由理性所推動，而理性就是運用概念的能力。凡可被意識的不論其真假，都是理性的材料－－它們組成的那個原則可以為假，但概念本身假不了。而實踐理性所求達的是目標，能區別知識真假的是知性而非理性。理性雖是由知性推動所形成，但它一經形成就超越知性，若不經受洗禮(洗禮的重要性已在《李瑞環對牛彈琴》裡講了)，理性很難有返身接受知性校正的機會。實踐是目的活動，不問知識上是真是假，也不論活動者懂不懂得，都可被確立為目標。比如：
「著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阿濤語)」就是一個目的。
其中的「社會主義」已被我們證明是一個虛幻－－誰也直觀不到它。而「價值」說的就是人生觀－－人的境界或品位，人生的境界是對人生的覺悟，它可以有高有低，高者如天地境界，低者只是被生命所推著，只活著，吃喝阿尿睡。無論境界或品位，就只有高低，哪來的體系？更惶論什麼「『核心』價值體系」。這簡直是語無倫次，錯而又錯。是理智原則所不允許的。但「著力建設」才是人的行為，所以無論它怎麼錯仍可以被當做目的－－共產全黨的目的，可被賦予無艱神聖性－－無論知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都可以信誓旦旦地宣誓或命令人們堅持它。
假如我們所堅持的是「資本主義」，就決不會引導意識異化進死胡同－－因為資本就在那裡，不以你「承不承認、堅不堅持」為轉移，它的客觀性限制意識的隨意運用。你非承認它尊重它不可。英、美、法……等國家就不陷於我們社會這種危機，他們的社會建立在可靠知識上。社會主義是一個人造的虛幻，沒標沒準，拳頭大就可任意解釋，它不矛盾叢生才怪呢！它越是造成矛盾，就越使社會離心，越是離心，官方也就越恐懼，越恐懼就越想方設法去「防」離心，「防」也就只能藉助機械力，越藉助外力，矛盾越滋生，社會也就越危機，社會越危機，就越加眾叛離親，也就前後左右都是敵人，都是懸崖陷講，就更窮於應付，越窮於應付，就超要應付，應付的手段就越毒辣，越殘暴，也就越激起公憤……社會對抗就越劇烈，陣營也就越加分明，最後分裂為官方和民間兩大板塊。
社會一旦到了這個地步，就根本不再看誰是誰非，不再考慮怎樣行為更符合理性，而是只認我屬於哪個板塊，就像周永康這種東西，只要是官方的，對也對，錯也對，一律保護；只要是民間的，不問有理無理，格殺格辦勿論！胡錦濤那斯在2004年前還多少說些人話，還講點理，可06年以後幾乎就與周永康一個架式了，只要是老百姓，天大的冤枉也是鬧事，連上訪都非了法。他只管下達不准進京的命令，不問地方使用什麼手段，是抓是關還是致死，他一概不問。他甚至麻木到瘋狂的程度，竟敢壓汶川地震的報告不預報，致死十萬之眾……簡直不可思議！他們已到了如輸紅眼的賭徒，不僅敢押老婆押孩子甚至敢押老娘。這個社會已分裂到就連好事、善事也不敢做的程度，一做就引起社會平台的翻個，他們也就索性壞下去……整個官方社會幹脆不再問理，也不再講理，有的就是殘酷鎮壓。
胡錦濤是完全不能思維，但他不至於連隨扈在國際場合動粗失禮都分不清吧？不至於是動粗的人尋釁挑事還是被尋釁的人挑事也分不清吧？不至於連是他們綁架奧運以救黨還是人家拿奧運與政治掛勾也分不清吧？可他和李長春、習近平……還就非得說國際社會搗他們的亂不可……而且毫不臉紅，決無慚愧！因而說他們已經異化到不再有人性人味了，這個社會也已經異化到不可救藥了！
中國有一個極其廣大的群體被這個社會拋棄了，他們無立足之地，多少人被迫自殺，可胡錦濤政權連自殺的人都判罪，這個社會墯落到何種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這個社會留給人民的路只有一條－－
那就是起義！
我不能說楊佳沒有罪，但他的罪是被動的，他不是這個社會的矛盾的主要方靣，他只是由歷史進程的必然性所決定出來的一個個案，因為這個社會不僅麻木而且瘋了，它也不考慮給歷史進程以理性實現的機會，在各種力量的盲目交錯中，楊佳的出現是必然的，他實際上指示出人類社會的一個普遍法則－－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回歸人倫！
而且刻不容緩！
就楊佳來說，他不可能有這些自覺，可他只是一個老百姓呀，他只是過最平常平常的生活，在他眼裡，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已經完全無望時，他能怎麼辦呢？他只有向社會挑戰了！雖然他主觀上意識不到我所闡明的，但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在不能在理性條件下找到出路，它的最後選擇就是決堤！
胡錦濤再不覺醒，後果就是遍地荊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