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階是鍍金的，扶欄也略帶金色，這兩部奢侈的移動式機械扶梯由德國蒂森克虜伯集團生產，訂購方則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它將被用於北京奧運會期間迎接「國家元首和貴賓」——似乎紅地毯已不足以顯示東道主的富足與慷慨。
這則新聞最初由七月十四日《費加羅報》報導，北京的《參考消息》轉載了它，並加上了這樣的標題《金扶梯迎貴賓》。因為北京奧運會產生的新聞已浩如煙海，其中充滿了讓人感到荒謬的例證。這一切荒誕，既來源於任何大型集體活動必然的副產品，更來源於北京的奧運會特徵——中國政府習慣性的將這次變成官方壟斷性活動。
當北京試圖壟斷一切歡慶與成就時，也將各種不確定因素全部納入自己的轄區。所以，你才看到此刻的北京對於「安定」的瘋狂追求，對於任何不確定因素的過度恐懼。七年前的發自內心的歡呼如今變了味道，北京公眾中瀰漫著一股厭倦與嘲諷——他們的日常生活經常被粗暴、毫無必要的打斷。
但即使各種荒謬充斥，這則鍍金扶梯的新聞仍有力的刺激了我。它的製造者蒂森克虜伯集團勾起我的另一種回憶。弗里德里希．克虜伯於一八一一年創辦了一家鑄鋼廠。隨後這家公司幫助了十九世紀德國的工業興起與帝國統一。是這家工廠首先將平爐煉鋼引入歐洲，它生產的大砲在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中作用輝煌，為其贏得了「帝國兵工廠」的聲譽。
中國與克虜伯的關係足以追溯到一八六七年，在清政府向歐洲軍火商購買的武器中，包括克虜伯小砲。它們之間更密切的關係從一八七一年開始。長期分裂、積弱的德國一躍成為歐洲強國，這給予正在為自己的現狀焦慮不堪的清王朝以某種強勁的鼓舞。那時也正是李鴻章一代發起的「自強運動」的黃金歲月。他們以為只要實現技術上的摹仿，清王朝也能重新贏得尊嚴。
我記得一八八七年一副奏章上，李鴻章比較歐洲各國生產的大砲的差異，其中克虜伯是「專造後膛全鋼之砲」，而今天人們熟悉的「克虜伯」當時曾被譯成「克鹿卜」。李鴻章一代的自強運動，最終遭到失敗，僅僅購買堅艦利砲，似乎不足以應對外來挑戰。但是，克虜伯與中國關係並未終止。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前，它都是中德關係的一個重要聯結點。
不管是北京紫禁城的清王朝，還是南京總統府的蔣介石，他們都曾寄往於德國的軍事訓練和現代武器，希望它們能夠將中國迅速推入強國的行列。我不清楚一九三八年之後，克虜伯與中國的關係。這家歐洲最知名的軍火商也伴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轉移，一九六八年它不再是由克虜伯家族繼續控制，一九九九年則與蒂森股份有限公司合併為今天的蒂森克虜伯集團，它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與農業設備生產商。
今日中國吸引蒂森克虜伯集團的不再是軍事領域，後膛全鋼之砲也成為了遙遠的回憶，而是民用市場，它們最多的合作來自不銹鋼、塑膠、機械設備，其中最知名的例子是它在上海設計和施工建設了世界上第一條磁浮列車商用路線，它以昂貴和不實用著稱，像是大上海的一個昂貴而不實用的巨大玩具。
磁浮列車、鍍金的扶梯，代表著中國已走出十九世紀開始的漫長的陰影了嗎？對此，我尚不清楚。但此刻的北京，在很多地方激起我的不是對未來的憧憬，而是感到昔日幽靈的再度回訪。
八十多個國家的元首參加北京的奧運開幕式，多少讓人想起「萬邦來朝」的盛況，它足以給一場運動會帶來過度濃厚的政治色彩，並變成了一場獎懲遊戲——印度的官員不是在私下抱怨他們的首相沒有獲邀嗎？北京為此付出的成本在所不惜，它停止了正在施工的工地，禁行了一半的汽車，關閉了大量娛樂場所，強迫許多在此謀生的外地人回到家鄉，拒絕給大量境外遊客發放簽證，來自西藏與新疆的人們則難以在北京找到願意接待的酒店，大量警察在街頭巡邏，新聞媒體被要求減少負面報導……
對「穩定」的極度渴望，對任何不確定性的草木皆兵，讓人看到的不是一個開放、繁榮、進步的新中國，而是一個過度緊張、缺乏自信的舊政治模式。即使這兩架鍍金電梯，似乎仍是另一種舊思維模式的延續，表面上它是熱忱與重視，但實際上則在表明自己的繁榮與優越，它像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懷柔遠人」。
它與對國內的過度控制一樣，似乎仍停留在表面，此刻的北京也仍未學會平等對待他人與自己。從後膛砲到鍍金電梯，我們已走過一段漫長而挫折重重的道路。我們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們仍是技術層面的，我們內心世界的轉變，仍需要漫長的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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