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今年九月後全球出現的失業率急速攀升、股市與房市暴跌、需求放緩等全球性經濟崩潰趨勢，有可能結束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並且也是中共領導階層在一九八九年民主示威對其一黨統治政權威脅後，面臨的最大挑戰。
最新一期美國《新聞周刊》專文報導，中共已意識到它所陷入的經濟泥沼，這也是中共在宣布本年第三季經濟成長百分之九後隨即公布五千九百億美元刺激經濟成長計劃的原因。多數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已大幅度放緩，最新的預測更為嚇人：二零零九年的成長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七點多或更低。依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預估，中國明年的成長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五。中國去年的經濟成長率是百分之十一點九，且自一九九零年迄今成長率從未低於百分之六。
對於中共提出的刺激經濟方案，有人指出，政策失誤會讓中國付出沉重代價──特別是如果它們破壞中國經濟仰賴甚深的全球貿易體系。美國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政策錯誤可為借鑑，美國當時因應大蕭條而出台自我防禦決策，錯誤的切斷全球貿易，特別是身為全球最大出口國、最大的工業生產過剩國家，卻在當時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 Hawley Tariff Act)，築起史上最高的關稅貿易壁壘，結果造成更大的衰退。今天，中國也是最主要的出口國，全球最大的生產過剩國家，中國必須避免過度的促進出口，以免危害已經瀕臨崩潰邊緣的市場，刺激外國保護主義的反擊，進而對全球經濟造成雪上加霜的危機。
《新聞周刊》報導指出，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可能是這波全球需求崩潰的最大受害國。該專文引述渣打銀行經濟學家格林（Stephen Green）的論點，指出期望中國的消費能拯救全球的衰退是一個幻想。
依該專文之分析，中共將比美國為此等失衡付出更大的代價，理由很簡單，對美國家庭而言，如今的危機意味著多儲蓄少消費，然而在中國，以價值來計算，家庭消費僅相當於美國的百分之五，這對於一個主要靠投資和出口為驅動動力的經濟體而言，這意味著中國必須採取其他的辦法才能維持生產過剩的工業。
各界對中國的刺激方案仍存有疑義，質疑中共領導人仍然缺乏詳細規劃。格林認為，中共的刺激方案可總結成兩個焦點，就是出口和基礎設施，衛生和教育支出雖然也被列入重點，但不會得到充分的支持。經濟學人期刊（Economists）則認為刺激方案是舊瓶裝新酒，五千九百億美元中其實只有四分之一的資金是因應刺激方案納入的新計劃所需的費用。此外，刺激方案中有關社會福利支出的部分，除非中共中央在要求地方政府執行之同時亦給予相當的經費支持，否則實現的機會甚渺，這是因為經濟衰退也造成地方政府的收入減少。
摩根史坦利亞洲部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表示，對社會安全網的投資會減少謹慎的儲蓄，有助於大範圍的消費成長，但中共從未認真的考慮採取此策略。到中國的醫院就會明白社會服務與家庭消費之間的關係。在醫院，病人要預先交錢，等到預繳的錢用完的時候，病人就被趕出醫院，不管有沒有治好。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中國投入醫療支出的費用還不到GDP的百分之一，在全球一百九十六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百五十六。此外中國窮人的孩子沒有錢就無法上學，大多數流動工人無法得到任何職場意外事故的保險。中國的家庭為因應此等不時之需，必須設法把可支配收入的大約百分之二十五存起來。
專文指出，這與聯合國發展計劃與中國改革與發展研究院（China Institut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共同完成的研究報告結論完全不同。此等倡議或研究系呼籲中共檢視其社會福利制度，以提供中國十三億人民基本的健康照料、教育、就業及退休福利。此外，特別強調中國境內被遺忘族群的需求，如農民、遊牧工人及貧民。此等社會福利的支出估計每年約五百五十億美元，但其所產生的效益更甚於鐵、公路的基礎建設。
儘管中共的決策者竭力的鼓動快速的成長，卻未見中共採行措施，想辦法把這些工人變成另一種力量，即提供他們足夠的社會福利，以使他們成為少存錢多消費的新消費者。
自一九九零年代末這類的改變呼籲即時有所聞，包括平衡東西方的發展差異、減少中國貧富差距、以及將中共國營企業的巨大盈餘轉為政府支持社會支出的資金等等。刺激內地投資的「西進」策略淪為口號，國營企業的巨大盈餘仍只有少部份被課稅。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共的重商主義將使其猶如一九二九年的美國，最後在大蕭條中自食惡果。
最近在美國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高峰會，與會的各國領導人，強調支撐全球金融架構和捍衛自由貿易的重要性。然而，曾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間任世界貿易組織秘書長的紐西蘭前總理穆爾（Mike Moore）相信，高峰會的閉門會議應該是集中討論亞洲的當務之急是不要在今天的危機中鼓勵出口。他表示，這是心照不宣的事，中國、印度及東南亞國家必須轉為消費國，這是對國家或人民都是有利的發展，否則將引發更為令人不快的結果。全球貿易在三零年代下降百分之七十，任何有意返回惡毒經濟民族主義時代的想法都會將目前的危機變成大災難。
中共的領導人面對眼前巨大的經濟挑戰，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的領導力將在二零零九年受到極大的考驗，特別是若正如那些悲觀主義者之預測，中國的經濟將走入停頓時，中共領導人面臨的政權危機，將更甚於一九八九年的民主示威政治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