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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血民主」 橫幅：「浴血民主」。北京工業大學學生高舉民主旗幟，星夜趕往天安門廣場，參加次日的悼念胡耀邦集會和請願活動。1989-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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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們在中南海門前靜坐示威 學生們在中南海門前靜坐示威。警察組成一道人牆，防止學生衝擊。那晚軍警武力驅散學生，出現流血場面，激起之後更加高漲的學生示威活動。1989-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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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籌委會」組織的第一次遊行 「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組織的第一次遊行，抗議昨夜軍警在新華門的暴行。1989-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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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悼胡 占領廣場的首都大學生參加悼胡，然後提出「請願七條」。圖為政法大學的學生在憲法第35條和胡耀邦畫像下參加追悼會的場面。198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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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大哥哥大姐姐 小學生也上街遊行支持大哥哥大姐姐的正義行動。他們打出「打倒官倒」的牌子。1989-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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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我們的共同理想」 「民主----我們的共同理想」。學生拉起附上俄文的橫幅遊行，歡迎提倡公開化和新思維的蘇聯領袖戈巴契夫來訪。1989-5-15 |
重返紅塵 僧人重返「紅塵」支持絕食學生。198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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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呼籲救救學生 橫幅：「法官呼籲救救學生」。絕食抗爭牽動廣大民眾的心，法官也走上街頭，只為「救救學生」。1989-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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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官支持學生 警官大學的軍警也上街支持學生運動。1989-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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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民眾聲援北京 在中國西南四川成都的市中心巨大的毛像下面，民眾集會聲援北京學生。一個橫幅上寫道：「為自由而戰」。1989-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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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瀋陽學生來北京 中國重工業基地東北的瀋陽工業學院的學生乘車來到北京參加學運。1989-5-25 |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舉行，天安門廣場坐滿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軍隊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布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學生雖然滿意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悼詞，但接近一晝夜的靜坐毫無結果，情緒激憤。學生擔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
西安、長沙出現後來被稱為「四二二事件」的嚴重騷亂。據報晚上5時起，西安有人焚燒二輛汽輪和五間房子，逃走時又有人在西華門、鐘樓附近焚車和搶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門大舉緝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學生占72人，西安初審164人後，釋放了106人，但大學生比例不詳。長沙亦有20家商店被搶劫，96人被拘捕，當中3人為大學生。武漢大學生意圖衝擊省政府機關時，警察動用警械，數人受傷。
4月23日，趙紫陽未有依照田紀雲等人的勸告，決定按原定計劃出訪朝鮮，以免外界揣測政局不穩，但他重申三點：一是追悼會已結束，堅決勸止學生遊行，要馬上複課；二是嚴懲打砸搶行為；三是要疏導學生，開展多層次對話。[22]
同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全國各高校倡議無限期罷課時，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新聞封鎖，在頭版報導學生遊行活動，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共同社及日本《產經新聞》均不約而同指出，面對當前狀況，政府可能會出動軍隊，其中共同社電文稱：「北京學生領袖已開始敦促工人罷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運動行列，將嚴重動搖中共領導，中共屆時或會不惜犠牲黨的權威予以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與中共領導層同意會晤，由15名學生代表會晤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但學生代表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會談，對話流產。上海市委則沒收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當中有文章批評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學生遊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原本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該報在原處留白抗議，引起海內外巨大回向，最後報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認為江澤民因處理事件的手法而獲鄧小平賞識，晉身中共領導層。[23]
[編輯] 四二六社論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運動受極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報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24][25]
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回向。社論在4月25日發表首天，北大校園晚上反覆播放其內容，一些學生骨幹反應激烈，表示「要鬥爭到底」，一些學生對自己被列為「反黨集團」而感到害怕，並指政府很快會抓人，更多學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堅持最少要罷課至5月4日。
在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與家長得悉社論後趕到往學校了解情況，該校黨委副書記謝戰原說：「不少同學都很震驚，覺得中央定調太高，這與之前中央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學生們很難接受。學生認為這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領導不管是什麼人出來對話。」當晚，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同的示威，抗議社論，其中以長春規模最大。當晚吉林大學等校約3000名學生涌到省委門前，強烈要求同省委領導對話，並表明因為聽到運動被定性為「動亂」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單位對此反應迥異。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批評學生搞「文革」。
學生召開記者會反駁「學生顛覆中共」的言論，並再度要求與李鵬對話、並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學生最後決定舉行四二七大遊行。4月27日，北京約5萬名學生上街示威，雖然政府明令禁止遊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學生的標語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以至「擁護共產黨」，遊行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26]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的失誤；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語氣相對溫和。4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國家民族帶來災難。
過程中，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會上，袁木承認「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但強調大多數「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
然而在「定性」問題上，袁木重申立場，指運動背後被「長鬍子的人」策劃，「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現在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27]。
中共對袁木的對話大加讚揚，認為內容一張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學生的觀感相當迥異。有學生認為對話十分成功，並希望日後舉行更多直接對話，有學生批指責袁木迴避實質問題。當時也有學生質疑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並非由「普選」產生，不具備代表性而拒絕參與對話。
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師範大學代表吾爾開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記者會，批評那對話像記者招待會，由學生來充當記者，提問題。當晚一些學生就提出應該由學生選出的代表參加另一場對話。蘭州亦有數千名學生遊行，要求與省長對話，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勸說下結束遊行。武漢也有類似的學生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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