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後改革研究所
    
     陳永苗
    
    朱魯子寫了一個標題很值錢的文章《一萬個啟蒙知識分子也頂不上貞女鄧玉嬌的小刀》，就從井底「關天」閉門造車的啟蒙運動起的自娛自樂以及自大自狂，與公民維權起的巨大凝聚人心作用，以及在維權實踐中巨大啟蒙作用進行比較來看，朱魯子的誇張說法是很有道理的。不要說玉嬌龍的小刀，就是一個維權律師，就可以比得上一千個啟蒙知識分子。當下需要啟蒙的，只有那一些天天想啟蒙別人的啟蒙知識分子。
    
     需要的並不是啟蒙問題，也不是通過啟蒙讓百姓站在體制的對立面，從而劃分敵我，迫使百姓跟隨啟蒙知識分子。啟蒙不是一把尺子，來衡量百姓距離啟蒙知識分子，還有幾米，幾公分。一旦百姓不跟隨啟蒙知識分子，就痛斥為愚民。民眾沒起來抗爭，是因為抵抗成本過大，不是沒有勇氣。而且啟蒙知識分子又在幫倒忙，施加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壓迫。當民眾被迫起來抗爭，其勇氣遠非啟蒙知識分子可以比擬。
    
    啟蒙知識分子告別革命，試圖以道德力量抹掉，革命是歷史的產婆這一真相知識，那就是說，他們有一種征服歷史自然的病態狂妄。以逃避革命的方式，來展現「不顧一切就要如此」的專橫意志。對付這樣的病態，不能採用另外一種病態，也就是革命暴力美學來對抗。
    
    我採取的方法是辯護，消極防守。為一種抗暴權辯護，但不一定讚美抗暴本身。就像財產權與財產是不同的，抗暴權與抗暴也是不同的。
    
    女楊佳玉嬌龍的修腳刀，是自由的鑰匙，而不是自由本身。這是一種客觀的歷史真實。革命是歷史的產婆，這是真實的客觀真理。固然我們不能採取革命暴力美學，但是我們必須抵抗對這種客觀真理的遺忘。
    
    對抗暴權的消極辯護，能在告別革命與美化革命之間，留下巨大的理性空間。對已經爆發的，對已經付出成本或者即將付出成本的抗暴，我才採取辯護姿態。
    
    我不鼓勵和讚美尚未發生，或者沒有必要發生的抗暴。既然已經付出或者即將付出，例如楊佳，那麼就不能白白犧牲，我們就應該用毛筆醮著血跡書寫。或者做一個油漆工，給公共性抗暴事件，漆上儘可能不褪色的標語。
    
    當這種言說的時候，如果不採取為抗暴權辯護的消極方式，就很容易變為讚美抗暴。只有一種方式的時候，是可以讚美抗暴的，那就是正當防衛。按照英國憲政的傳統，自我防衛的權利銘記在每一個人心中，它是如此有力，以至於沒有一項人類的法律能夠合法的反對它，它是一種自然權利，比人類法律更加偉大的力量。自我防衛的權利就是上帝的法律，又是所有憲法的《大憲章》。
    
    這裡有兩層，一層是事件本身的是非，這是道德層面的。另外一層是當事人本身的權利。這兩個層面經常是衝突的，並不一致的。當第二個層面成為首要問題，或者說必須捍衛當事人本身的權利的時候，往往是第一個層面是錯誤的。這種錯誤來自一種道德判斷，道德往往是多元的，衝突的。例如楊佳應該不應該通過殺六個無辜警察，來給出一個說法。這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是楊佳的抗暴權卻不容否認，即使楊佳採取了錯誤的方法和手段，那也不能因此殃及抗暴權，從而取消抗暴權。這種根本權利不見已經好幾十年了。
    
     作為一個法政系的知識分子，我們只為當事人第二個層次的權利辯護，就像一個律師，他必須為賣國賊、壞人、淫棍、十惡不赦的殺人犯的基本人權辯護。第二個層面的工作，意圖塑造一個憲政平台，在這個平台裡面，第一層面道德是非，可以進行諸神之爭。這憲政平台是一個「待建的諸神之殿」，這是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被禁第一本書的書名。
    
    從介入公共事件開始，我就異常清晰我的法政立場，並致力於把這個理念推廣出去，對啟蒙知識分子的糊塗腦袋，進行根本性改造。人文啟蒙系的糊塗腦袋經常會兩個層面串線短路。用第一層面中混亂偏執的一種道德價值，當做絕對價值越界進入第二個層次，來決定整體是非。人文啟蒙系的糊塗腦袋是天生的害國蟲，如果秦始皇和毛澤東再來一次「坑儒」，我還是暗暗高興的。
    
    人文啟蒙系的糊塗腦袋放棄對具體案件的關注，而退守從內心啟蒙。它具有一種否定此世性，而推崇來世性的自虐。自虐也成，他們還要因此迫害民眾。人家都火燒眉毛了，不讓端水救火，讓你去研究水分子的構成。他們並且沾沾自喜，還以為自己就是拯救者，非拜倒在他門下不可。
    
    人文啟蒙系的糊塗腦袋，天天吶喊他們的主子賜予他們言論自由，就沒看到現有的言論自由，正是維權抗爭獲取的。沒有維權抗爭，就沒有當下的網絡參政。維權運動賦予新聞自由嶄新的政治能力和能量。
    
    以博客中國和凱迪貓眼看人為首的網絡空間已經成為另外一個虛擬的天安門廣場，一個憑空得到的政治參與空間。中央政府需要網絡，來制衡越來越大的地方。就像過去封建皇帝在王朝末期，地方豪強做大尾大不掉，封建皇帝與民眾結成同盟，打擊地方豪強一樣。
    
    瀋陽有一段說法說得很好，他說，老百姓不懂這個主義那個主義，懂得就是以微弱之力保護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維權運動顯然是超越啟蒙運動的，因為維權運動是一種行動哲學是一種開放的行動方案，這種開放性體現在它既有強大的憲政主義哲學為基礎，也體現在它是以問題意識而非以學科意識來對待的。這樣就更接近對具體人命運的關懷，而不是脫離生活抽象的宏大敘事。
    
    當前首要的問題是降低公民維權成本，提高效率，得到更大成果，這需要的是，突破對新聞自由的依賴，反過來利用已經有限的新聞自由，拋棄改良立場，對啟蒙知識分子進行啟蒙，讓他們告別啟蒙，走向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