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老先生以98歲高齡辭世，生前身後好評如潮，可謂功德圓滿。他自己在世時是固辭「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三頂帽子的，但最後有沒有辭掉，或者竟是更加坐實了大師謙虛的美名？  

  
  

    　　季羨林究竟有多「了不起」？這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夠得上資格回答的人寥寥可數。但是，從向真求實的角度，並不能因此就玄之又玄地糊弄過去，這有違季老先生的初衷。他說，「我說的話，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其實我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麼，如果相信老先生說的是大實話，強為解人，也許在他去年出版的洋洋55萬言的《季羨林自述：我這一生》一書里可以找到些許判斷的依據——— 
    
    　　讀書階段學了什麼？ 
    
    　　季羨林晚年回憶的整個中小學階段里，有兩個著名的現代作家是他的老師，一是胡也頻，丁玲的第一個丈夫，但「他從來沒有認真講過國文」，季羨林說，「從他那裡沒有學到什麼國文的知識」；另一個是董每戡，但季羨林連他的作品都沒有讀過。所以直到1930年之前，季羨林接受的基本是應試教育，「成績不能算壞」。 
    
    　　1930年，自小學英文的季羨林高中畢業後考進了清華西洋文學系，但該系沒有哪一門課令他感到滿意，反而是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讓他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據他說，這兩門課可稱得上是他之後的學術研究的「發軔」之初；吳宓的「中西詩之比較」 和「英國浪漫詩人」，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他還旁聽或偷聽了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鄭振鐸等人的課，時間長短不一。其間還修學德語、法語。 
    
    　　1935年因緣際會季羨林赴德國留學。留學學什麼？季羨林並不諱言「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他第一學期選學希臘文，後來改選梵文課。因為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季羨林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一邊念書一邊教漢語，季羨林終於寫完了博士論文。之後，由於有一位老教授「一定要教我（季羨林）吐羅火文」，他通過了口試，包括俄文、斯拉夫文、英文三門。 
    
    　　總之，季羨林在德國十年留學，主要精力用在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上。因戰事而居留哥大教書期間，「發表過幾篇（有關佛教梵語）我（季羨林）自認頗有分量的論文」。但此後「順應時勢改了行」，「嘗試了很多領域，成了一名『雜家』」。 
    
    　　研究階段有什麼成果？ 
    
    　　1946年夏天，季羨林回到祖國，經陳寅恪介紹到北大工作，35歲的他被破格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49年之後，梵文是不能研究了，他轉向中印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的研究。一直到「文革」前，季羨林除了在全系師生大會上作自我批判外，基本上是一個「逍遙派」。「文革」期間，季羨林還是逃不過被抄家、批鬥的命運，甚至一度想要自殺。因此，他在德國所學的吐羅火文「根本談不上什麼研究」，直到1980年，「一半靠努力，一半靠運氣」，才完成88頁新疆吐羅火文殘卷的翻譯任務。1983年開始斷斷續續用漢文或英文發表吐羅火文A《彌勒會見記劇本》的轉寫、翻譯和注釋。 
    
    　　在參考了英德兩本《糖史》書後，季羨林寫作了他的《糖史》，分為上、下兩編，分別是國內編、國際編。 
    
    　　季羨林的翻譯工作從翻譯一些德國的短篇小說開始，最長最重要的一部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從1973年開始翻譯，持續十年。 
    
    　　關於佛學，季羨林說他回國之後基本「擱筆」，1956年寫了《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58年寫了《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此後是一段長達二十幾年的沉默時期」。24年之後在當主編、顧問、開會之餘，季羨林才又寫了一篇《三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 
    
    　　現在媒體上常見的說法是，季羨林的學術研究涉及範圍達14個，季羨林在自述中說這是「根據我自己還有一些朋友的歸納統計」而得的，可見其研究範圍的確定得力於「一些朋友」，範圍包括印度古代語言、印度古代文學、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異和共性、散文及雜文創作等。 
    
    　　學術之外做了些什麼？ 
    
    　　在翻看季羨林的自述時，讓人感興趣的是他的交遊。雖然他像一個埋頭書堆的書齋人物，卻也不期然與幾位政學權威緣分非淺。長一輩的有胡適、陳寅恪、傅斯年、朱自清等人，但多是泛泛之交；政界朋友中第一個是後來做到外交部長的喬冠華，他與季羨林既是清華同學，又一起到德國留學，甚至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還有一位是後來成為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他和季羨林也是清華同學。這兩位人物非同一般，一個一直到「文革」期間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一個到了「文革 」結束後再次步入了新的權力中樞。此二人同季羨林一直保持著友誼，1951年政府派出第一個高規格的大型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度和緬甸，團長是丁西林，團員有：鄭振鐸、劉白羽等人，季羨林也是團員之一，提名者正是胡喬木。從1949年開始，季羨林就陸續任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國內外各種數不清的學會會長、主任、顧問等，1978年任北大副校長。 
    
    　　在季羨林被捧上「泰斗」寶座之後，不僅國家領導人頻頻光顧季羨林那間素樸的書屋或他入住的醫院，他的周圍經常出沒的更有他的弟子、秘書、崇拜者，他也不時被各種人物請出書齋之外，到各種場合去「應景」，說兩句場面話，鼓鼓掌，然後步履蹣跚地離場…… 
    
    　　季羨林最後引起公眾關注，一是今年初發生的他的秘書趁他住院之機竊取藏品事件，事情後來似乎不了了之；二是2004年，他和許嘉璐、任繼愈、楊振寧、王蒙等名人領銜發起《甲申文化宣言》，強調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樣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權利。不管季羨林願不願意，此時的他已經基本只是一個「文化老人」了。 
    
    　　以上概況在季羨林自述中基本可以找到，對於並非專門研究家來說，依此也許大致可以約略了解到季羨林到底有多了不起。學術大師之謂，不是幾篇論文幾篇譯作或泛泛學了幾國語言者所能擔當的，至少應該是在某個領域內有根本的創造性的發現，有奠基之作，能承上啟下，別開局面者。季羨林生前說，「其實我沒有什麼了不起」，老先生說的也許是大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