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直在議論：當年趙紫陽如果象葉爾欽那樣登高一呼，應者雲集，一舉成功，豈不痛快！言罷頗為惋惜。其實，這是無根據的幻想，瞬間即逝的好夢。幻夢給人以安慰，卻於現狀無益。幻夢是虛假的，現狀是真實的，還是回到真實中吧！
［一］
趙紫陽為什麼不可能如葉爾欽那樣登高一呼？簡單地說就是，人不可能隨心所欲，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每個人都生活於社會中，生活於社會關係中。人一降生就步入社會關係，從家庭關係開始，擴大為鄰里關係、親友關係、同學關係、工作關係、商業關係、文化關係、領導關係、黨派關係、民事或刑事關係等等。諸種社會關係的網絡構成完整的社會活動，整個社會就是依從這一網絡的活動而運行，而變化。任何個人都不能超脫社會關係的制約而任意作為。在家庭關係中要遵守倫理道德的約束，在商業關係中要遵守價值規律的約束等等，否則，會因違反社會利益而受到不同形式的干涉。中共內部編織的上下左右各種關係網絡，也是一種社會關係。處於中共關係網絡的任何「點」都要按照有形的和無形的規則進行活動，這種制約關係不能隨意突破，否則，會因違反黨的最高原則而受到不同形式的糾正。在這一網絡中，趙紫陽作為總書記與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形成相互制約關係，依據黨內高層協議，鄧與趙分別處於控制與輔佐的不同位置。「控制」，意味著鄧的意志有決定作用：「輔佐」，意味著趙在鄧的意志下有權儘量發揮自己的能動作用。這種制約關係，彼此遵守不逾，構成中共專制體制的特殊形式。「特殊」在於，它不是高層第一把手說了算，而是隱居幕後的人說了算，形像化的比喻叫「垂簾聽政」。這種制約關係決定了鄧小平的專制特權不允許趙紫陽僭越「控制與輔佐」的位置。1989年民主運動，是「動亂」還是非「動亂」，是血腥鎮壓還是「在民主與法制的道路上解決問題」，趙在這一關鍵時刻由於突破鄧的控制，才被廢黜和軟禁。儘管趙紫陽拒絕承認「支持動亂」、「分裂黨」，儘管他指責剝奪他的總書記職位的非法性，儘管他抗議對他的軟禁，儘管他回絕鄧小平對他實施權力引誘，但是，不能不看到，如此反抗並沒有掙脫中共的權力體系，他順從了中共對他的處治。這樣的趙紫陽不可能在1989年專制與民主進行生死搏鬥時產生登高一呼的衝動，他不具備變更整體權力局勢的動力，沒有必要的思想淵源。「登高一呼」只是旁觀者頭腦中的幻想。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話別時，他慨嘆「我們老了，無所謂了」，作為退出政治舞台的遺言，這才是真實的趙紫陽。
中共另一大佬陳雲與趙紫陽形成又一種相互制約關係。陳雲的主張和政策設計對趙紫陽的施政是不容忽略的制約因素。陳堅持計劃經濟體制，只同意給企業一定活動空間，俗稱「鳥籠經濟」思想。他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計劃要管到分散生產的小農經濟，養豬也要規定任務，農產品的統、派購不能取消，還要加強；市場範圍只限於不便實行計劃控制的小商品生產。他不支持對外開放，反對成立特區，稱之為「賣國」；1982年在陳雲主持下，以反經濟犯罪之名，事實上取消了廣東、福建一帶有關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在他看來，現在還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必然進行超經濟的掠奪，這是他不支持對外開放、反對成立特區的理論支點。胡耀邦下台，他發動王震造聲勢，要把鄧力群推上總書記之位。這些傾向說明陳雲偏於保守，趕不上時代召喚。如何應對這一保守傾向是趙紫陽不能逃避的課題。尤其是，陳雲與鄧小平形成的分歧集中於：鄧千方百計要把經濟搞活，著眼於全國GDP翻番，陳則拘於傳統觀念，要求以蘇聯的計劃經濟為發展模式，構築中國的經濟框架。兩人合作過一段後，終因缺乏共同語言，「談不攏」，一度無法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趙紫陽處於兩山夾縫中，要「左右逢源」是很難的。
位於趙紫陽身旁、俗稱「左王」的鄧力群、胡喬木也構成對趙的制約關係。這是鄧小平的謀略：他在重用胡耀邦、趙紫陽同時，安排這麼兩個人時刻充當反面動態，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都是由於此二人在鄧耳旁吹風搞起來的。不過，由於胡耀邦、趙紫陽善於抵制，使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均縮減了為害範圍與時間。這種制約與反制約的權力較量是中共內部錯綜複雜關係的核心。
陳雲、鄧力群、胡喬木在黨內並不是孤立的個人，他們代表著革命資格老、傳統觀念深、信息渠道單一、缺乏進取精神的大批上中層黨員。這些黨員對各種維新舉措具有本能的抗拒心態。要說服這樣一股保守勢力同意某種程度的棄舊圖新之舉是何等艱難，請回想一下農村破公立私的包產、包幹制度的推行是何等曲折就明白了。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要有所作為，他應該具有怎樣的智慧和膽識才能勝任啊！
為了打破「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清規戒律，趙紫陽首先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投石問路，沒有聽到反對聲音，繼之擬出4條綱領性條文概括經濟體制改革內涵：
1.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2.中國的經濟是商品經濟，不是產品經濟。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
3.計劃分為直接計劃和間接計劃。要逐步縮小直接計劃的部分，擴大間接計劃的部分。
4.間接計劃主要靠市場和經濟手段調節，直接計劃也要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顯然，「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西方的市場經濟」不過是虛晃一槍，「逐步縮小直接計劃的部分，擴大間接計劃的部分 」、「間接計劃主要靠市場和經濟手段調節」才是關鍵，這是將經濟逐步推向市場的漸進的過渡方針。趙紫陽的智慧表現為：「間接計劃的部分」逐步擴大是「計劃經濟」的逐步改進過程，而「間接計劃主要靠市場和經濟手段調節」則是市場經濟的逐步擴大過程，兩種量變的積累將引起全面實現市場經濟的質變。這種由漸變逐步引起質變的設想是在傳統觀念「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西方的市場經濟」的包裝下推出的，容易得到傳統觀念較深的當權者認同。果然，這個綱領得到鄧小平和陳雲同意，鄧還要求在全黨傳達，並寫入《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至此，「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在黨的教規上就被廢除了正統地位，趙紫陽的走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得有意義的成果。
中共是個專制政黨，維護專制統治是它的中心任務，所以，由它來倡導在黨內或在黨外實施民主改革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如同有人聲稱自己準備挖個坑埋葬自己一樣。但是，事物的異化規律證明，中共這個政治實體必然會異化出相反的思維和力量，與專制勢力抗衡。這樣的趨勢，這樣的反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不僅是理論上的推斷，而且有或隱或顯的事實在佐證。趙紫陽在1986年成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縱論民主改革的思路就是一個實例。他陳述的中心思想就是：社會主義搞的是假民主，資本主義搞的是真民主。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回答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他舉例說：學生參加選舉投票還沒有菲律賓的投票興趣大，學生選票上寫希特勒，說明投票者在抗議選舉不民主。他認為：「要解決黨的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防止黨的權力過於集中於少數人、個別人、一個人」，為此，要抓兩條：（1）「基層民主非擴大不可」，「群眾的事情儘可能由群眾參加管理」，實行自治。（2）要開闢政府與群眾對話渠道，「必須與不同利益的人協商與對話」，「應當有代表農民、工人、知識分子與政府對話的渠道」。這兩條應該說是趙紫陽根據當時的條件爭取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了。就是這樣的溫和改革的議論也引起鄧小平的警惕，他告誡「不能遷就民主思潮」。所以，1987年 7月8日中央五人領導小組討論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稿時，趙特別重申「民主問題不能迴避。究竟怎麼搞民主，要講清楚。」直到1988年12月8日政治局常委會上，趙仍然語重心長地說：「關於民主，要有一個基本的看法。」一邊是鄧小平喋喋不休地叫嚷反「自由化」，再加50年，一邊是趙紫陽費盡心機地籌劃民主改革，發出異議，形成中共兩種施政思路的對立。其結果，是以「六四」大屠殺宣告對一切走向民主願望的制裁！數十萬大軍成為鄧小平屠戮民主的馴服而愚蠢的工具。在這樣的蠻橫而霸道的武裝力量面前，趙紫陽怎麼會產生登高一呼的願望呢？
［二］
葉爾欽為什麼敢於登高一呼？簡單地說就是，葉爾欽自信有力量扭轉當時的緊急和危險的局勢。此時的葉爾欽已經不是蘇聯的地方官吏：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建設部長，也不是蘇共的中央大員：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1990年，他在蘇共二十八大的會上宣布退出蘇共，與共產黨一刀兩段。他競選人民代表（議員），在群眾集會上熱情宣傳政見，在電視辯論中積極抨擊時政，終於贏得選民愛戴，成為替人民立言的代表者。繼而他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以57.3％的得票率勝出，成為俄羅斯聯邦有史以來第一次經過名符其實的競爭，由選民直接認定的最高領導人。俄共有4人競選總統，他們的得票率分別是16.9％6.8％3.7％3.4％，均被淘汰。這是一次民意的檢閱。此時，登上坦克高呼的就是這位民選總統葉爾欽。他擁有的民眾支持，督促他登高一呼。
1991年8月19日凌晨，塔斯社宣布，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包括總理、克格勃主席、內務部長、國防部長等8 人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接管國家全部權力，取消新聞自由，停止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職權。上午9點，數百輛裝甲車湧入莫斯科市中心，坦克縱隊占領要道、廣場，包圍俄羅斯聯邦議會和政府大廈。克格勃部署其特種部隊強攻議會大廈，要求逮捕葉爾欽等11名主要領導人，就地正法。一場軍事政變擺在眼前。葉爾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面對政變調動的坦克群而登高一呼的。他在一輛坦克上大聲宣讀《告俄羅斯公民書》，指出政變的違憲性質，呼籲公民予以回擊。這種形勢，這種時機，這種場合，這種氣氛，足以顯示他不顧生命危險而奮力一搏的精神。這就是所謂「大勇」。
葉爾欽並非逞個人之勇，他擁有群眾的支持。「8.19」當天下午1點，議會大廈外聚集了響應葉爾欽號召、保衛俄羅斯政權的數萬群眾，他們設置由混凝土塊、卡車、重型設備充當的路障，由兩萬多人組成人牆，或站或坐或臥，還有人向政變部隊喊話，籲請他們不要向同胞開火。當夜，庫茲巴斯、頓巴斯等地區煤礦工人響應葉爾欽號召，決定無限期罷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宣布，70％地方政權表示擁護葉爾欽，不支持政變當局。烏克蘭與哈薩克兩個共和國政權聲明不實行緊急狀態命令；波羅的海3國政權不承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合法性：摩爾多瓦自治共和國總統譴責政變。這樣，政變當局剛一露頭就顯出孤立無援的窘境。他們控制的部隊開始動搖。內務部的裝甲部隊沖向路障時被人牆擋住，在鮮活的生命面前，他們退卻了。有些部隊公然抗命，拒絕向市民開火。克格勃的特種部隊武器先進、訓練有素，攻擊議會大廈本可一舉定奪，但官兵一致抗命，進攻時間一再推遲，指揮官被叫去訓斥，威脅以「軍法審判」，仍然無效。
8月21日，當天凌晨死難的3名青年追悼會在廣場舉行，由牧師領祭，葉爾欽參加，氣氛悲壯。又傳來海、空軍不參與政變的消息，更增加了反政變力量的勝利信心。接著，蘇聯檢察院公告，政變領導成員犯有國事罪，準備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國防部命令：從莫斯科撤走一切部隊，取消宵禁。至此，政變失敗已成定局。從8月22日開始，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除內務部長普戈自殺外，其餘陸續被捕，僅僅折騰了3天的政變就此煙消雲散。
葉爾欽登高一呼，應者雲集，一舉扭轉局勢，極大地推動了民主轉型的進程。（1）8月23日，葉爾欽簽署總統令，中止俄羅斯共產黨活動。同日，哈薩克、吉爾吉斯、立陶宛、拉脫維亞、摩爾多瓦5國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組織或實行重要機構「非黨化」。戈巴契夫深感四面楚歌，大勢已去，8月24日晚，被迫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5日蘇共中央發表文告，請求蘇聯總統與俄羅斯聯邦總統允許蘇共召開最後一次會議，決定善後事宜，但未能得到回應。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緊急會議決定，停止蘇共在蘇聯全境活動。根據這一決定，蘇共所有機構被查封，銀行帳戶被凍結。蘇聯共產黨，這個龐然大物的生命就此終結。（2）11月16日，葉爾欽簽署10項總統令，接管聯盟中央一系列財政金融部門，剝奪中央重要財源；限令聯盟中央約80個部委解散，削弱其政權勢力；停止聯盟中央意識形態部門活動，剪除其宣傳鼓動力量。此時，聯盟中央已經搖搖欲墜。12月7日，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宣布成立「獨立國家國協」，由此表明蘇聯作為一個符合國際法要求的主權實體已不復存在。12月21日，蘇聯11個加盟共和國首腦發表《阿拉木圖宣言》，宣告蘇聯徹底瓦解。在這種情況下，戈巴契夫不得不宣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於1991年底停止存在。12月25日，作為最高權力象徵的核按鈕從戈巴契夫手中轉到葉爾欽手中。蘇聯，這個龐然大物的生命就此終結。從「8.19」政變開始，到蘇共與蘇聯滅亡，只經歷了短短100多天時間，突變是在瞬間實現的。
這個突變是值得人們認真回味的。即使是研究克里姆林宮學的專家也不得不為突變之猛且速而驚諤。筆者這篇短文不能涉及如此深奧的學問。只是由葉爾欽登高一呼而引起的變化想到中國人常議論的一個話題：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這個難得共識的話題是很費思索的。是否可以這樣認識：兩者相輔相成。俄羅斯社會進步形成的環境孕育了葉爾欽這樣的人，必定會產生葉爾欽這樣的人，不管他是葉爾欽還是伊凡，總之會有這類適應社會需要的人出現，而葉爾欽本人的抱負和膽識，他的特殊的個性和過人之處，又推動了俄羅斯社會的進步，加快了歷史前進的步伐，創造了歷史的特點。歷史是由人創造的，而人是歷史產生的，這個嚴格的辯證規定是不容歪曲的。遵循這一規定考察歷史與現實，就不會把俄羅斯與葉爾欽硬拉到中國與趙紫陽身上，糾纏於如果趙紫陽也登高一呼。兩個人依據的歷史環境不同，兩個人由不同的歷史環境造就的視野不同，因此，兩個人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也不同，歷史作用也各異。此地此時此人與彼地彼時彼人，沒有同一性，怎麼能設想讓拒絕鎮壓學生的趙紫陽去做否定共產黨統治的葉爾欽呢？
（2009.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