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是一個古老的、醜惡的、罪孽的、普遍的文化現象。本文只講中外禁書的對比，講古今禁書的異同。
精神財富「經久耐用」傳之永遠
看一個城市是否文明進步，不只看樓有多高，路有多寬，GDP增長多少，還要看——也許是更要看書店有多少，讀者有多少，出版社有多少。
大樓再高、再大也會倒塌，今年6月27日，上海蓮花河畔景苑7號大樓不是轟然倒塌了嗎？而且是整體性地、像聽到命令似地仰面而臥，連一塊玻璃也沒碎，大樓變成了帶天窗的聯體別墅，真是世界奇蹟。馬路再平整、再硬實也會塌陷，去年11月15日，杭州風情大道的地鐵工地路面大面積塌陷，塌陷面積寬約 20米，長約100米，深約10米深，掉下去的車輛10輛以上。 「風情大道」，路名艷麗，但一瞬之間就成了險情大道，據不完全統計，埋陷數十人，8人死亡，10多人失蹤，實在令人痛惜。
去年以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多少國家和地區的GDP下降，很多工廠倒閉，很多企業破產，很多大富翁頃刻之間變成窮光蛋。即便不是金融危機，個人財富也會因其他原因而散失殆盡，上海的億萬富姐陳潔涉嫌侵吞國有資產、浙江億萬富姐吳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都相繼問罪，她們手中的金錢也將化為烏有。可見任何人有再多的財富也都有喪失的可能。
唯獨精神財富「經久耐用」，傳之永遠，恩及社會，澤及子孫，惠及千秋。所謂「家有詩書不為貧」，「耕讀人家傳家久」等等詩句和格言說的都是這個道理，都反映了人類對精神財富的高度珍視。袁枚說：「物在天地間，有散也有聚；唯有書藏胸臆間，鬼難風災吹不去。」我自己也常說：「不散之財腹中書。」
精神財富的最主要的載體就是書籍。生產知識，社會知識，人類智慧，文化成果，都以書籍為載體來記錄、來承傳。沒有書籍，人類就如生活在荒漠，就和動物無異；有了書籍，社會才繁榮、發展，人類才健全、進步。書籍和人類的存歿、社會的興亡始終維繫。福樓拜說：「閱讀是為了活著」，這句話很簡樸，也很有深意。
我每到一地必去書店；如果沒去，就像沒到過此地；即便去過多次，也有陌生感。只要去了該地書店，哪怕只是偶爾路過此城、此縣、此鄉，哪怕去的只是蕞爾小店，我也有賓至如歸，回到家園之感。我愛書如命，以前和人開玩笑，說：「我家裡只有兩樣東西概不外借，一是老婆，二是書籍。」這說明我愛書如愛妻。當然，如今我已敞開家門，對外開放，書可外借了；書不流通如廢紙，為什麼不借給別人發揮作用呢？有時候我給人送禮，實在想不出送什麼，就送書，在扉頁上鄭重寫上：「秀才之禮書為重。」
書籍有生命、有靈性、還有神
書籍不是沒生氣的一頁頁白紙黑字；書籍是有呼吸的，是有體溫的，是有血液的，是有生命的，是有靈性的。書籍還有神，書神的名字叫長恩。魯迅 1901年，庚子年，就寫過《祭書神文》。當年20歲左右。那天是陰曆除夕，據說除夕祭祀書神，能夠保佑書籍鼠不敢齧，蠹蟲不生。魯迅在祭文中寫道：「今之夕兮除夕，香焰****兮燭焰赤。錢神醉兮錢奴忙，君獨何為兮守殘籍？……俗丁傖父兮為君仇，勿使履閾兮增君羞。……寧招書癖兮來詩囚，君為我守兮樂未休。」除夕之夜，錢奴們忙著祭祀財神，而魯迅這一般書痴則獨守破舊殘書，虔誠祭祀書神。錢奴們追逐金錢物質，書痴們固守精神財富，形成了鮮明對照。以後魯迅之所以成為大作家，成為「民族魂」，不能不說和他年輕時的高潔脫俗、飽讀詩書有關。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讀書傳統的國度。對書籍酷愛到崇拜的程度。祭祀書神便是突出的一例。中國人還有「敬惜字紙」的傳統，有字的紙，不能隨便處之，不能亂扔，不能撕毀，要敬惜愛護，這也反映了中國人對書籍的崇拜。
如果我請在座的諸位即刻說出有關飲食的十句成語、格言，比如「民以食為天」，我想也許比較困難；如果我請在座的諸位儘快說出十句有關體育的成語、格言，比如「生命在於運動」，也可能需要好好想一想。但是我請諸位立馬說出十句有關讀書的成語、格言，我想很多人都會脫口而出。比如最熟知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優則仕」 「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腹有詩書才自華」「不動筆墨不看書」「力讀仍愁不盡書」「俯而讀，仰而思。」「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你看已經不止十句了。更有那些有關讀書人的故事，如「程門立雪」、「懸樑刺股」「鑿壁偷光」「囊螢映雪」都是喧騰人口，家喻戶曉的。
有兩句讀書的名句，我很喜歡，常常引用，一是：「士大夫一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這話出自黃山谷，原話是「士大夫三日不讀書」，我改成一日；我認為要是三日不讀書，早就面目恐怖，語言發臭了，豈止可憎？豈止無味？
扯遠了！我不喜歡一本正經，東拉西扯較自然、放鬆、隨意，像聊天。但也不是瞎聊，還是及義之言，聊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多麼的愛書，聊的是我這個書生對書是如何的痴迷，因此讓我來香港書展談禁書，不敢說非我莫屬，但也還比較合適，因為愛書，就會反對禁書。況且香港出了我一本《沙葉新禁品選》，內中所收十之七八都是我被禁的作品，我有被禁的切身感受，由我說禁書至少也不會隔靴搔癢。但我會排除個人恩怨，不意氣用事；因為禁書是一個古老的、普遍的話題，古今中外都有，書的被禁更不是一個人的遭遇，所以我要冷靜地、理性地來介紹和分析禁書這個醜惡的、罪孽的、普遍的文化現象。
禁書也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一部禁書史是用屍骨堆積起來的，是沾滿鮮血的。我今天不講整個的禁書史，我沒這樣豐厚的學養，我只講中外禁書的對比，講古今禁書的異同。
一、先說中外禁書的對比
1、中國的禁書歷史長，西方禁書歷史相對較短。
中國禁書如果不算更早的第一次禁書，即商鞅的「燔詩書」，那麼公元前213年的秦始皇的焚書算是被史家公認的、由政府出面的、規模巨大的、影響深遠的首次禁書。它一直影響到毛澤東。一個是千古一帝，一個是偉大領袖，從公元前213年至少延綿到20世紀60年代，2000多年，幾乎是從頭到尾整個一個漫長的封建社會，影響不可不謂深且廣矣！
公元前213年，是秦始皇登基的第9年，他在咸陽宮招待70名博士，其中有不少是從其他六國歸順秦國的。在筵席上，一個叫周青臣的，官居僕射，是個武官，向秦始皇敬酒祝壽，歌功頌德，並大力讚頌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而另外一名從齊國歸順的博士淳于越，則持不同意見，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竭力主張分封制，於是引起爭議。此時宰相李斯發話了，他說：「今諸生不師今而師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而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他的意思是說，如今之所以引起這樣的爭論，是書生們師古不師今，以古諷今，以致思想混亂，擾亂民心，誹謗朝廷。
這本來是有關政治體制的一次討論，是郡縣制適合秦國呢，還是分封制合適？可李斯把他上升到政治鬥爭的高度了。本來是可以討論的問題，就如當代中國是憲政好，還是獨裁好；是一黨專政好，還是三權分立好，也應該允許討論。可在兩千多年以前就不允許討論，就如現在也不允許討論一樣。否則就超過「底線」，判你個「顛覆國家政權罪」。於是李斯提出要統一思想，師今而不師古，這也如近60年的當代中國相繼提出的「輿論一律」、「和中央保持一致」、「緊密團結在以誰誰誰為核心的周圍」一樣，如出一轍，就是要統一思想，統一言論，統一行為，統一所有。為了消滅不統一的思想議論，李斯提出焚書，秦始皇說「可」。於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次浩劫就開始了！
李斯提出：「史官非秦紀皆燒之。」不是秦代的史書都燒掉。 「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更過分的更殘忍的是：「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連相互議論也要禁止，否則暴屍街頭，滅你全族！第二年就坑殺了460名儒生。
漢代要好一些，這是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訓，雖然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沒大規模的禁書，而且到了第二代漢惠帝，就廢除了由秦代延續下來的不准私人藏書的禁令，由是漢代文化空前繁榮，國力也因之強盛。這以後一直到唐代，雖然每朝都有禁書令，但所禁者大多為讖緯、兵法、天曆、《老》《莊》、佛道之類，與政治鬥爭、意識形態大多無涉，與輿論一律、牽制異見也少有關係。
宋代最著名的是蘇東坡的「烏台詩案」了，這當然是一場政治派別的角逐。結果是蘇東坡和黃山谷相繼罷黜，兩人的文集也兩次遭禁毀。此案延續將近半個世紀，禍及「元佑黨人」309人。它以清查文化為名，行打壓不同政見為實，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禁毀當代名人名著之濫觴，以後的歷朝歷代的「因人廢書」便是由此而來。
禁止禁書，在中國還遙遙無期
元明之際，開始禁毀戲曲、小說，雖然也有禁書，其規模和慘烈程度比起清代則是小巫見大巫，不再贅述。民國也不說了，放在第二部分中國禁書的古今對比時再說，因為拿共產黨和國民黨對比，更有可比性。這裡就簡單說說清代的禁書。
清代的文字獄，那才叫慘烈，那才叫恐怖。 10年前我曾經寫過《「表態」文化》一文，是因為電視劇《雍正王朝》引起了我有關清代文字獄的話題。我說「康熙在位61年，他製造的著名的文字獄有兩起。而雍正在位僅13年，他製造的文字獄大案就有5次。如呂留良案、汪景棋案、查嗣庭案、陸生楠案、謝濟世案。案犯所著書一律被罰沒，被禁毀，不得再版，不得翻印，亦不得私藏。案犯不是被處死，便是被流放，還禍及家族。查嗣庭在判刑前就已瘐死獄中，仍然被鞭屍梟首，死也不放過。」對雍正這個歷史上最嚴酷地迫害知識分子的魔王，哪怕他有天大的文治武功，我也恭敬不起來。當然我10年前說這段話，是因為當時的最高權力者對雍正甚是恭敬，認為他是值得效法的開創了盛世的帝王，還有一位也是他恭敬的，雍正的繼承人乾隆。
乾隆後來居上，自《四庫全書》開館，15年內文字獄48次，平均一年達3次之多！為纂修《四庫全書》，全國廣泛徵集書籍，名為編修整理，實為查閱禁書，至少是「邊征邊禁」或「寓禁於徵」，據統計，在《四庫全書》纂修期間，全部或部分遭到禁毀的歷代典籍共達3100多種、151000餘部，書版8萬餘塊。這又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文化浩劫。
外國禁書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如果說中國的第一次禁書（商鞅燔《詩》《書》）是出現在商鞅變法的公元前361年，那據我有限的閱讀知識，西方的第一次禁書要比中國早50年，即公元前441年，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的著作以瀆神之罪遭到當局焚毀，並將作者驅出雅典。
其後西方世界各個國家都相繼有過禁書，但以中世紀為盛。最著名的大禁書，就是14世紀中葉義大利薄伽丘創作的《十日談》。一個世紀之後，1497 年，在義大利佛羅倫斯，極端仇視藝術和美，絕對奉行苦行和禁慾的修道院院長薩伏那羅拉，將此書的原稿和部分付印稿付之一炬。再一世紀，1559年羅馬教廷首次發布《教廷禁書目錄》，逐年增補，但《十日談》始終名列其中。以後連巴爾扎克、斯賓諾莎、伏爾泰、司湯達、左拉、薩特等著作也網羅入禁。除了教義和道德上的原因之外，還有些書籍的被禁完全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這以後西方最轟動的大禁書應該算得是上一世紀英國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了。
那西方世界何時中止禁書了呢？ 1966年6月羅馬教皇保羅六世中止了《教廷禁書目錄》的出版發行。但不可思議的是1981年，智利的皮諾切特的軍政府竟然下令將世界名作《堂吉訶德》列入禁書。因為皮諾切特認為塞萬提斯的這本騎士小說對自由的呼喚是對他威權統治的威脅。當然此書隨著軍政府的倒台和皮諾切特的流亡，也就解禁了。從此以後，在一些民主制度業已形成並成熟的西方國家，很少聽說再有禁書之類的惡事和蠢事發生了。
那中國呢？何時結束禁書呢？遺憾的是至今，一直到我演講的現在，2009年的7月，也沒停止過禁書。以後何時可以停止呢？難說！
西方世界雖然比中國禁書早了50年，但至少在上一世紀已基本結束，這還只是拿中國一個國家和整個西方世界做對比，如果和西方某些單獨的國家做對比，有些西方國家更早就在制度上、法律上和實踐中結束了禁書。禁止禁書，在中國這個最愛書、最有讀書傳統的國度，還遙遙無期。
禁書內容、手段、決定過程迥異
2、中國禁書越來越注重政治，外國禁書越來越不注重政治。
禁書所禁的內容大致三種，一色情、二宗教，三政治。中國禁書從開始就與政治極有關涉，如商鞅的燔書，秦始皇的焚書，莫不如是。以後所禁之書，宗教和色情也逐漸成為禁因之一，但統治者最注重的仍然是政治。到了清代為了政權的鞏固而消滅異端，政治越來越是禁書的肇因。及至當代，政治類的異見之書更是禁書中的重中之重，你可以攜帶淫穢書籍從香港入關，但「反動」書籍查禁極嚴。如若不信，你攜帶一本趙紫陽的《改革歷程》試試！
外國禁書，當然也會以政治原因查禁。如羅馬教廷對《共產黨宣言》，前蘇聯對《日瓦戈醫生》的禁止，都純屬政治原因。但如今凡是已經建立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因政治因素查禁圖書雖然不敢說完全絕跡，但真的是極少極少了。
3、中國禁書手段極為殘忍，外國禁書手段相對溫和。
中國禁書動轍使用暴力，監禁、流放、火燒、坑埋、殺頭、腰斬以致滅族……史不絕書。而西方，最著名的因禁書而施以火刑的是布魯諾，他因推重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在自己的《論無限、宇宙及世界》著作中，提出宇宙是統一的、物質的、無限的和永恆的，而被教會視為異端，囚禁8年，最後被活活燒死。西方對禁書的涉案者更多的是採取譴責、罰沒、禁售、銷毀等等比較溫和的手段，很少使用暴力。其他的手段還有罰款，如1749年，英國作家因《放蕩女人回憶錄》一書判罰每年罰款100英鎊。 1922年一家美國進口書商進口《十日談》，被地方法官罰款1000美元。這種處罰和中國古代動轍有殺身之禍相比，簡直不算什麼。
4、中國禁書官府說了算，外國禁書律師上法庭。
中國禁書，古代中國是皇帝、大臣說了算，被禁者任官府宰割。外國呢？雖然大多數被禁者忍氣吞聲，無理可說。但自從上一世紀開始，如被禁書，也可以上法庭說理了。如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被指控，由於律師塞拉的據理力爭，法庭終於判決免於處罰。再如西方的三大禁書之一，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也有官司，經律師做無罪辯護，最終被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勝訴，此書得以正式發行。
20世紀最轟動禁書訴訟案，當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案。 1960年倫敦企鵝出版社為紀念作者勞倫斯去世30周年，全文出版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英國檢查機關認為該書淫穢，毒害讀者心靈，遂向法庭提出控告。出版社聘請律師出庭，並邀請35名專家、教授、學者、神甫等名人作證。法院也挑選了9男3女組成的陪審團，經6天的庭辯，出版社獲勝，該書得以出版，世界文壇為止歡呼。
中國自有禁書以來，何時有過被禁者與查禁者對簿公堂之事？史無前例的有過一次，那是幾年前北京一位律師因攜帶一本香港出版的著作而被海關罰沒所引起的訴訟，警察踫到律師，大水衝到龍王廟，很有意思，這在第二部分「中國禁書的古今異同」中再說。
《動向》雜誌2009年8月號首發，演講（下）將在9月號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