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二十日傍晚六點半，我應溫哥華公民協進會之邀請，將參加在烈治文圖書館舉辦的一個公開活動，與我同時作為講者的，還有遠在台灣的朱耀明牧師。我與朱牧師在香港沒有見過面，但非常仰慕他的人格，能與他對談，實在相當榮幸。
這次活動聚焦在禁書，主辦方可能基於最近朱牧師和我都在台灣出了書，我們兩本書都「理應」被列入香港和大陸的禁書，因此我們兩個人對談禁書，也就相當「應景」。
不久前，本地已舉行過一場旅居溫哥華的香港作家梁慕嫻的新書發表會，梁女士的新書名為《覺醒的道路》，她細述自己如何從一位忠貞的共產黨員到認清中共真面目的心路歷程。
另外一場活動由溫支聯（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早幾日主辦，主題為「新香港閱讀自由座談會」，講者包括麥海華﹑羅恩惠與馮敬恩。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五周年，溫支聯與公民協進會分別舉辦多場活動，以弘揚愛國學生運動張揚的民間道義與歷史正義。在遙遠的異國，加拿大華人為民族自救堅持了三十五年的抗爭，想起來令人動容。
公民協進會由董達成先生領導，溫支聯由李美寶女士領導，他們兩位是夫婦，他們為民主理念不辭辛勞，用了半輩子的時間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在溫哥華，還有我認識與不認識的很多華人，他們也都用三十多年的光陰，守護中國人共同的道德理想。
老毛說過一句話：「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這句話本身沒有錯，只是老毛的「好」恰恰是我們的「壞」，而老毛的「壞」又恰恰是我們的「好」。用這句話，反其義而用之，可以贈送給所有對中國民主運動不離不棄的手足。
朱牧師的書名為《敲鐘者言》，它成為禁書是無庸贅言的。他為掩護一些民主運動中的當事人，不得已在書中刪去一些文字，並以空格代之。未出書已自行「審查」，這是寫書人最無奈的事情，但現實殘酷，為免遺禍戰友，不得不如此，想來也真悲哀。
我自己那本書名為《香港我的愛與痛》，主要收入自己臉書的文章。書出版後，我曾委託出版社幫我寄一些書給香港朋友，但有一天，我看到一則香港新聞，報導有一位香港年輕人，因為收到英國寄給他的十幾本《羊村漫畫》，竟然被特區警方告上法庭，並很快判入監半年。看到這則消息，我嚇出一身冷汗，趕緊請出版社押下即將寄出的新書。連《羊村漫畫》也成為大逆不道的書，我那些反共反到出汁的文章，更罪無可恕了。
二十日的活動中，我會談及我經歷過的一些出版往事。我在天地圖書前後工作三十多年，經歷過香港文化最鼎盛的年月，也經歷過香港出版由盛而衰的過程。我有幸受到好多前輩的影響，對禁書有一種近乎先天的敏感與熱誠，在香港尚有出版自由的日子，我們曾出版不少政治思想敏感的好書。
天地圖書雖然是左派外圍組織，但在中共改革開放初期，政府為配合經濟發展，不得不開放思想領域的長期禁錮，那些年大陸出版市場也相當活躍，很多被視為「反動」的好書都破土而出。天地圖書董事長陳松齡思想相當開放，公司的顧問藍真先生（前左派出版集團聯合集團董事長）也鼓勵推動好書的出版，他們兩位和羅孚先生﹑前大公報副社長楊奇先生，都屬於中共內部的開明人士，他們與中共黨內自由派聯繫密切，彼此視為同道，因此，天地圖書每出版政治敏感書籍，都得到他們的支持，這也使我的工作得到莫大滿足感。
在九七前後香港文化最興旺的日子裡，我們得享如此的出版自由，但隨著中共對香港思想文化禁錮的手越伸越長，我們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到最後，每逢有敏感話題的書稿到手，都被董事長打回頭了。我同情他的處境，但自己工作越發不如意，幸而那時也已經到了我退休的時候了，公司一提退休，我就義無反顧地與天地分手。
二十日的座談會中，我會選擇十本天地圖書出版的政治歷史題材的好書，現在應該毫無例外都被列為禁書了。我將它們的出版過程與市場效應與各位分享，讓我們記得香港人曾經經歷的那些好日子。書單開列如下：
《毛澤東的黃昏歲月》，作者郭金榮；《雪白血紅》，作者張正隆；《厄運》，作者於勁；《中國抗日戰爭圖志》，作者楊克林；《廣場》，作者劉亞洲（？）；《歷史的先聲》，作者笑蜀；《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作者龍應台；《墓碑》，作者楊繼繩；《裸命》，作者陳冠中；《雙照樓詩詞藁》，作者汪精衛。
座談會現場報名已滿，主辦方有設立網上直播，網友也可以通過網上提問，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