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渲染重慶市打擊黑社會組織的意義似乎有些不合時宜。整個中國現在已經呈現出黑社會組織化，幾乎所有擁有重要資源的企業，都有黑社會的背景，否則，這些企業寸步難行。重慶市涉嫌黑社會案件，將於2009年10月12日開始審判。當地新聞媒體報導，這批案件由於涉案人數多、犯罪事實多、涉案罪名多、庭審時間長，而創下了多個重慶法院審判歷史之最。
回顧這場轟轟烈烈的打擊黑社會案件，人們不難發現，案件的背後隱藏著許多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正如許多評論所指出的那樣，重慶市司法局局長、重慶市公安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居然是黑社會勢力的保護傘，這說明重慶黑社會勢力已經完全滲透到執政體制內部。社會廣為流傳的抓捕黑社會組織頭目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充分說明黑社會組織和體制內的政府官員勾結之後，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能量，以至於打擊犯罪的活動無異於一場小型戰爭。
不少人對重慶這次打擊黑社會犯罪活動擊節讚賞，認為這是共產黨少有的得到公眾廣泛支持的舉措。但是，也有人提出質疑，認為與黑社會組織成員長期勾結的政府官員，之所以能節節高升，說明在這些政府官員的背後還存在著一股勢力。重慶市的「一把手」是否敢於繼續追查下去，將這些保護傘背後的保護傘公之於眾？
學術界一些朋友在討論這一案件的時候，私下以為重慶市成為直轄市之後，當地的領導人都是中央派駐的大員，假如繼續追查下去，那麼，後果將會不堪設想。甚至有人胡亂猜測，重慶市這場轟轟烈烈的打擊黑社會的行動，本身就是執政團隊內部勾心鬥角的表現。現在人們擔心的是，類似於重慶這樣的黑社會組織在全國究竟還有多少？今後黑社會組織是否會捲土重來？
提出這些問題的潛台詞是，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很難從根本上杜絕黑社會組織滋生蔓延。當年在制定《刑法》的時候，已經有學者認為中國存在著黑社會組織，所以，《刑法》應當堅決予以打擊。可是，立法機關在審議《刑法》（草案）的時候，一些官員認為中國雖然存在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但是，並不存在黑社會組織。言外之意，中國還沒有形成類似於西方國家的黑社會組織，所以，中國的《刑法》只能打擊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活動。無獨有偶，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實施中國《刑法》有關黑社會「性質」犯罪條款的時候，同樣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按照《刑法》的規定，只要屬於黑社會性質組織，司法機關就應當將其成員繩之以法，可是最高法院則認為，黑社會「性質」犯罪必須有自己的保護傘，假如找不到這樣的保護傘，那麼，就不能認定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司法機關尋找這樣的保護傘，那麼，必然會在執政團隊內部產生混亂，許多黨政官員必然會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千方百計地保護自己的黑社會組織。在《刑法》實施的過程中，許多老百姓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司法機關在處理的時候，往往只打擊嘍囉，那些幕後組織者和指揮者往往逃脫法律的制裁。
現在中國既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有地方政府組建的股份經濟；既有官商勾結的灰色經濟，同時也有政府官員與黑社會組織合作經營的地下經濟。各種經濟犬牙交錯，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轉型時期經濟形態。
幾年前曾經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經濟很可能會出現「西西里島」模式，少數黑幫控制地方經濟的命脈。當時很多人對這種看法嗤之以鼻，但現在分析，這些學者的確有先見之明。不過，和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幫派經濟相比，中國的黑社會經濟社會危害性可能更大。其中的原因非常簡單--義大利畢竟是一個民主國家，多黨之間的相互競爭，必然會將黑幫勢力的犯罪活動大白於天下。而中國長期實行獨特的政治體制，所以，許多黑社會組織的犯罪活動，具有長期性、組織性和規模性。中國的普通老百姓非常擔心，這種掛一漏萬的選擇性執法，究竟能夠給老百姓帶來多大的好處？
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在中央集權制度下，形成了封閉的政權體制。換句話說，只要能爭取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那麼，地方政府的黨政部門領導人就可以一手遮天。中國獨特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種在理論上高度自治，但在現實生活中形同虛設的國家政治制度。按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規定，地方人大代表可以選舉地方人大常委會主任，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地方政府官員和地方司法機關官員。只要黨的領導人控制了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那麼，就可以完全控制地方政府官員和地方政府司法機關官員。這就意味著在打擊黑社會組織犯罪的時候，表面上看來司法機關是獨立辦案，但司法機關能否追查到底，完全取決於地方一把手的決心。只要地方黨的領導人控制了人大、政協、政府和司法機關，那麼，地方一把手就是當地說一不二的最高決策者。這種帶有高度自治色彩的政治制度設計，給了一些地方一把手以可乘之機。
所以，我們在分析重慶打擊黑社會犯罪組織活動的時候，必須注意這一案件的特殊性。作為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現任市委書記之所以高調從事掃黑行動，恐怕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生態，決定了黑社會總是能夠找到自己的保護傘，總是能在執政團隊相互鬥爭的夾縫中生存下去。
正如一位了解內情的當地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重慶的黑社會組織在光天化日之下欺男霸女，公開從事賣淫嫖娼活動。重慶市民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曾經在重慶主持過工作的領導人，並非不了解真實情況，可是，這樣的犯罪行為居然天天發生。這說明共產黨的執政團隊內部早已出現了問題。重慶市委書記組織打擊黑社會組織犯罪活動，不得不從東北調來援軍，說明當地黑社會與政府官員之間早已成為了利益共同體，打擊犯罪活動牽一髮而動全身。在轟轟烈烈的背後，反映的是一種體制上的問題。如果不改變現有體制，還會有更多的黑社會組織。
筆者認為，過度渲染重慶市打擊黑社會組織的作用似乎有些不合時宜。整個中國現在已經呈現出黑社會組織化，幾乎所有擁有重要資源的企業，都有黑社會的背景，否則，這些企業寸步難行。地方政府官員早已成為地方企業的座上賓，地方政府官員與地方企業搞好關係，不是為了發展當地經濟，而是從中獲得更多的利益。無論是在房地產行業還是在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領域，地方政府和黑社會已經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對一些地方政府打擊黑社會組織的活動給予高度評價，只能說明他們不了解中國大陸的基本情況，不了解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可以這樣說，由於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被徹底扭曲，地方黨政官員完全不受約束，所以，對他們大刀闊斧地打擊黑社會組織的行動，人們更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說不定哪一天，他們會以打擊黑社會組織的名義，以雷霆萬鈞之勢，剝奪企業的財產，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現在地方政府打擊黑社會的力度越大，產生的負面效果可能也就越大。因為這說明在資源分配的過程中，單純的市場經濟已經很難發揮作用，黨政機關正在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重新進行財富的分配，而手無寸鐵的普通百姓，在這場財富的分配過程中，既不能免於恐懼，也不可能得到長遠的利益。
曾經有人抱怨，現在中國學者似乎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於體制問題，體制問題成為了萬惡之源。甚至還有一些學者指出，在民主國家可以批評政府領導人，但是，不能隨便批評體制或者法律，在中國正好相反，不能指名道姓地批評政府領導人，但是，可以隨意地批評國家體制和法律。這從一個側面恰恰反映出中國仍然不是一個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在中國所有的問題幾乎都源於不合理的體制。執政者利用體制獲取大量的財富，而普通老百姓則無法在體制內部獲得自己應得的權益。中國當今黑社會組織的許多成員都是下層老百姓，他們之所以成為黑社會組織成員，原因就在於按照正常的管道他們無法得到他們應得的利益。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那麼，中國的黑社會組織將會越來越多，打擊黑社會將成為財富再分配的重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