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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念女士之死 那個世代已成絕響

—悼念《上海生與死》作者鄭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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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鄭念(張偉國1996年3月18日攝於華盛頓DC鄭念寓所)

(原題:華府看天下-悼《上海生與死》作者)

以《上海生與死》一書聞名於英美文壇的作者鄭念女士星期一(二日)病逝華府,享年九十四歲。鄭女士在今年七月洗浴時不慎被熱水燙傷而住院,傷勢時好時壞,更不幸的是被細菌感染,終致不治。

鄭念本名姚念諼,原籍湖北,一九一五年生於北京,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鄭念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上世紀三十年代留學英國,就學於倫敦政經學院,師從著名的左翼政治學教授拉斯基(Harold J. Laski),和本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同學。余先生生前說,當時在倫敦政經學院的中國女留學生只有兩人,鄭念是漂亮的那位。鄭念不僅漂亮,氣質尤其好,一直到逝世前,始終保持美好的容顏和儀態。

鄭念後來嫁給同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鄭康琪,隨夫姓易名為鄭念。他們學成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雙雙奔往戰時首都重慶,鄭康琪加入了外交部,一九四一年外派澳洲,追隨徐謨公使(戰後曾任國際法院大法官)擔任參事,駐澳長達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才調回中國,出任外交部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但大陸隨即變色,鄭因有老母,沒有隨政府遷台,「解放」後轉職英商殼牌(Shell)石油公司擔任中國總經理,但不幸於一九五七年因癌症病逝。鄭念繼其夫在上海任職殼牌石油公司,擔任英國總經理的助理,直到文革前夕。

文革期間,由於鄭念是英國留學生,長期供職待遇優厚的外商公司,享受資本主義式的生活,被紅衛兵抄了家,並被控為英國的間諜,系獄將近七年。這期間她在上海電影廠擔任演員的獨生女梅平遭紅衛兵迫害致死。《上海生與死》即是寫她個人的慘痛遭遇,因這是文革後第一本以英文寫的親身經歷的書,一九八七年在英美兩國出版後,造成轟動,使鄭念一夕成名,並帶來財富,請她演講的邀約應接不暇,每講一次可收入美金五千元,鄭念晚年即靠書的版稅和演講收入生活,加上殼牌石油公司給她股票的紅利,日子過得非常舒適悠閒,而最大的享受是她有了完全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可是她心中也有一個永恆的痛,那就是女兒梅平的死。梅平生於澳洲,有澳大利亞國籍,根本不須回中國的,但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淪陷前夕,住在香港的鄭念,奉先生之命把女兒帶回大陸,因此鑄成了畢生無可挽回的大錯。這個錯給她的傷痛,當她老病孤苦無依時,就越發加劇。而當她獲悉殺害她女兒的兇手胡永年依然健在、兒孫繞膝時,更是心如刀割。

當然還有無限的故國之思,可是三十年前她以探親名義遠適異域時,已發誓不再重返傷透她心的中國,而故國只能長存她的記憶中和夢裡了。

鄭念之死,使我想起賽珍珠晚年的感慨。七十年代後期賽珍珠想重訪中國,在遭受中共駐加拿大大使館館員的粗暴待遇後,相當傷心的表示:為什麼共產黨統治中國後,像胡適、林語堂那一代有文化、有知識、有教養的人都不見了?鄭念可說是中國繼胡、林之後有文化、有知識、有教養的最後一代,她的死,那個世代已成絕響。

(2009-11-06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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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念(右)與文革中遇害的女兒鄭梅平在1964年合影,本照片發表在文船山的文章里,大紀元記者岳芸翻攝。
文革時上海一樁生死劫 拒不屈從的遭遇

大紀元記者岳芸綜合報導)她曾經留學英國政治經濟學院,又為英國殼牌(Shell)石油公司在上海辦事處工作過。文革初起,她被誣指為「帝國主義間諜」,因為堅決不承認而待了六年半的牢房。出獄後,她一身是病,女兒沒來接她,始知相依為命的獨生女不肯指控母親,已在五年多前被活活打死,彼時24歲。

她把這段經歷撰寫成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與死》或譯成《上海生死劫》)一書,轟動全美。1987年6月在美國出版,不到三個月就銷售精裝本20多萬冊。《時代》周刊推出以該書為封面故事的書摘特輯,標題是「當中共發狂的時候」(When China Went Mad)。據作者了解,那一期的《時代》雜誌多銷了一百多萬本。

西方媒體爭相報導

針對該書當年洛陽紙貴的盛況,文革期間當過紅衛兵,爾後獲有美國密蘇里大學哲學博士的文船山(1945~1991),曾經撰寫〈震撼西方的中國作家──記鄭念(姚念瑗)〉一文,提及鄭念告訴他,平均每周接到三十封信與幾十通電話。

《上海生與死》一書以鄭念照片為封面,《時代》周刊推出以該書為封面故事的書摘特輯,讀者來信堆滿鄭念的書桌。本照片收錄在台北新陸書局出版的中譯本,大紀元記者岳芸翻攝。

當時的記者與攝影記者競相效尤,忙著寫鄭念的報導、書評,拍她的特寫,整頁整版占據了西方各國大報與雜誌的篇幅,電視、電台也紛紛推出鄭念的專訪,如美國收視率高的老牌節目《六十分鐘》播出「鄭念專輯」。大學邀約演講不斷,《讀者文摘》中文版連續兩期翻譯該書書摘。

提起平反仍然激動不已

1988年鄭念在中美文化協會演講,她說文革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是全面性的,使得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對中共不再有信心。並且對中共不信任不只是一般老百姓,也包括黨內的幹部在內。

「其實在老毛時代,中共內部就有鬥爭,但老百姓很少知道,保密功夫很高。而現在中共黨內有什麼動靜馬上就有消息傳出來,這自然是其幹部透露的。」

演講中她提到十餘年前的平反,仍很激動的說:「關了人家六年半,把人家的孩子也打死了,說句平反就算了事了嗎?共產黨就是這樣沒人性,不講道理。」

鄭念在賓州滑石大學(Slippery Rock University)設立了紀念她愛女的獎學金,支助中國留學生就讀。她並立好遺囑,把財產的一半捐給「鄭梅平獎學金」。

本照片收錄在台北新陸書局出版的《上海生與死》修訂全譯本,鄭念攝於1987年,72歲。大紀元記者岳芸翻攝。

許多人與她同樣命運

鄭念在《光華》月刊受訪時表示,她在牢裡看過太多女子受到更多酷刑的折磨而不屈至死,「我這點小傷算得了什麼?我只是氣他們不講理,非跟他們吵清楚。」1973年獲釋時,她拒絕出獄,為的是堅持討回公道。

《時代》雜誌有讀者寫信說:「理解像鄭念這樣富有的女人,在中國這樣貧窮的共產國家作為打擊對象是容易的。但是『文革』最恐怖的事實是,那些非常愛國的知識份子、農民、軍人、黨員所受的迫害。」

《華盛頓時報》的書評由羅得士學院的約翰.古柏(John Copper)執筆,他在長篇書評的結尾寫道:「為什麼說鄭念的書很重要呢?因為許許多多的人與她同樣命運。毛澤東不僅侵犯了人權──它監禁、迫害、殺害的人,比人類有史任何一個獨裁者為多。人類應該永遠記住這個,鄭念的書對此大有幫助。」

「理想主義者」做了些什麼

許多讀者給鄭念寫信,都說受該書很大啟發。有的說:「從此知道生活在一個有自由民主的國度是多麼的彌足珍貴。」有的說:「對中國大陸的烏托邦幻想從此破滅了。」文船山說:「正可見以『理想主義者』自居的知識份子的幼稚無知。」文船山除了在文章里大量羅列各大媒體對鄭念的報導,也藉此批判了當時的「理想主義者」。

「1985年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猶太人伊利.魏瑟(Elie Wiesal)是納粹屠殺的生還者,在幾篇文章中多次嚴詞責問:當數百萬猶太人受苦受難被屠殺的時候,西方盟邦的知識份子做了些什麼?身在自由中的猶太人,你們做了些什麼?他的責問引起西方知識界和美國猶太人的良心不安。」

「如果『文革』災劫生還者挺身出來問同樣的問題:『當數億中國人受苦受難被逼自相殘殺的時候,當數千萬中國人被監禁毒打被槍殺的時候,西方的知識界做了些什麼?海外的中國人做了些什麼?』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良心不安,我不知道他們如何作答。」

不拿下毛澤東像不回國

本書至今仍風行不已,大紀元記者打電話到美國華府給鄭念,但她今年已屆91高齡,重聽,電話採訪不易。據自由亞洲電台在2001年到她寓所的採訪,鄭念提到絕不回中國,除非天安門上毛澤東的像拿下來,這就意味著毛澤東要受到批判,她才要回國。

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是一定要批判毛澤東的。毛不只文化大革命,還有反右,它冤枉了多少人?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多少人?毛澤東的政策壓根就是不對的,它還有很多錯誤,對知識份子的迫害、不信任,還有講階級成分。」鄭念道。

文革學者宋永毅接受VOA訪談時說:「文革的遺產不停地在被人用。你比方說,批判法輪功的運動,你說這個和『批林批孔』有什麼不一樣?完全一樣嘛。那你說這個『89鎮壓』和『4/5』有什麼不一樣?只不過毛澤東聰明一點,它動用的是民兵、水龍頭、木棒;鄧小平耀武揚威一點,非得動用野戰軍。」


◎鄭念小檔案

1915年出生於中國北京,本名姚念媛,燕京大學畢業,留英獲有碩士學位。
1941~1948隨夫鄭康琪博士出使澳洲。
1957鄭康琪死於癌症,時任Shell上海辦事處總經理。女兒鄭梅平死於文革迫害。
1957~1966任職Shell 石油公司。
1966~1973關押在上海看守所。
1980離華,加拿大住三年,後定居華府。
大紀元記者岳芸制表整理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中國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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