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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親屬用事實揭露余秋雨在文革中劣跡

讀了7月22日《南方周末》上整整兩版的《余秋雨有話說》以及你「質詢媒體」的七問,我不能不為你顛倒黑白的勇氣和厚顏無恥的謊言感到深深的震驚。二十九年前先父臨終時的一幕又再次湧上我的腦海,使我強忍悲憤提起筆來給你寫這封信。主要談以下兩點:
    
    第一點,你在「質詢一」中責問批評者說:
    
    你們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謂『石一歌』的筆名寫過許多錯誤文章,必須懺悔。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一直等待著你們能舉出一篇實例,卻至今沒有等到。現在,我再降低要求,舉出一句也好。請問,你們還要我和海內外讀者等到何年何月?
    
    此外,你在《余秋雨有話說》裡還公然宣稱:
    
    我現在發出懸賞: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筆名寫過一句有他們指控問題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為獎勵。
    
    這兩段話,聽起來氣壯如牛,威勢十足,其實是耍了個自作聰明的花招。根據當年寫作組一些老人在報上的揭露,「石一歌」只是寫作組下屬文藝組的一個外圍組織,發表文章都是用這個集體的筆名。現在時隔二十多年,不看原稿,當然無法舉證哪一篇、哪一句是你余秋雨寫的。其實你心裡很明白,自己的主要問題不在「石一歌」,而是發生在1973年5月14日被朱永嘉上調到寫作組文藝組以後。從1973年11月到1975年10月,你先後在「四人幫」幫刊《學習與批判》上,發表了四篇篡改歷史、無限上綱、亂打棍子、血口噴人的大批判文章,署名都是用的「余秋雨」。這裡,為了給患有「惡行失憶症」的閣下提個醒,我根據當年先父遺留下來的舊雜誌,把它們一一開列在下面:
    
    1973年第3期《學習與批判》(11月出版)發表《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對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署名秋雨);
    1974年第1期《學習與批判》(1月出版)發表《胡適傳(五四前後)》(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8期《學習與批判》(8月出版)發表《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10期《學習與批判》(10月出版)發表《評胡適的〈水滸〉考證》(署名余秋雨)。
    
    面對這些無可否認的「歷史文獻」,請問閣下,你還敢不敢讓人舉出大作中的一篇或一句,然後把你全年的薪金獎勵給他們?我想你即使臉皮再厚、膽子再大、鈔票再多,也是不敢再出來拍胸懸賞的,只能三緘其口,徹底沉默。
    
    第二點,你在《借我一生》和《余秋雨有話說》中還宣稱:
    
    十年間我從未參加過任何大批判。
    這麼多年來,如果有一個人提出來,余秋雨傷害過什麼人,那我就服了,我向他賠罪和道歉……我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傷害過他人的事,這是我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對於以上這些話,一般的讀者也許找不到有力的證據來駁斥你,但我卻有這個資格和條件。你說你十年間「從未參加過任何大批判」,「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傷害過他人的事」,這完全是謊言。當然,你並沒有拿著刀子去殺人放火,謀財害命,但你在當年秉承「四人幫」的旨意、配合他們篡黨奪權陰謀趕寫出來的幾篇歪批胡適的黑文,確確實實傷害到了一個無辜的知識分子的家庭,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精神備受摧殘,過早地含恨離開了人世。這悲慘的一幕,對於你這個早已步入「大康」生活極樂境界的「文化名人」來說,是不會也沒有興趣去顧及並寫入你的「記憶文學」的,但它卻像惡夢一樣永遠留在了我和孩子們的心中。現在,每當他們從電視上看到你那一臉偽善做作的媚笑、指摘嘲弄青年歌手的模樣,聽著你那添油加醋、不知道重複了多少遍「痛說家史」的腔調,都會舉起手來直指螢幕,不約而同地高喊一聲:「又是這個余秋雨!」
    
    下面,我就來揭開這段歷史的隱秘,讓普天之下的讀者都來看一看:你這個信誓旦旦、說的比唱的好聽的「謙謙君子」,究竟有沒有批判和傷害過別人?
    
    我的父親胡念柏,祖籍安徽績溪,上個世紀初出生於上海。由於種種客觀的原因,他與家鄉斷絕了聯繫。30年代初,他告別祖母去北京求學,學的是理工科,但業餘愛好文學。後來經過通信,與仰慕已久的胡適先生有了聯繫。在一次見面時,胡適先生問起先父的家世,發現兩家還有一點遠親的關係,便與先父認了同宗。先父小他一輩,從此兩人以叔侄相稱。先父在京期間,無論學業或生活,都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先父學成後回上海工作,在一家大企業擔任工程師,仍與胡適先生保持著通信聯繫。有一年,胡適先生來上海看望祖母,特地將一套《胡適文存》贈送給先父,還親筆題辭:「念柏賢侄惠存 愚叔胡適」。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胡適先生倉促離京赴寧,第二年又去了美國。他的次子思杜卻留在了北京。
    
    1951和1954年,全國兩次掀起了批判胡適思想的高潮,政治空氣十分嚴峻,使先父感到了很大的壓力。雖然通過學習,他從政治上認識到了胡適先生的錯誤,但從思想上仍然難以割斷和叔祖的情緣。此後他對外人絕口不再談起胡適先生,只是埋頭工作,以求得心靈的安寧。
    
    1957年,思杜叔叔在北京被劃為右派,自殺身亡。先父得到消息,一連幾夜都無法入睡。幸虧單位里不知道他跟胡適先生的這層關係,加上平時工作勤奮,人緣也不錯,總算逃過了「反右」一劫。
    
    厄運的真正降臨是在「文革」初期。先父剛剛退休。一天,他從報紙上看到幾位文化學術界人士對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評論,頗有同感。其中有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李俊民先生是先父的朋友,先父就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同他交流了自己的看法。李俊老很快回信,信中涉及對這篇文章發表背景的猜測,也對姚文元無限上綱的觀點提出了批評。隨著形勢的發展,李俊老在報上發表的言論受到了批判。造反派搜去了朋友給他的有關信件。先父的信被轉到了單位。從此他也被責令每天去單位集中學習,反覆檢討,在造反派那裡掛上了「懷疑無產階級司令部、發表錯誤言論」的號。夏秋之交,全國範圍颳起了一陣猛烈的「掃四舊」風暴。一天,單位里的造反派,帶著一幫紅衛兵闖到我家,把書架上的線裝古籍和解放前出版的封面黃舊的書刊一掃而空。有個大學紅衛兵發現了那套《胡適文存》和扉頁上的題辭,立即責問先父:「胡適是你什麼人?」在這幫人的追逼下,先父只好據實回答:「跟我同籍,有點遠親關係。我年輕時在北京讀書,和他見過面,所以以叔侄相稱,但解放後從未通信和來往。」
    
    那個紅衛兵說:「胡適是個反動文人,早已批倒批臭。你解放後沒有和他來往,卻保存著他送給你的書,說明你們思想上一脈相承,臭味相投,難怪你會攻擊姚文元同志。」
    
    當天,先父被押回單位,斷斷續續地批鬥了近一個月。所幸胡適先生早已於1962年去世,「文革」期間不過是只「死老虎」。中央兩報一刊基本上不再提到他。先父的單位又不屬文化學術系統,許多職工根本不知道胡適為何人,因此風潮一過,他便被釋放回家,不再引起造反派的興趣,總算在家裡過了六、七年比較平靜的生活。由於受到這次衝擊,他變得沉默寡言,煙抽得越來越厲害,心臟也經常發病。春秋中文
    
    1973年11月,他在剛出版的第3期《學習與批判》上看到了一篇署名「秋雨」的批判胡適的文章《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與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買回來細細閱讀,越讀越感到氣憤。我下班回家,他就把這本雜誌遞給我說:「這個『秋雨』是什麼人?怎麼可以這樣亂扣帽子、無限上綱?他說你叔祖胡適『尊孔』,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打孔家店』的口號,就是你叔祖提出來的。他罵你叔祖是『反動的買辦文人』,甚至是『賣國賊』、『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看了一下文章說:「『秋雨』這個名字沒聽說過,大概是個筆名吧!『文化大革命』開始到現在,好像連汪精衛、蔣介石也沒有批過,現在怎麼突然又把叔祖拉出來批判了。不知道背後有什麼內幕。」我勸慰先父不要去多想,我說:「反正叔祖已經去世多年,他生前沒有攻擊過毛主席,也不會活過來反對『文化大革命』。再上綱上線也牽扯不到我們的頭上。」
    
    誰知過了一個多月,1974年第1期《學習與批判》上又發表了署名「余秋雨」的《胡適傳(五四前後)》。這篇文章長達16000多字,先父連夜讀完後對我說:「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了。說你叔祖『投靠美帝國主義』,是個『把中國嫁給帝國主義』的『賣國賊』,是『一小撮反動派』、『一個炙手可熱的政客』。全盤否定他在『五四』期間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特別是說他1904年到上海後,『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逛窯子』,『過著糜爛不堪的生活』。這些話其實都是你叔祖在《四十自述》中對自己年輕時一段短暫的荒唐生活所作的反省。他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卻能這樣自責和懺悔,是很不容易的。這個余秋雨還要把它拿出來醜化和糟蹋,實在太沒有人性了。」
    
    這兩篇連續批判胡適先生的文章,對先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他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情,在惶惑不安之中度過了半年。冬至那天,終於因心臟病突發送進醫院搶救,治療了一個多月才出院。
    
    1975年上半年,總算太平無事。天氣轉暖以後,先父的身體得到進一步恢復,精神和情緒也好得多了。大概在8月末,報上發表了毛主席評《水滸》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條是:「《水滸》這本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記得先父看了以後對我說:「毛主席確實高明,他對《水滸》的評論與眾不同,別開生面。宋江後來接受朝廷招安去打方臘。方臘平定以後,梁山好漢也死得差不多了。宋江自己也被毒死。結局是個悲劇。你叔祖生前也寫過《〈水滸傳〉考證》,好像還有個《後考》。可惜這部《胡適文存》被抄走了。否則我倒想再看一看。」
    
    先父說這番話的時候,心情相當平靜。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高懸在他頭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劍正在悄悄降落,自己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
    
    一個月後,我在書店裡看到了剛剛出版的第10期《學習與批判》,順手一翻,赫然入目的是一篇署名「余秋雨」的《評胡適的〈水滸〉考證》,估計有五、六千字,也無心細看,立即買回來交給先父。
    
    唉,現在想起來我真感到後悔。我本來不該把這本雜誌買回來給他看的,因為他那衰弱的心臟,已經承受不起過度的刺激,而且愈到遲暮之年愈加化解不開對叔祖追憶思念的情結。記得當時我還沒有走出他的房間,轉眼一瞥,只見他上身猛地一顫,罵了一聲:「胡說!簡直豈有此理!」我上前一看,知道觸怒他的是文章開頭的第一句話:「胡適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臭名昭著的投降派。」我怕他氣出病來,就奪過他手裡的雜誌,勸他早點休息。先父說:「沒關係,你讓我看!毛主席過去批過你叔祖,但也沒有這樣罵他嘛!我倒要看看這個姓余的還能罵出什麼話來!」我給先父沏了一杯熱茶,陪他坐了半個多小時,就回自己房裡去了,但一直沒敢入睡。大約到了子夜時分,忽然聽到隔壁一聲巨響,馬上急步趕去,只見先父蜷著身子倒在地上,手邊是那本攤開的《學習與批判》。我去鄰居家打電話叫救護車,和妻子一起將先父送往醫院搶救。誰知沒進醫院大門,他就已經停止了呼吸。
    
    後來,我翻看《學習與批判》上的那篇文章,發現先父在幾段話的下面用筆劃上了橫線:
    
    胡適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離五四新文化運動,投降過北洋軍閥,投降過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
    
    抗日戰爭前夕,胡適曾向日本帝國主義獻出過「招安」整個中華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國民族的心」,更是完全在盡忠日本天皇了。
    
    徹底批判修正主義和投降主義,把胡適之流曾拼命阻擋過的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也許今天一些年輕的讀者會不太相信:「難道這幾句話就會導致一個人的死亡?他的神經也太脆弱了!」也許你秋雨閣下更會站出來振振有辭地反駁:「我那篇文章批的是早已去世的胡適,沒有點其他任何活人的名字。胡念柏我不但不認識,連面都沒有見過。他自己心臟病發作死了,與我有什麼相干?」然而,凡是曾經生活在那個年代、了解「四人幫」製造反革命輿論慣用手法的過來人,都會對他們以筆殺人的伎倆有著深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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