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在不止一處的文章中，見到個別學者在文章中提到「遇羅克有局限性」，但到底局限在何處，具體是什麼，又從未見過詳細的解釋。我祇能猜測地列出以下幾條，並作出一些解釋。
第一，可能是因他在小學時，給派出所寫信， 檢舉父母解僱了手指被機器軋掉的工人閻叔叔，有人就認為他「局限」在對中共黨、團的熱愛之中?
事實上在那個時代，與「剝削思想」劃清界線， 是學校對每個學生多年的教育。若說「局限」，人人有份。哥哥純粹是認為父母解僱無辜的工人是不公道的事。就連他敬愛的班主任王篤元老師也認為首先是不公道，其次才是「剝削思想」。至於是否用這來「表現」自己，那不是哥哥的性格, 是他沒想過的，我相信學校老師也不會這麼想。
本來這事我家人早都淡忘了。但在哥哥就義之後的九年—— 1979年，《光明日報》派了三位記者去中級人民法院查看他的存檔。在祇有一天，又不准拍照和拷貝的情況下，他們匆匆用手抄寫下日記和審訊記錄的片斷——即後來公開發表過的。這與那六十四大本厚厚的卷宗和一整本日記相比，實在是九牛之一毛。他們意外地發現了在哥哥的個人檔案中，還保留著北京團市委和學校對他的表揚信，我這才回憶起這件事來。當年由於政府派人來調查，父母立即對閻叔叔做了妥善安排並給予撫恤金。
1981年，當此事在《乾坤特重我頭輕》於《花城》季刊發表時， 全家大嘩，認為我給家裡，給哥哥抹黑；說父母從未解僱過閻叔叔，一直是主動安排，讓他去看大門的；說哥哥當時是糊塗，不了解情況。至今，父母早已過世，兩個弟弟仍因為此事對我不能諒解。我卻以為，這正說明哥哥從小就有的赤子之心----- 認為對的就去做，不對的就不去做。他27歲的一生，從未做過任何不光明磊落的事，他是為真實而死的。當年他和王老師首先是在為弱者說話，而非「黨」，「團」光輝的吸引。為什麼不能這樣去理解遇羅克呢?
第二，可能是因他12歲就寫入團申請書，還勸父母交出房產， 連自己住的房也照付房費，就說遇羅克有「局限性」?
當年與我年齡相仿，或者像哥哥那年齡的人對入隊、入團、 入黨多有興趣,直到今天不也是嗎? 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人又」三退」呢? 過去因為「家庭出身」，「親屬關係」入不進去，哥哥每天就在日記中反思自己。
我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寫過：哥哥小學六年，一直是全班、全校的表率，至使他一生都要做表率。到他上高中，品行由「良」變成「中」，深知入團無望時，他說：「即使我什麼黨派也不加入，我也要做個傑出的人。」
遇羅克做了好事或者和「家庭劃清界線」有所行動時， 從來不對班主任、團支部或黨支部表白。他也想以此來體察, 他們是根據什麼來看出表現好壞的? 相反，當父母成為「右派」，父親去勞教了，他倒很快向班主任講了，並在入團申請書里寫清楚了。
他認為凡是做了好事都應當是默默無聞的，若是相反，就和獻媚取寵、逢迎拍馬成了同等性質。如此嚴格求己和以身試法, ，是我未曾見過的。這不是「局限」，而是遇羅克的無畏和赤子之心。
誠然, 在那個年代也有無數早就看透世界或徹底無望的人， 他們根本不想入隊、入團、入黨。我祇能說：這些人寫不出《出身論》，因為他們沒有動力。這個「動力」包括——遇羅克從自己和他人身上對「出身」的切膚之痛, 與他的憂國憂民、終生要做表率的人生觀。
第三，在七期《中學文革報》 遇羅克的文章中包含有大量文革術語和「革命」辭彙，有人因此說他有「局限性」?
遇羅克文章中這些辭彙的數量，並不比當時各種小報文章多， 甚至是少得多。因為其他小報除了空洞的革命辭彙之外，幾乎全無實際內容。與哥哥辦報的牟志京講過：「當初若不加上這些辭彙，報紙一天也存在不下去。」這便是當時的常識。
1966年10月，哥哥的《出身論》定稿(原文) ——《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不僅沒有文革術語和「革命」 辭彙，且語言十分辛辣，字數要比在」中學文革報」上發表的幾乎少一半還多。牟志京為了報紙的生存，說他自己加了許多文革術語和革命辭彙，並要求哥哥去掉不少辛辣語句，哥哥同意了，他自己又加了不少「聯動」製造的新的血腥罪行，及對譚立夫之流的謊言的駁斥等等。 但原文所有的內容都沒失去，辛辣的語句祇剩下了一個「『自來紅』是餡子糟透了的月餅而已。」當時哥哥對牟志京說「不能再改了，再改，銳氣就沒了。」
可惜，無數次抄家顛簸流離，家人和朋友竟未能保存一份油印的原作。
且不說沒經過文革的人，就連我們多年以後，對當年那些報紙上的文革術語和革命辭彙，也看不習慣了。這是否是後來人說的」局限性」? 這麼說當然很輕鬆!
第四，是因為遇羅克堅信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我忘不了1966年10月油印的」出身論」最後一句是: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遇羅克讀了許多哲學著作，讀了許多古今中外名著， 以他的獨立思考和豐富的實踐認為，祇有這個信仰，能夠釐清人的思路，能夠解釋世上一切事物。反過來說，遇羅克所以是遇羅克，恰恰是因為他有了這個信仰；恰恰是這把鑰匙解開他的心結，指導他一生的行動。
何況, 他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 與中共給人民灌輸的馬克思主義, 有本質上的不同. 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寫道: 聶紺弩通讀了十六遍」資本論」(甚至包括德文原文)才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信仰是人的靈魂。你不能說哪個信仰是高的，哪個信仰是低的。 做人的準則，全看一個人的水準達到了什麼程度。哥哥把嚴格求己和豐富自己的知識，視為每天的精神食糧和神聖的責任. 他憂國憂民、立志要做出貢獻的人生觀, 從他少年時起, 就已溶入血液中了.
直至他就義之後的三十八年，血統論仍統治著中國， 高幹子弟仍如日中天，「黑五類」後代的後代仍是邊緣人，《出身論》依然有重大現實意義，這是遇羅克超越時代的歷史的預見性，而非「局限性」啊。
第五，遇羅克是否因自己考不上大學，泄私憤才寫的《出身論》？
由於讀了2008年8月號《北京之春》胡世晨的文章《 遇羅克在合肥》，有些感觸，不得不再寫下去。
泄私憤者必是心胸偏狹，不會憂國憂民者。一個自私的人哪肯為一篇文章把命交出去？哥哥在動筆之前就已經把命交出去了。一個祇為泄私憤的人，能夠在獄中挺得住任何折磨不出賣自己，也不出賣任何人嗎？而哥哥以超人的頑強，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也不低頭。
當中共把幾千名所有與哥哥有關， 有過一面之交或寫過信的人一網打盡之後，像郝治那樣能挺得住的屈指可數，絕大多數是亂交代一氣。甚至，在獄中屈服於中共的恐嚇，折磨，甘當特務的都有。我們後來也知道了一些人。當然也會有不認罪，不出賣人而被屈死的至今不知名的人。
如果是以「泄私憤」去寫《出身論》，正如胡文中哥哥所說：他根本不必以這種方式。一句話，他根本不必去寫《出身論》。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 有些人連遇羅克為什麼要寫《出身論》的意圖都沒弄清楚。
六，胡文中寫到哥哥勸D君將「馬列主義學習會」改為「 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又說「要相信黨」, 這就是他的局限性?
以我對哥哥的了解，這正說明他的謹慎和為他人著想。 當時他在京已被跟蹤很久——在後來的審訊摘錄中，公安也問及他去合肥的事。他與胡是初次見面，與D君交情又不深，「要相信黨」這種話，他是不會對家人和至友講的。他勸他們的小組改個名稱，認為並不影響實際上該怎麼做，也生怕「馬列主義」這詞會給他們帶來麻煩的。這絕對不是他真相信什麼「黨」或對「毛澤東思想」這一辭彙那麼喜歡----- 他防範的是中共一貫利用害人的手段。
七, 遇羅克只應限位於中國的「馬丁. 路德金」嗎?
許多人把哥哥定位為於中國的「馬丁. 路德金」，說他是「在最黑暗的年代，第一個發出了人權宣言的人」 。
誠然，《出身論》的意義就是「人生下來應該是平等的」， 然而中國的現實和當時的美國是無法相比的。從一開始，《出身論》就是在無辜者的血流成河中誕生的。這早已超出了「我們要求平等」的範圍。
七期「中學文革報」所有頭版的文章，都是哥哥寫的， 那些血淋淋的內容，不僅僅是在要求「我們應當平等」。這七期報紙還在手邊，人們可以在網際網路上看到它的全文，就會知道當時的血腥現實，在美國是所沒有的。遇羅克對血腥事件無情的揭露和抨擊，就是對中共惡黨，對愚弄人民領袖的抨擊——他自己非常清楚，我們也該清楚才對。
如果說他在入獄之前，我們把他定位於「為了人權」而不為「 推翻惡黨」還勉強說得過去的話，那麼在他入獄之後，由起初聽說的「會判刑五年」直至升成死刑，兩年獄中生活的非人折磨, 以及對共黨吃人本性的深透暸解，遇羅克從「為了人權」進而達到「推翻惡黨」; 他對殘酷暴政認真與拼死地對抗，他要推翻中共暴政----- 這才符合真實的遇羅克.
認真做人，用生命寫文章，苛刻地自我要求—— 這是哥哥一生的做人準則。
遇羅克永垂不朽!
2010年2月28日略修改錯別字和內容, 以此紀念哥哥就義四十周年.
此文3月初將發表於Google博克: 遇羅克與遇羅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