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績偉維基介紹（1916年－），原名德恕，原籍四川威遠。 當代中國爭取新聞自由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
1935年就讀於成都華西大學數學系，1936年轉入四川大學經濟系，同年參加組織領導成都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主管宣傳工作，先後任成都《大聲周刊》、《大生周刊》、《圖奮周刊》、《星芒周刊》編輯、主編等。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星芒報》、《蜀話報》、《通俗文藝》主編。1939年11月赴延安。1940年3月起任陝甘寧邊區《邊區群眾報》主編及《群眾日報》總編輯、副社長。曾兼任延安《解放日報》採訪通訊部主任、新華社西北總分社、西北人民廣播電台總編輯。
1952年調入《人民日報》社工作。先後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等職。1983年9月辭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職務，轉任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9年6月被撤消一切職務，留黨查看兩年
胡績偉因支持參與1989年的民主運動[，於1990年3月15日被免去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職務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的毛澤東與蔣介石
一 一九四○年代要民主、反獨裁是時代潮流
胡老多次講，毛澤東一九四三年提出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並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獨特主張，而是時代潮流，是人心所向，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胡老說：「有人認為毛澤東講新民主主義是『搞陰謀』、『騙人』。 」實際上我們當年投奔共產黨，並未受騙，是心甘情願去陝甘寧邊區的。自願跑到邊區去，就是為了抗日和追求民主。至於後來形勢變了，毛澤東改變了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判斷，這是中國和外國大多數統治者普遍的做法，掌權就變心。以後的變化，不等於以前是搞陰謀。但是，毛澤東後來的確背叛了原先的莊嚴承諾。當時，這是黨中央的正式決策，這也是當時人民反對打內戰，反對一黨專制獨裁，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自由的歷史趨勢和時代潮流，絕不是某一個領導的人的言論和謀略能否定的歷史事實。
胡老認為，當時國內外的時代潮流和政治壓力是要民主、要自由。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是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廣大知識分子，以及國民黨內部開明派的共同要求。中國共產黨的聲明，毛澤東、周恩來的談話，和《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的社論不斷地呼籲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是深得民心的，受到全國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以及美國等民主國家同情與支持的，這樣就使蔣介石處於政治上、道義上孤立的境地。在蔣介石氣勢洶洶地發動內戰以後，不到三年，八百萬國民黨軍隊土崩瓦解，潰不成軍，逃到台灣去了。共產黨、解放軍能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就是高舉民主、自由的大旗，堅決反對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而且公開承諾共產黨得勢以後，不搞蘇聯式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治，即貫徹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的原則。這樣，順應潮流、順應民心的共產黨在道義上、政治上占了上風，得人心者得天下，而失去民心的國民黨，也就丟掉了大陸。
因此，胡老提出要從整個時代潮流的發展趨勢回憶與總結，六十年前國共勝敗的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提出要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的口號，贏得民心，取得勝利，這一條非常重要的經驗。
二、廣大知識分子、民主人士要求民主自由，反對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政治
胡績偉回憶一九四○年代的中國民主運動時指出，六十多年前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提倡和實行和平、民主、自由，批評蔣介石、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獨裁政治，而且廣大民主人士、知識分子、甚至國民黨的開明人士也反對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政治。這可以從六十年前歷史的先聲、共產黨的莊嚴承諾中得到見證。
對於蔣介石「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同時也是全國的廣大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共同聲討的對象。因為這是時代潮流，大勢所趨。從一九四○年代他們的一些精闢的言論，可以看到中國要求民主、自由的歷史的先聲。按胡老要求，現在摘錄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報刊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的尖銳批判言論，至今讀來，仍然擲地有聲，鮮明潑辣，切中時弊，也值得後人引以為戒。
──陸定一認為，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為專制主義者服務的記者，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中國有少數人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什麼，公開發表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希望新聞界以力求真實的作風，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轉引自笑蜀編《歷史的先聲》，汕頭大學出版社，第138─139頁）
──田家英批評「把文化的原野化為沙漠」「非以明民，將以愚民」的官家。 「統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囂化為喑啞，「把文化的原野化為沙漠」，恪守「非以明民，將以愚民」的信條，使下民們被「牽著鼻子，任人指定誰是他的友敵」，導引該走去的方向，處於愚頑無知，渾渾噩噩之中，而這也就必須消滅一切新的聲音，統治文化上的沙漠化。仇頭落地而手套不污，絞殺了文化，還做穩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筆桿的文人，則在一頓奚落、幾聲感嘆里，註定成了「心死」的候補者。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秦始皇再世又有什麼辦法呢？坑不盡焚不絕的是大眾的願望。可以焚毀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創造卻無法格殺，這是連秦始皇也頭痛的事，何況以之自居的人。 「儘管迫害，儘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遠大的出路。我們還有熱愛，則熱愛就付予反沙漠化的願望的實現，而疾視屠殺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著人骨的明槍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轉引自《歷史的先聲》141─144頁）
──潘梓年認為，「學術思想應有自由，不應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應當讓它循著自身的規律去展開，去發展。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 」「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不惜拋擲這樣巨大的生命財產來撲滅法西斯惡魔，因為他是人類思想自由最兇狠的死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蒙巴頓說：『我們的敵人法西斯，當它走上政治舞台時，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 』照他說來，我們再也不能做這種蠢事，一方面去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 」「美副總統華萊士說：『中國和美國在戰時必須努力保證每一位公民，盡力貢獻於時代學術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實現法律下的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諸大原則。 』中美人民以獨裁者的行為為鑑，都知道我們如果在戰鬥過程中失去個人自由，那麼，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可言；如果富於創造才能的人士，沒有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及謀劃共同福利的良法，那麼也沒有建設新世界的可能。 」法西斯國家必敗，民主國家必勝的根據也就在此。 「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區別開來的重要特徵，也是戰勝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我們迫切需要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新華日報》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轉引自《歷史的先聲》第149─151頁）
──何思敬認為，出版社應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書，其任務在保障民間的出版事業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間的出版事業成為自由出版的事業，成為人民的自由的機關，成為文明的母胎。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學術言論自由集中的反射鏡。（《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專論，轉引自《歷史的先聲》第157─159頁）
《解放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為記者節發表社論《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指出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統治政策，頌揚法西斯獨裁的謬論反而受到縱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他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式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掠奪管理權，最後強迫收買，勒令封閉。去年一年大後方報章雜誌被封閉者竟達五百種之多。大可痛者，新聞記者的人權、人格毫無保障，對現有記者的威脅利誘無所不至，一直使他們俯首帖耳，任其驅使。 ……這樣的新聞政策，倒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的法西斯新聞政策。今天國民黨的新聞統治政策，戴上三民主義的帽子，但實際上和革命的三民主義並無任何相同點，是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對敵準備妥協，對內厲行獨裁的整個政治方針分離不開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推動這整個反動的政治方針，就必須統治輿論，壟斷輿論，使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希特勒說：「利用報紙可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 」希魔這種愚民的辦法，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治政策的藍本。今天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統治政策，其手段之毒，遺害之烈，有過於袁世凱、張作霖等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派企圖窒死整個輿論界，拔去全國人民的喉舌，使整個輿論界法西斯化，特務化，失去靈魂，成為獨裁政治的馴服工具。 ……全國愛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記者們和同胞們，應當一致奮起，挽救新聞界的危機，挽救全民族的危機，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法西斯化新聞統治政策。並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立即開放言論自由，停止對任何抗日報紙的無理壓迫，取消強迫登載中央社造謠電訊的辦法，根絕破壞抗戰和宣傳法西斯的言論，嚴格取締混入新聞界的特務棍徒，保障記者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權！法西斯的末日已經到了！墨索里尼、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敗亦在不遠。我國以希、墨為師的人們，如仍一意孤行，必難逃避身敗名裂的悲慘命運。 （《歷史的先聲》第171─175頁）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時報》載文：「統治思想、以求安於一尊，鉗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 」「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 」（轉引自《歷史的先聲》183頁）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文章：「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言論自由，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副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 」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時報》文章：「若沒有通訊與言論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 「使人人能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相，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必須在取締之列。 』乃是自然的結論。 」
──吳?在昆明《自由論壇》（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上撰文，認為「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報紙的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們將全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 」（《歷史的先聲》第186─187頁）
──郭沫若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答《新華日報》記者問時說：「人民本位的思想有儘量闡發的自由，扶植主人。帝王本位的思想有盡力打擊的自由，是訓練奴隸。滿清入關後統治思想，使中國退化了三百年，現在卻還在受著他的余痛。法西斯的思想統治政策是可以達到其預期的效果的，德國和日本便是絕好的證明。但這並不是統治思想，而是『消滅思想』。他使一切人民化為工具、化為猛獸。這是人類文化的叛逆，為害於人民，更為害於世界，使這次世界大戰流了幾千萬人的血，而且在戰爭結束後，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肅清，還要費很長遠的歲月的。 」（《歷史的先聲》208頁）
──沈志遠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答《新華日報》記者問時說：「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現為極端對立的姿態，教育方面亦非例外。法西斯的教育者不管它是黑色、褐色或其他任何顏色，都沒有兩樣，首先是把受教育者當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則充當著耍木偶戲的人，他兩手拉住一群木偶頭上的線，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關係，就是主與奴的關係；主要的教育手段是威脅、利誘，一隻手：手槍；一隻手：鈔票（或者地位），根本談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夢想者啊，趕快讓給進步的民主主義吧，不然你們的墳墓也不會比納粹們遠一點的。 」
──翦伯贊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答《新華日報》記者問時說：「一國的教育政策，與其政治制度是分不開的。德、日法西斯國家的教育政策是反民主的，對青年思想是統制的，是屠滅文化思想的。莊子說『人有惡其影而欲去之者，己愈趨而影亦隨之，終不能去也。 』文化思想就是社會的陰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質社會的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陰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這和莊子所說的笑話是同一個笑話。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統治是徒勞而無益的事情。 」（《歷史的先聲》第215─216頁）
（註：本文副題參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21頁）（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