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尼齊克來京，和一些人對話。此事不錯，有助政見交流。但是，老米很清楚，他說，他「不了解中國」。事情確實如次 - 因為，首先一個大觀念，他就沒有提出來︰中國不是專制主義社會，是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這個極權主義意味著，中國現狀和上個世紀波蘭乃及整個蘇東波不同。所以，確定這個前提，是分析中國政權性質的必要和充分前提，滑掉這個前體，就像說墨索里尼，希特勒政權之某種可塑性一樣，是一個荒誕一個謊言。
於是提出一個問題，和解於共產黨社會結構，將其結構，解構雙向選擇，是不是有此可能？我們說，這個判斷，事實上被否定了 - 理論上也無建樹。事實的部分，分成幾個層次（也是我們此前提及過的）。中國改革前後，也就是毛時期和鄧體制，有無政改可塑性存在，本來已經十分清楚。現在，主要的事實呈現如下;且和波蘭可做一比。波蘭，雖然是蘇聯軸心國附庸，但是，內政外交，還是有其獨特性和相對獨立。這個相對性，是華勒沙和雅魯澤爾斯基談判，商榷和「無勝敗」（見關於圓桌會議上雅魯定位之言）前提。
這個時期內政的特點是什麼？就是波蘭社會主義財產和權力結構，尚未發展到毛澤東時期的絕對貧困和鄧式富裕時期的億萬資產太子化。這兩個東西的存在，是中共權構的財產結構之定位;不可忽視。這個結構，蘇聯沒有，波蘭，也沒有。這一財產集中和集權，極權，是中國施行改革，革命摯肘的根本性前提。也就是說，這樣一種由財產主導的中共資源壟斷，和當時的波蘭不同。這樣，就出現老米所謂，在波蘭，當政者和反對派，「都很弱小」，沒有互相吞噬的可能 - 而中國，政權一方，已經在不斷以其絕大的壟斷資源在吞噬各個階層的財產，智慧和頭腦。唯獨政權做不到的事情，就是社會分化帶來的爆炸性暴力因素，在中國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形成前景不可估測的，並不樂觀的現狀。一味主張非暴力和和解共生的理念，正在遭遇現實政權的剛性結構而呈現瓦解的「正在進行時」狀況。
二，波蘭乃及蘇東波的瓦解，固然存在各方人士合力爭取和爭奪，博弈，鬥爭的過程，但是，一個更加重要的進程，就是西方偉大冷戰帶來的對於蘇聯體制，經濟政治的撞擊。這個偉大冷戰的民主自由觀念，在美國和英國從二戰時期開始的，對於鐵幕的揭露和打擊密切相關，勿庸置疑。雖然，美國乃至歐洲也出現過綏靖主義者乃及觀點，甚至一度甚囂塵上，不可遏制。那些華萊士，那些拉鐵摩爾，甚至羅斯福本人（他讚揚史達林是一個實質上的「牧師」）等人，都在蘇聯「進步論」的言說後面，施行和蘇聯精神上的勾結和物質上的苟且。但是，西方正統派人士，以前者邱吉爾，後者里根為代表，要求堅持冷戰到底，到勝利，到蘇聯解體。這個東西，正是蘇聯後來迫於西方「政治貸款」說的壓力，施行挽救經濟而政治覆滅的開始。這些史料，也被很多前蘇聯政客學者披露，此不贅言。
我們說，捷克也好，波蘭也好，他們的改革，固然有內部異議或者和解人士的努力，但是，這個努力並不能完全做到以其一身之力，扳倒整個蘇聯帝國（含波蘭殖民地），換言之，蘇聯瓦解和無力應付東毆政局，是東波人民藉此翻倒政權的前提，甚至唯一前提。因為，無論是1957年，1968年，還是後來維持蘇聯傀儡政權的政府，他們都不可能自己派出坦克來鎮壓自己的人民 - 當蘇聯無力派出坦克以後，事情的改變就是水到渠成，不在話下的 -
所以，故意或者避開這個政治局勢的改變而過分強調東波內部，無論是人民一方，還是政府一方的妥協，鬥爭和和解，忽視那個決定全局的蘇聯瓦解，不是歷史客觀的態度。
這個事情，從東歐整個近代歷史脈絡來看，也是這樣。東歐各國，雖然各自獨立存在，邊界和主權卻如變形蟲一樣適時適應大國政治而改變，但是，主要的大國因素，一刻也未嘗不影響和決定維也納以東人們的命運。這個歷史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照例也是可以成立的。可惜的是，也正像老米所言，中國改革革命環境，不是受到偉大冷戰的支持和協助，而是恰好相反 - 其止「不知羞恥」的西方利益集團和歐美政府，正在極力沆瀣於中國特殊利益體團（ 「中國公司」），構成一個所謂G2的共同體 - 而顯示出和蘇東波解體之冷戰局面截然相反的局面 - 甚至可以說業已變成一個類似張伯倫主義大行其道的時期。這個特徵，也正好和波蘭改革和華勒沙時期，蘇聯逐漸放鬆控制和歐美各國極力瓦解蘇聯時期之特徵，之訴求，完全相反。
三，所以，對於中國人而言，過多參照這樣一個蕞爾小國的命運，不是應選之舉，我們的偉大祖國（不是偉大國家/政權）不能夠聽取抑或完全採納波蘭模式，以應付中國模式 - 也不能因為把哈維爾和老米擺在被崇拜者地位，而忽視了自己應對自己大國政治的智慧和用心。
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中國人聽取外國人意見的下場，一般而言沒有什麼好結果 - 比如，辛亥革命就轉向俄羅斯觀念，聯共觀念，以為是一時之舉;這個一時之舉，最後變成一般性價值評估和舉措，導致全部崩盤。從思想史層面講，中國人主體應該服從的價值觀和策略觀，也不該是東波的局面和內政導致的必然邏輯，而應該是自己的邏輯和認識（就像日本人直接參照西方派大國價值︰三權分立和孟德斯鳩於明治維新時期，等等），雖然，這個邏輯和認識，現在尚在摸索階段 - 可以一部分參考老米和哈維爾，但是，其背景和現狀完全迥異，不該成為參照體系，而該成為參考體系。之所以如此說法，只能就他們各自不同的歷史傳統而言。這是一個較大的課題，這裡只是點到為止。
1，波蘭宗教相對自由的情形，不能和俄羅斯，中共無神論政治輕視和取締宗教並論不二。不要說保羅二世在政治宗教領域裡發揮的超級國際作用，所產生的對於政權的震懾之力量了;中國無此元素。
二，波蘭作為蘇聯殖民地之人民，之政府，在殖民地這個角度上，可以產生和解共生的某種民族，全民族解放契機和因素。這個契機和因素，反向影響了官，民之間的「愛國主義」合作（見老米 - 「我們都是波蘭人」 - 這個國家認同說法 - 這個說法，對於不存在這個由於外部勢力逼迫導致民族和解的前提之中國，就要另做打算。）此對於中國，完全不起作用。
三，波蘭是西方大國影響和決定其文化的民族，這樣的文化結構和中國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莫衷一是的選擇和負選擇，迥然不同;加上其獨立工會形成的，和政府的對等博弈，本身就是一個和解傳統的表達和表現（在蘇聯收回他的拳頭的年代。）這些因素不能不說是後來波蘭和捷克形成改革巨大勢力之主導因素。這些因素，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正面因素正在逐漸式微而很少看到樂觀前景。次要因素是，包涵中國六四形成的對於東歐極權主義專制主義政權造成的打擊和影響。弱小的，沒有蘇聯支持的極權主義抑或專制主義政府，當然不可能完成對於自己人民開槍的任何可能;重複而言，如果東波國家不能鎮壓，蘇聯就鎮壓的前提，本身就說明了東波政權自己，從來不是鎮壓的主角，而中國鎮壓的主角是誰？難道還要給予什麼提示嗎？
總之，米尼齊克來本身，就是一個悖論 - 中共當然不會讓真正威脅其存在的達賴或者熱比亞出現在北京和中國內地的任何地方。說得不好聽，如果米尼齊克作為一個北京政府真正的敵人，他也不會被允許入境。於是，老米何以入境;他入境做什麼，他被允許和北京一些人座談，要給百姓和網絡提供什麼樣子的信息，確實值得認真考慮。這裡，我們曾經在一些網站上看見米尼齊克要求反對派和政權合作的言論（米奇尼克說︰「在循序漸進建構民主的反對派，應該是當權者的合作者。實際上專制採取的策略是把社會分裂原子化，我們的策略應該是聯合，面對政權的獨立力量。「
民主的反對派，應該是當權者的合作者 - 他說。
「當權者的合作者」 - 是「政權的獨立力量」。... ...）（網站）。這個「合作」主旨，究竟內涵什麼隱情，也值得慎重考略。我們不能清楚說明老米和前此哈維爾說的，中國畢竟比起當年的波蘭，捷克要好了很多 - 是什麼意思？但是，老米說的，尊重各部分人的「利益」這個考量，如果在波蘭成立，在這裡完全不能成立。因為簡單說，如果你要克虜伯集團完全不靠慮希特勒政權的利益，而考慮其他任何一方的利益，就是一種荒誕一種謊言。這個波蘭和中國的比照，如果把當年波蘭的政府模式和人民模式，硬性套 - 改革和革命的（他說的「衝突」模式）套在在中國政權身上，中國改革，革命身上，就同樣是一種荒誕，一種謊言 - 所幸，老米說，他並不了解中國。這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說法。
只是，我們不要將此說法加以忽略和輕視，而施行後蘇聯（抑或蘇聯被迫收回拳頭以後）時期東歐政治可能性舉動，而完全忽視了中國國情 - 這個中國國情就是，老米說過的任何「和政權合作」（和政權里！共黨一部分人妥協）的說法，都是秉持各自不同的政治條件和政治前提，無法和無法容忍加以混淆和偷梁換柱。所以，清晰認識米尼齊克主義和中國民主派前景，道路，路徑，手段和方法課題，值得有知之士群認真考慮。
說法不妥，敬請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