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美國俗話說，如果走起來像鴨子，叫起來像鴨子，那就是一隻鴨子。這其實是典型的美國邏輯，不合中國國情。在中國，如果走起來像鴨子，叫起來像鴨子，它未必就真的是鴨子，而很可能是一隻雞。
中國的市場經濟跟新重商主義，正好是這種關係。有個東西，走起來像市場經濟，叫起來像市場經濟，但它無論如何不是市場經濟，而不過是新重商主義這個計劃經濟的變種而已。
近日出席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就不巧邂逅了新重商主義這隻雞，大感驚詫。他不客氣地批評大陸景點觀光費用太高，尤其反感大陸幾乎所有的寺廟都收費。他說，台灣沒有一個寺廟要收費。「寺廟等歷史景點是老祖先留下來的，不應該收高費用。」
寺廟何以收費？有關方面的回應是，兩岸寺廟管理和經濟基礎有差異。有著世界第一外匯存底，GDP據說世界第二的大陸不差錢，經濟基礎差異更多屬於外交辭令。說穿了主要還是所謂管理上的差異，即在大陸，寺廟收不收費不是寺廟說了算的，亂收費的背後有隻看得見的手，即公權力之手，即各級地方政府之手。豈止是亂收費，君不見，多少地方政府在爭相把當地的歷史文化景點打包上市？打包上市的諸多景點不乏古剎名寺。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乃至宗教搭台，經濟唱戲，早就是各級地方政府的時尚，而屬於一種公然的政治正確了。
兩岸寺廟管理的這種差異，毋寧說，是兩種經濟體的差異。彼岸屬於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因為成熟，市場的邊界很清楚，該市場的必須徹底市場化，但佛門既為淨地，信仰不可買賣，市場就該到此止步，這點絕無通融餘地。而在此岸，各級地方政府成了市場主體，以公權力操縱資源配置。不受制約的公權力從來都是無所敬畏，無往不前，只要GDP和地方財政需要，沒什麼不能拿來賣了換錢的，沒什麼力量可以阻擋他們這堅定的步伐的。
高強度的政府干預即權力宰制的經濟發展，以收費為主要模式，目標就是聚斂財富。所有這些無不符合新重商主義的經典定義。但恰恰這點上人們容易糊塗，以為走起來像鴨子，叫起來像鴨子，那一定就是鴨子。亂收費也屬於買賣範疇，市場經濟就是買賣，所以亂收費一定是市場經濟發展過頭的結果。豈知新重商主義雖然也有買賣，卻屬於典型的強買強賣，而與屬於自由買賣的市場經濟南轅北轍。
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新重商主義之下，屬於強買強賣的亂收費如沙塵暴幾乎淹沒一切。太多公共資源被據為亂收費的道具，太多公共服務被據為亂收費的平台。但人們不知道都是新重商主義這隻雞下的蛋，都歸罪於市場經濟那隻鴨，教育亂收費歸罪於市場經濟，醫療亂收費歸罪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這樣被口水包圍，被普遍污名化，妖魔化。
如果只是被污名化、妖魔化也就罷了，更大的危害是，市場經濟必然因新重商主義的過度擠壓而邊緣化。新重商主義猶如包辦婚姻，如果包辦可以高收費，有暴利可圖，包辦就會上癮，成為趨之若鶩的致富捷徑，最終升級為綁架婚姻，打劫婚姻。自由戀愛就會是這種綁架婚姻、打劫婚姻的死敵，處處遭到圍追堵截，很難有發展空間了。
新重商主義最後一重危害，也是最大危害，更在於對精神的蠶食。新重商主義之下，醫療不再救死扶傷因而不再神聖；教育不再教書育人因而不再神聖，甚至佛門跟信徒的關係，也變成錙銖必較的關係。如果所有精神殿堂，都這樣在收費的巨大衝動下沉淪，請問何以普渡眾生？眾生的靈魂不得救贖，豈不都成了被放逐的孤兒？也就無怪，精神危機會構成當下中國最大的危機。
也正因為如此，蔣孝嚴抨擊的寺廟收費問題，是對我們的一個警告。它不止是一個收費問題那麼簡單，可以引發我們進一步的思考：作惡的到底是新重商主義這隻雞，還是市場經濟那隻鴨？這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中國道路的大問題了。當然我們也不能絕對化，把新重商主義說得一無是處。當改革發軔之初，市場力量、民間力量都很弱小的時候，政府主導對經濟發展的啟動作用肯定是不應抹殺的。但是經過三十年成長，市場力量民間力量已能夠主導經濟發展，新重商主義已經是市場和民眾不能承受之重，是到全面退場的時候了。
——刪節版原載《南方周末》，此為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