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出生於蘇格蘭，確切的出生日期已經不可考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在1723年6月5日的可可卡地受洗成為基督徒。
史密斯十四歲追隨哈奇森學習道德哲學，這個時期培養出的自由、理性主張成為他日後著作的思想核心。
25歲完成牛津大學的學業後回到愛丁堡從事教職，他的教學範圍非常廣泛，包括了倫理學、修辭學、法學、及政治經濟學等。36歲(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可說是這個時期學術的總結。這本書以人類共同的天性「同情」為起點，論述社會在同情，也就是善的基礎下，能夠成就一個人與人之間共存共榮、和諧有公義的社會。這本書在發表之後更受到很大的肯定。
43歲時，亞當·史密斯結束教職回到家鄉，以長達十年的時間寫出《國富論》(全名：《國家財富的本質及其原因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出版)，主張人對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能在市場上形成一隻「看不見的手」，「自然地」使生產與消費達到平衡，本書也成為日後自由經濟的理論基礎。
現代學者往往認為史密斯《國富論》中的「私利」與早先《道德情感論》的「同情」自相矛盾。這是因為現代拜金主義，將金錢看得比道德還重要的緣故。我們試著回到《國富論》出現的時空理解史密斯的思想，1776年後5年，也就是1781年瓦特才發明蒸氣機，工業革命正要展開，因此當時的歐洲經濟仍是以農業為主，持續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仍然穩固地維持著人的倫理道德觀念。
因此當我們理解《國富論》中的「私利」時，應以「道德」前提，也就是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的正當利益追求，而非你爭我奪、不擇手段的利益追求。道德的重要性，在當時是理所當然、完全不用多說的，是以史密斯也沒有強調出來。
現在，我們來讀一段亞當·史密斯常被引用的話：
「我們所期盼的晚餐並不是靠搏得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傅的同情心而來，而是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利益追求而來。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不是訴諸他們的同情心，而是希望他們自愛(self-love)，也不是訴諸我們的處境，而是訴諸他們的利益。」
肉販必需工作、生產以維持正常的生活，這屬於肉販(以道德為前提下)的「私利」，我們因為肉販的「私利」而買到了讓我們生存下去的食物。「肉販/生產」與 「我們/消費」的角色是相互流動的，我們的工作也會讓我們成為另一部份人的「肉販」而得到應有的報酬。亞當·史密斯的經濟體系中，透過消費與生產行為，貨幣在社會上流動著，形成不止息的循環。他這種「希望他人(肉販)獲利」的思想，正是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同情心」或「善意」在經濟活動上的具體表現：先要求自己同情別人、為別人的利益著想。
這裡的經濟活動是建立在「先他後我」的道德基礎上的，這樣一來，依亞當·史密斯的理論，個人對「私利」的追便能夠促使國家整體的富有與進步。
站在二十世紀回顧亞當·史密斯的經濟理論，我們會驚訝的發現，現代人已失去道德的前提，無止境的追求個人利益，無法了解《國富論》共存共榮的真意了，而亞當·史密斯更早在工業革命之前便揭示了國家富有的根本：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