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我還說，現在最好貪的是維穩費。理由有：其一，維穩費巨大，穩定壓倒一切，貪完了就從政府拿，不給就壓死他。其二，維穩費保密，用了多少沒有人知道，你們就說給線人了，而為了保護線人，不告訴你姓名，看你如何查
中共的「維穩費」用已接近軍費!
作者：掃糞工
2009年以來，中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發生了微妙變化，「發展是第一要務」變成了「發展是第一要務，維穩是第一責任」。把維穩當做第一責任，這並不是地方領導掛在嘴邊的一個空洞的口號，已經確確實實表現在政府的行動中。
從2009年地方政府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來看，許多地區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會保障與就業、教育、環保、科技創新、保障性住房支出(下表)。對於地方官員來說，維穩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直接關係人民福祉的事業。廣東惠州僅租用監視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萬，而社會保障中的就業補助、國企破產補助、養老醫療保險系統維護、社會救濟等11個福利項目經費加起來才5040萬元。(《惠州市2009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0年預算草案的報告》)
本表數據來源於各地「兩會」期間的財政報告，其中成都為2009年預算值，蘇州、廈門為2010年預算值。
據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國內保費用達到5140億，已經接近軍費的5321億元。並且，公共安全支出成為政府財政支出增長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47．5％。《法制日報》報導說，2009年遼寧公安支出是223．2億。以該省4300萬人計算，人均要負擔維穩費用500多元，對於一個經濟水平一般的省份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健全、龐大的維穩機制也在形成。各地紛紛成立「維穩辦」、「綜合治理辦」、「應急辦公室」等機構，由地方重要領導親自擔任負責人。群眾工作室、維穩信息中心、人民調解委員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辦。福建、江蘇、浙江等首倡的「綜治維穩進民企」，目前已在全國普遍推開，企業內部也設立了維穩辦公室，由董事長親自掛帥。擁有170萬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調解委員會2622個，調解員1 8442人。廣西貴港「縣鄉兩級維穩工作平台專門從事維穩工作的人員600多人、村級維穩信息員3500多人，維穩工作力量滲透到了基層的每一個角落」。(《法治快報》2010年2月2日)
中國不是世界上社會矛盾最尖銳的國家，也不是出現社會動盪可能性最大的國家，但中國是世界上投入維穩成本最多的國家之一。《河北日報》報導說，該省的 2009年國慶安保志願者的招募人數，「原則上不低於各轄區人口的1％」，也就是說，在國慶期間，有多達78萬的河北人奮戰在國慶維穩的第一線。前不久召開的兩會僅僅是一個平常的例行會議，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達70萬人。從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於完善「護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礎設施的累計投資有 49．5億元。
我們需要反思：能夠長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維穩成本嗎？購買全方位監控系統器材，組建快速反應車隊，擴充維穩人員編制，全天候、多對一的監視，無一不需花費大量金錢。根據《河北省公安機關奧運安保側記》的記述，2007年至2008年，環京護城河指揮部和17個檢查站就耗資1．2億。浙江嘉善縣一個環滬 「護城河」檢查站的投入要達1000多萬(法制網，2010年4月1 5日)。
又據《法治快報》的報導，廣西貴港的「群眾工作部經費每年不少於20萬元，群眾工作中心不少於4萬元，群眾工作站經費不少於0．2萬元，並切實加強對經費的管理和監督，確保做到專款專用」。這就意味著該市的5個群眾工作部，74個群眾工作中心，1148個群眾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萬的財政經費。
今年，處於上海世博會「護城河」周圍的浙江永康市創建了「8對1」的社區維穩模式：「每個工作片的聯片領導和常務副片長為責任領導；聯片警察、聯村幹部、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調解主任、村治保主任為責任人，八個人一起共同負責所在村矯正對象的安置幫教工作。」2010年1月1 2日，貴州安順坡貢鎮發生了一樁普通刑事案件，當地政府為了維穩花費了相當於三年財政收入的費用。在維穩「一票否決制」的壓力下，地方的維穩已經到了不計成本的地步。
隨著維穩體系的逐漸健全形成，國家要投入多少錢才能維持這龐大的機器呢？維穩是不是未來的中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