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安徽合肥發生官民衝突事件，起因是當地政府計劃在人口稠密的住宅區附近興建超大型垃圾中轉站。此次抗議規模並不大，只有上千名巿民參與，時間也不長，但當天深夜該區區長與警局副局長已親臨現場，當眾宣布取消該工程選址，事件迅速落幕。
近年大陸官民衝突中，由官方主動讓步而平息事件的案例並不多見，去年6月同樣在合肥廬陽區，也是垃圾站選址引起民眾抗議，最終政府也宣布取消。其餘更多案例，是官方採取強硬手段維穩鎮壓下去。
凡地方政府施政遭遇民眾反對，官方只有兩種危機處理手段，一是向民眾讓步平息事件，二是出動維穩部隊強力鎮壓。官方讓步，事件固然不會擴大，但因此也種下民眾有不滿即可上街鬧事的禍根，等於鼓勵公眾以群聚抗議為手段向政府施壓。
暴力維穩雖然奏效，但也有代價，便是暴露政府野蠻殘暴的面目，可能引起更多民眾反感，以後再有衝突事件發生，將使抗議規模擴大，強度升級。
歸根結底，起因是地方政府在施政過程中，從未考慮民眾的根本利益，如果事先深入徵求社會意見，聽到民眾聲音，並善意修正計劃，這種官民衝突便不會發生，可見地方官早已習慣居高臨下，無視公眾利益。
當國家經濟長期低迷，國庫空虛，地方政府負債沉重的時期，政府各項社會服務大打折扣，民間不滿聲音此起彼伏時，官民之間的衝突，將成指數級上升。有些平常容易「傾掂」的議題，在敏感時期便成為爆發點，而官民衝突一旦發生，官方便麵臨維穩的兩種選擇，兩種選擇各有利弊，政府要拿捏並不容易。
近年以來，普遍性的拒交養老金，拒交小區管理費，證明民眾對政府的信心正快速動搖。地方政府千方百計脅迫百姓，到處撈錢，使底層民眾苦不堪言，怨聲載道，正常人都感到一種社會危機正在逼近，未來的日子悲觀可期。
正是這種集體的焦慮和煩躁，對政府的不滿又沒有適當出氣口，更容易挑動一般巿民的惡劣情緒，如果一個社會議題恰好碰觸百姓心裡的痛處，那時官民衝突便不可避免。本來，在這種敏感時期，政府更應該謹言謓行，步步為營，可惜中共長期以來養成地方官的傲慢和蠻橫，官員看不清時勢，隨時給中央政府製造麻煩。
官民兩個陣營是兩種對立的變量，政府有管治力量，有維護社會穩定的合法性，有公安武警軍隊等維穩力量，有大量殺傷性武器，政府通常都在強勢一方。民眾雖處弱勢，但政府一方人少，民眾一方人多，民眾守法便是良民，民眾不守法就成暴民。萬一暴民成倍數增長，又無視黨紀國法，政府只能出動殺傷性武器，那時的社會便失去常態，官民抵死對立。
官民的強弱轉化，最終取決於政府的財政能力，政府手上有錢，可以應付各種日常行政和維穩開支，那就可以維持基本運轉。相反的，中央國庫空虛，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落空，如此一來，一級剋扣一級，到最底層就求救無門。
最底層是什麼？在鄉村是村官，在城巿是居委會。一個村官加上幾個村幹部，要管幾百幾千個村民，一個居委會加上身邊助理，也要管幾千幾萬個居民。如果村幹部無法安撫全村農民，或者居委會擺不平本街區的數千上萬居民，那時基層政府就將癱瘓。上面政令不行，下面日常失控，等於中共政權在基層瓦解。
依現有體制，基層發生社會動亂，上級可以調動武警部隊維穩，相比起總人口，維穩部隊人數也不多，所幸通常並非烽煙四起，東方有事去東邊，西方沒事可以不理，正常情況下有限的維穩部隊足供調動。但是如果東西南北到處出問題，少數的維穩部隊就不夠用，那時形勢便逼政府，只能哪裡重要去哪裡，不重要的就由它爛下去。
安徽合肥上千人堵路抗議成功逼停當局大型項目(視頻截圖)
那些失去上級支持的村官和居委會，最終抵擋不住民眾的壓力，他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甩手不干，二是與村民和居民妥協，失去權力支撐的村官和居委會，最終只能交出權力，由民眾採取自治形式維持地方運轉，到那時，中共的基層便逐一瓦解。
中央既鞭長莫及，地方省巿一級、縣一級的官員，也只能自尋出路，他們要靠自己維持生計，中央說的話就失去權威性，中央號令不出中南海，等於中共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中共政權便名存實亡了。
這種情況與清末很相似，便是各省經費要靠自己，軍隊要自己籌糧餉，各省軍閥可以依據個別情勢便宜處事，那時清廷的兩宮太后便無法號令天下，清政府離垮台便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