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開始在一些西方國家放映的、由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就是當前國際上一小撮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分子對新中國極端仇視的心理的反映。這個影片的出現，是一個嚴重的反華事件，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社論《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
隨之，全國掀起批判浪潮——儘管大部分基層的工人、農民、士兵並沒有機會看到這部長達3小時40分鐘的紀錄片，更不知道安東尼奧尼是何方「牛鬼蛇神」。僅當年二三月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就輯錄成一本200頁的書出版，大標題擲地有聲：中國人民不可侮。
豬與樣板戲
究竟這位國際一流的電影大師犯了什麼錯誤，讓「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國人，看了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極大憤慨」？
上述社論中，不厭其煩地給出了詳細解答：比如上海黃浦江邊有萬噸油輪，但在安東尼奧尼的鏡頭下，「大貨船都是外國的，小木船都是中國的」；南京長江大橋雄偉壯觀，攝影師卻從橋下往上拍，「還插入一個在橋下晾褲子的鏡頭加以醜化」；天安門廣場也沒有得到莊嚴肅穆的表現，攝影機位不斷變換遠中近景，拍攝大量廣場上的人群，「故意把天安門廣場拍得像個亂糟糟的集市，這不是存心侮辱我們偉大的祖國嗎！」
「尤其惡劣」的是，廣播中響起樣板戲《龍江頌》的唱段「抬起頭，挺胸膛，高瞻遠矚向前方」時，畫面上出現的卻是養豬場裡的情景：一頭豬被劈頭響起的高音廣播嚇得猛然站起，另一頭則對著攝影機搖頭擺腦。社論說，這是「攻擊我們的文藝革命」。
「我們並不知道歌曲唱的什麼，沒有人翻譯歌詞，也沒有任何提醒。」《中國》的攝影師盧奇亞諾·都沃里曾在接受採訪時說，「當年某次華盛頓公映，當時的中國駐美大使在座，看到這一段時立即起身帶著所有隨從走了。」
遠道而來的攝製組並不知道革命樣板戲與毛澤東夫人江青有什麼關聯，就像他們也無法理解諸多在中國拍攝中遭遇的「不可思議」。
比如，他們前一晚約好要拍農村的石頭房子，次日發現整個村莊已被白石灰粉刷一新，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韻味；他們無意中拍到自發的農貿市場上有人抱著只小豬，卻被解讀為「有意給中國抹黑」，他們哪裡知道當時的中國是不允許私下交易的。
在安東尼奧尼生前撰寫的文章中還提到，他曾想去黃浦江對岸拍攝，陪同卻非常遲疑，因為去河對岸要穿過一個工廠，必須向工廠革委會請求許可。不到30歲的「眼睛又細又冷」的革委會副主任拒絕了他，即便陪同一再解釋這是從北京來的義大利導演。
「我以為北京的、即政府的批文就足夠了，但這對他們來說不成理由。」安東尼奧尼寫道。
種種諸如此類的隔閡，使安東尼奧尼一行感到「中國」一詞像個迷宮，他們無法抓住深層的真實，只能如片中旁白所說：「觀察中國的各種面目、姿態和習慣。」
然而這一目的也被社論大大否定了：「每一個鏡頭都有評論。」
拍攝大量「非規定動作」
「《中國》之所以受批判，一方面因為它的內容，另一方面是『四人幫』想要藉機整周恩來。」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張同道說。
張同道介紹說，安東尼奧尼能獲准來華拍攝，周恩來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上世紀60年代末，中國的國際形象非常孤立，他希望讓世界知道中國的形象。」
1970年11月，中國和義大利正式建交。次年5月，一個由當時外貿部長率領的義大利代表團訪華。緊接著，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向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發出公函，希望在中國拍攝一部紀錄片，並委託安東尼奧尼擔任導演。
「當時中國在國際上形象神秘，誰都想來拍攝。義大利選擇安東尼奧尼是有考慮的，他是一流的大師，又是共產黨員。當時意共與中共關係密切，容易獲得中方的信任。」張同道說。
果然，中方同意了這一人選，由外交部和廣電局發出批文，將官方邀請函由中國駐羅馬的文化參贊正式轉交給了義大利國家電視台。1972年5月13日，安東尼奧尼攝製組抵達中國。
拍攝的時間、地點、路線、內容，都已經做了嚴格規劃。陪同攝製組的中方代表，平日有8個，最多時達到14個，負責及時告知導演哪些內容不宜拍攝。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了，誰知攝製組還是以偷拍、改變路線、拒絕拍攝指定內容等方式，拍到了大量「非規定動作」。
安東尼奧尼緊緊抓住一個中心詞：「人」。在北京、上海、南京、蘇州和林縣，每一個中方事先規定好的採訪地點，他都把鏡頭對準當地人的面孔、衣著、言談舉止。那些原本計劃被表現的地標，諸如天安門、長城、南京長江大橋、紅旗渠等，僅作為活動著的人身後的布景，而這，後來成為「藐視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罪狀之一。
他曾詢問中方的接待人員：「你們發動了革命，並用革命來建設了這個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國家，什麼是解放以後最明顯的變化？」對方回答道：「人民。」 他以為這與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卻沒想到雙方對這個詞的定義截然相反，一個想表現鮮活的個體命運，另一個希望被表現的則是整齊劃一的集體生活。
在如此分歧下，影片進入中國便引起軒然大波。1973年底，中組部和國務院文化組成立了電影《中國》聯合調查組。全體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則於12月 30日晚上調看了《中國》。
1974年1月30日，調查組向中央提交報告，其中有6處提出外交工作的「右傾投降主義」。同一天，《人民日報》社論發表，鋪天蓋地的批判開始了。
遠在義大利的安東尼奧尼卻不明白中國發生了什麼。他知道的是影片在義大利第一次放映時，在場的幾位中方代表對他說：「您帶著非常深情的視角看了我們的國家，我們感謝您。」此後，他們卻改口了。
除去對紀錄片內容的批判，大量人身攻擊的語言也頻頻出現，安東尼奧尼對此尤為憤憤：「我被指責成一個法西斯分子！我曾與法西斯士兵搏鬥過。我想讓中國人知道：戰爭期間，我作為抵抗運動的成員曾被判處死刑。我是另一方的！」
「氣死安東尼奧尼」
「客觀地說，《中國》只是安東尼奧尼非常一般的作品，它像是一篇遊記，記錄了那個年代西方人在中國的遭遇。」張同道說，「但它的價值在於，拍到了中國在組織生活以外的私密空間，讓西方了解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鑑於此前新中國形象在國際上的空白，此片一上映就引起巨大轟動。美國廣播公司花了25萬美元重金購進在美公映權，上映後不但收視率告捷，還被評為 1973年的「十佳紀錄片」，連尼克森都抽空看了兩次。
「西方的評論分為兩派：毛思想的崇拜者認為安東尼奧尼在醜化中國，詆毀社會主義；另一部分西方人則認為他在美化中國，粉飾社會主義。」中國紀錄片導演劉海平這樣說。他自2004年起著手拍攝一部關於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並親赴義大利三次採訪了他。「實際上他只是在記錄一個日常狀態的中國，結果兩邊都不討好。」
劉海平介紹，兩個陣營的交鋒在1974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達到高峰。這一年，《中國》作為展覽的一部分，被安排在威尼斯一家影院上映。得知消息後，中國外交官、義大利外交部長、意中友協的工作人員、警察以及義大利抗議放映這部影片的中國迷們都提出抗議。雙年展的官員們以維護藝術表達權利的名義進行抵抗，終於轉移到另一所影院放映。
「當安東尼奧尼走出影院時，被突如其來的一大群觀眾包圍，他們高呼：『你背叛了中國！《中國》是個醜聞！』」
事實上，中國政府為了消除《中國》長片的「惡意誹謗」，為了證明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成就，不論在國際還是國內都做了大量努力。
在國內，幾乎每一個他拍攝過的地點都被重新組織採訪、見報、拍紀錄片。林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梁生廷記得，他曾在1974年特意到了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小學，讓學生們換上乾淨衣服，拿著桌球拍，人人笑著拍了一組照片。照片後來被刊登在1974年7月的《人民畫報》上。這一期同時刊載了被安東尼奧尼拍攝的5個城市的光輝成就與批判安氏的文章。
「氣死安東尼奧尼」甚至一時成為目標。在當時流行的兒歌里，有這樣一首：「紅小兵，志氣高，要把社會主義建設好。學馬列，批林彪，從小革命勁頭高。紅領巾，胸前飄，聽黨指示跟黨跑。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
而在當時的台灣，據網友小瓜呆撰文回憶，儘管對「左傾」的安東尼奧尼並不熟知，但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台灣用三台聯播的方式播放這部紀錄片，還規定學生都要寫報告。
播放時間是在1974年2月2日，這一天小瓜呆的日記上寫著：「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門；爸爸說，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中國》對於海峽對岸的中國人，甚至起到了「啟蒙」作用。
「我們一起走，趕快！」
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對有關部門又談到了這部電影：《中國》是有點毛病的，它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幫」利用它來反對周總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
根據這一指示，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了《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中國〉影片問題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報告。持續幾年的政治風波到此似乎可以畫上句號。
然而這一事件的影響無法就此消除。
安東尼奧尼曾在與中國導演寧瀛見面時提到了尷尬往事：1980年前後，中國一個導演團赴義大利訪問，特別拎著禮物去看望他，這讓他非常高興，以為自己被理解了。隨後，在他擔任評委會主席的威尼斯電影節上，他遠遠看見中國代表團的官員，熱情上前打招呼，結果官員一聽他提起《中國》，立刻率團退場，扔下一臉尷尬的他，不知如何是好。
「他是愛中國的，沒料到片子會帶來這樣一個結果，這件事讓他非常苦惱。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希望能再來中國。」劉海平說。2004年，劉海平夫婦到義大利拜訪安東尼奧尼，問他是否還想來中國，已經中風基本失去語言能力的老人吐出兩個義大利單詞，意為：「我們一起走，趕快！」
2004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北京電影學院舉辦了安東尼奧尼作品回顧展映，《中國》在32年之後首次在公開場合放映。
安東尼奧尼因身體狀況未能到場，他請好友代致賀辭：「當我得知中國的觀眾不能觀看這部影片時，我感到非常痛苦。這個等待很長，但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而拍攝的《中國》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給了我巨大的滿足，使我感到徹底的安心。」
2007年，劉海平將對《中國》的追尋剪輯為5集紀錄片，其中不僅有對包括安東尼奧尼攝製組、被拍攝的林縣村民等採訪，還穿插了當代中國現實與30多年前狀況的對應。
同一年，安東尼奧尼病逝。
無論大師還是大師鏡頭下的社會現實，都如同劉海平的紀錄片名所描述的：中國已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