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執主任，前高盛中國區主席
胡祖六：在後危機時代，中國面臨如下幾大風險。第一，錯估形勢。對於國際金融和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顯然對於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於中國金融機構的自身的風險管理，對於中國的海外投資策略都非常的重要。總體而言，中共政府在對於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際形勢大局的把握還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應該指出，有關決策當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所謂的金融危機第二波的論調所誤導，對於當時的環境、形勢可能估計得過分的嚴重和悲觀，這樣導致至少兩個不利的後果，一是中國具有數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存底和舉世無雙的流動性，但是在海外投資上卻顯得謹小慎微，錯失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第二，也是客觀上導致了2009年的過度的刺激，超常規的信貸膨脹，大量政府主導的重複建設工程，投資項目效益的不確定性，貸款組合的安全和質量問題，房地產的潛在泡沫等等，為中國經濟埋下了中長期的隱患。2009年的超常規信貸擴張，如果在2010年不能夠得到有效的節制，在極端的情況下，有可能釀發與美國在次按危機時性質相似的信貸危機，導致近十餘年中國銀行改革的成果，毀於一旦，付諸東流。
中國最大的危險是誤讀危機的教訓
胡祖六：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中國不少觀察家把金融危機簡單歸咎為證券化和信用衍生工具的泛濫，一提起金融創新就談虎色變，視金融創新為洪水猛獸。事實上，雖然房貸證券化和複雜衍生，信用衍生工具在較大程度上擴散和加劇了金融危機，但它並非金融危機的原因。金融危機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屢屢發生，並非罕見，歸根結底，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由於信貸過度的膨脹和房地產的泡沫所引發的，與歷史上每一次金融危機的機理，其實大同小異，自由市場經濟的確呈現固有的周期性波動，繁榮與衰退彼此交替，偶爾也會發生危機甚至大蕭條。正因為市場經濟產生周期性的波動，才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引進了政府的適度干預、宏觀經濟政策、中央銀行、監管制度、存款保險、社會保障等等，以矯正和彌補市場經濟固有的缺陷和失效。
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尤其是2008年雷曼等系列事件以後，中國的某些大眾傳媒、政策界、學術界普遍地相信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體系已經崩潰，至少已經日落西山，大勢已去，而中國的金融體系最健全，人民幣應當取美元而代之，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事實上，中國金融業近年來儘管成績斐然，但整體發展水平與發達經濟的金融業差距依然非常地顯著，美國從上世紀20年代末30 年代初的嚴重大蕭條中還能夠東山再起，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長期繁榮，美國金融體系自我調整的能力和速度，是不應當低估的。中國還不能自滿、自傲、固步自封，畢竟中國的人均GDP剛達3600美元，跟薩爾瓦多、阿爾巴尼亞差不多，還在前世界排在103位，也不到美國人均國民所得的十分之一。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顯著地增加，但是與美、歐、日已開發國家的差距依然很大，值得關注的是也還沒有達到中國自身經濟所具有的增長潛力，所以對中國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誤讀這次金融危機的教訓，受極左思潮、民粹主義、民主主義的影響，懷疑自由市場制度，懷疑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從而動搖我們推進深化改革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