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各個統治王朝更替時大都刀光舞動劍影四射，血流成河，屍堆如山。只有趙匡胤在開創北宋王朝時黃袍加身搞了個「和平演變」，從人家孤兒寡母手中順手牽羊兵不血刃得了一個江山。公元960年陳橋兵變，宋承周祚，開啟了大宋三百年江山基業。
得到容易守起來就困難。為此，北宋王朝一建立，宋太祖趙匡胤就在皇宮一處密室立了一塊神秘之碑，讓他身後的繼位者恪守碑文的約束。這塊碑上的碑文左右了宋王朝的政治方向。
陸游《避暑漫抄》記載：「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余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泄漏。雖腹心大臣亦不知也。靖康之變，兵人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間，曹勛自金回，太上寄語，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
陸游的這段話表述了這樣一段故事：宋太祖趙匡胤開創宋朝之後第三年，秘密鐫刻了一通石碑立在太廟寢殿的一個秘密夾室，這個碑叫誓碑，用銷金絲麻蓋著，門鎖閉的十分嚴。每當四時八節的祭祀和新皇帝登基時，都由一個不識字的宦官拿鑰匙將夾室的門打開，新皇帝進去焚香、跪拜、默誦碑文。群臣和侍從都不知道碑文的內容，歷代皇帝都嚴守這個秘密，就是他們最信得過的心腹大臣也不知道。等到北宋末年，靖康戰亂爆發，金軍攻破開封城掠走朝廷諸多器物，所有的門都被打開了，人們才看到了這通神秘之碑。碑身高七八尺，寬四尺余，上面刻有誓詞三行：第一條是柴氏家人不管有多大的罪行，都不能處以死刑。第二條則是優厚文人士大夫，不得對其進行殺戮。第三條只是強調前兩條之必須遵守，否則會遭到老天報應。等到建炎年間，曹勛從金國回到南宋，捎回來太上皇的囑託，祖宗的誓碑在太廟，恐怕當今皇上不知道。
另據《宋史·曹勛傳》載，靖康末(1126)，北宋為金所滅，武義大夫曹勛隨徽宗被金人虜往北遷，被扣留在金國的日子裡，宋徽宗囑託曹勛日後若有可能回南方，要向宋高宗轉達關於誓碑的事情。曹勛後來得以見到高宗，他對高宗上奏說：「太上皇（宋徽宗）讓臣回來後轉告陛下：皇太祖（宋太祖）有誓約，藏在太廟，立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背這個誓約將是不祥之兆。歷代皇帝都是按照這一誓約執行的，已經經歷七代相襲，從來沒有改變。每次想起來靖康年中，誅罰的太重了。現在的禍端，雖然不是因此造成的，但一定要明白，因而要謹慎戒備。」
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也載有這樣的話：「徽宗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宋論》中在說這件事時卻有另一種說法：「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這段記載與陸游所說不同在是第三點上。
兩段記載誓碑第一條，都先說了宋太祖趙匡胤對自己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天下，取而代之總有些理虧的愧疚之情。何況柴榮對他恩重如山、情同兄弟。於是趙匡胤就立了誓碑，立下祖訓。奪了人家天下，而能優厚其子孫，也算他寬緩不苛，感恩回報。
王銍《默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為這件事提供了佐證：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後回師進入汴京皇宮時，六宮迎拜，趙匡胤看見有兩個兒童，就問是誰的兒子。回答說是周世宗子二子，紀王和蘄王。當時，范質、趙普、潘美都在一旁，趙匡胤問他們怎麼處理。趙普等回答說：「應該除去，以免後患。」惟潘美在後以手摳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曰：「你認為不可嗎？」潘美回答說：「臣豈敢以為不可。我與陛下曾同為周世宗之臣，勸陛下殺之，是負世宗；勸陛下不殺，陛下必定懷疑我。」 趙匡胤點頭讚許，說：「我接人之位，再要殺人之子，我不忍心。」太祖當即將世宗子其一判給潘美為養子，後不再過問。
誓碑其二是講大宋天子就是讓臣子說得再沒面子，也不能殺了人家。這也使得有宋一代的文人得以成為真正的文人。趙匡胤是行伍出身，他以自己的親身體會感知武將掌管兵權對其主子絕不是什麼好事情，因而他對武人深懷戒心。他認為武人往往是戰亂的禍首，要想天下太平安定，就不能讓武人有太高的地位權力。這是宋王朝高調重文輕武的根本因素。
趙匡胤在一次設宴招待群臣時，原後周臣子翰林學士王著，喝醉了酒思念故主，當眾大哭起來。群臣大驚，都為他捏一把汗。太祖卻毫不怪罪，命人將他攙扶出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說王著當眾大哭，思念周世宗，應當嚴懲。太祖說：「他喝醉了。在世宗時，我和他同朝為臣，熟悉他的脾氣。他一個書生，哭哭故主，可以理解。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讓他去吧。」這件事也反映出趙匡胤的襟懷大度。
整個北宋基本上不殺士大夫、言官，營造出一種很適合文人生活的氛圍。與歷史上其他著名的王朝相比，那些文人士大夫再怎麼讓皇帝過不去，也不擔心性命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宋初的文化發展很快，在文壇上出現了一些像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這樣的文壇領軍人物。其中的蘇軾由於深陷「烏台詩案」，在一片要他老命的呼聲中，蘇軾雖坐牢而保住了自己的「老頭皮」，正是得益於這一政策。
北宋末年，陳公輔上奏說：「在漢朝，大臣一人有罪，則會遭到滿門抄斬。本朝祖宗恩澤極厚，還沒有過殺戮大臣，最多就是將其貶謫流放嶺南罷了。」
對於「不殺大臣和言官」這條誓言，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讚嘆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據《范仲淹年譜》。
誓碑第三，按陸遊記載是「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而王夫之說法是「不加農田之賦。」我是傾向王夫之這一說法的。如果按陸游的說法去理解，太祖立的誓約第三條無任何意義。
宋太祖開國後以法治國，實行澄清吏治，減輕徭役，興修水利，勸獎農桑，移風易俗等一系列英明決策，不僅儘快醫治了二百多年的戰爭創傷，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榮的局面，出現了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到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那裡，可就沒有趙匡胤氣度了。他的《皇明祖訓》中充滿血腥的味道：「今吾朝罷丞相，設五部六府，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大明律》更是殺氣騰騰：「在朝官員，交結朋友，紊亂朝政者，皆斬。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啟，或上書言大臣德政者，皆斬。」
兩相比較，還是趙匡胤的「誓約」溫和的多文明的多。正是在趙匡胤影響下，北宋王朝以其鮮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文治盛世的頂峰；北宋王朝可以說是君主專制史上的最開明的一個王朝；「太祖誓碑」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誓言。文人、士大夫生在北宋何其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