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巴黎召開一個關於高速網際網路的國際學術年會，我讀博士時的導師請我去做技術委員會的共同主席。上次去巴黎還是1999年7月初，正是和太太結婚後的蜜月期。回國後不久，對法輪功的迫害鋪天蓋地而來。之後十年，每日為停止迫害而忙碌奔波，不用說渡假，即使吃飯睡覺也常無保證。於是便想藉此學術會議的機會，在結婚十周年之際與太太重遊舊地。太太愛歐洲勝於美國，無處不在的音樂、繪畫和雕塑構成了濃濃藝術氛圍，再想到法國的時裝、義大利的皮具、瑞士的湖光山色、甚至是巴黎街頭的麵包和鵝肝醬，我們都有些興奮地期待這次難得的假期。檢視文件時，我們發現她的護照很快就要過期了，只好去中共大使館延護照。
太太進使館兩個小時才出來，告訴我申請被拒。因為使館官員知道她煉法輪功，便給了她一份類似檢討書的表格，讓她填寫並承認錯誤。太太寫下自己修煉法輪功的經歷，並指出這場迫害才是造成後續問題的根源。使館官員說「你這個認識不行」，便把她的護照扔還給了她。
沒有護照就無法旅行，於是我形單影隻地去了巴黎，開完會議就匆匆返美，把原定十天的行程改成了四天。
太太去年開始申請成為美國公民，在公民批覆沒有拿到之前，岳父病危。沒有護照的太太痛哭了很多次，直到岳父去世，她也沒能回國見最後一面。其實就算加入美籍，中共使館更會藉此要挾，拒發回中國的簽證。無論如何，養生送死的孝道，中共都不會讓她去盡的。
太太申請入籍時，讓我跟她一起申請。我躊躇良久，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大漢子孫」，有著難以割捨的中國情結。眼看自己的中國護照也要過期，而我在反迫害的項目中要比她更加公開露面，預計使館更無延期護照的可能。加上我要頻繁離開美國，需要一本護照。權衡了一個星期，終於選擇成為美國公民。這是我一生中做的相當艱難的選擇之一。
我周圍修煉法輪功的朋友大多是和我一樣的留學生，粗略估計有百分之十或更高比例的人擁有美國的博士學位，剩下的絕大多數基本都是碩士。很多人持有綠卡多年，並未感覺有加入美籍的必要。但是迫害開始後，中共的護照控制政策等於將這些優秀的人才一個個的逼成了美國人。
中共在所謂「改革開放」之後，國門洞開，每年出國旅行的有數千萬人次之多。我發現，很多人在走出國門之後，並未走出他們心中的大門。
世界上的牆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不讓別人進來的，一類是不讓別人出去的。不讓別人進來的牆，是我們自家的院牆，它並不妨礙我們自己自由的出入；不讓別人出去的牆，則是監獄的牆。
中共多年來一直堅持不懈的做著砌牆的工作。對於中共不喜歡的人，無論是法輪功學員、高智晟律師、異議人士、維權者，中共通過拒發護照的方式限制他們出境。實際上就是把護照作為限制他們出境的一道牆。
中共一直致力嚴厲封鎖網絡，其實就是在網絡這個虛擬空間修建一道牆，目的還是防止中國人接觸到海外的信息。
對於已經到海外的華人，中共既害怕他們了解中共的邪惡，接觸法輪功，更怕他們把這些信息帶回國內，於是便通過控制護照和簽證製造恐懼，在他們的心中建起一堵牆。許多海外華人說：「我不敢去看神韻，那樣我就無法回國了」，因為他們即便沒有生意、也有親友在國內。這種恐懼就足以嚇阻許多華人去了解真相。
中共可以營造一種「即使你身在海外，你也無法逃脫我的手心」的氛圍，其實這並不能反映中共的強大。恰恰相反，它反映出的是中共的邪惡、恐懼和虛弱。
一個強大的國家是自信的國家，我在多次離開美國國境的時候發現，沒有人來查看你的證件。換句話說，美國的態度是誰願意走誰走，只要你不是犯罪分子，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離開。所以甘迺迪總統站在柏林圍牆的前面才會說「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不准他們離開。」
一個邪惡的黨，操縱一個卑劣的政府，它知道只要一點真相就足以令它倒台，所以中共才夜以繼日地砌有形和無形的牆，把中國變成一個大監獄，在我們的心中造一個個的小監獄。當年里根總統站在柏林圍牆附近的布蘭登堡門前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戈巴契夫先生，打開這道門！戈巴契夫先生，拆掉這堵牆！」
我也想對海外的華人們說：「害怕中共這個邪惡而虛弱的政權是怯懦和可恥的。如果中共試圖用護照和簽證來控制你們的思想，如果你們感到了這種恐懼和禁錮，那就突破恐懼來擁抱真相！打開你的心門，拆掉中共的牆！那時恐懼的將是中共，而不是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