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蒯大富高調回清華參加100周年校慶
最近，文革造反派領袖和很多其他人物一樣回返清華， 對文革定位說了一些話；主要意思是：……"毛澤東是霸道，劉少奇、鄧小平同樣霸道，共產黨這個體制啊就是個霸道體制，你沒辦法說。所以當時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準備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當時毛澤東晚點回來，結果就會是這樣的。我不覺得應當對他們說對不起，怎麼說呢，如果都作為平等的身份，那麼我們都彼此傷害過。文革初期，他們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沒有道理的，如果沒有後來毛澤東給我平反，我的下場可能會更慘。他們也從未對此表示過任何歉意，所以我沒必要給他們道歉。"（老蒯言）這句話應該如何解讀，也許仁智皆備，難以一統。我們的說法，也該闡明一下。主要有幾種觀點，提供老蒯參考。1，文革是毛劉鬥法，採用無法無天的辦法，打倒劉鄧陶，回返到比較毛劉周時期更壞的一類極權主義統治――這類統治的黨內內涵，就是從65年以前的毛－劉雙日統治，走向絕對獨裁和個人迷信――這個統治，又以保留鄧的權力為冗餘，為毛的後期統治讓位給鄧做好準備；雖然，以後發生四五運動，鄧的黨籍，依然保留。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毛遊戲在體制內外遊刃有餘，且以其死和周恩來之死做死後較量之局面。究竟是毛勝，還是周勝，迄今沒有結局――因為，鄧的改革出現的問題，正在以毛化泛濫的情形，出現在中國；如，重慶現象，即為其證。
2，本質來看，毛劉鬥法並不是自由派譴責文革的唯一原因， 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為，從一件事情，即可打住毛劉"是非"說――這就是，王光美派和毛戚的大和解――從這一點看，老蒯本來就是政治鬥法裡面的一個卒子――這個卒子的作用，就是被和諧或者"被鬥爭"與他們的此一時彼一時之需要――用後，即可扔掉。在此意義上，蒯大富的悲劇地位和小丑地位，永遠不會改變。我們看到，蒯的說法有些道理。在他早期絕食和後來被周平反的日子裡，我們作為文革時期的少年人，曾經通過讓紅旗雜誌的林傑，上傳他是於高層，為老蒯後來被平反，作出努力；這樣的擁毛派行為，當然是毛、周樂意見到的舉止。問題在於，時過半個世紀，我們又當如何看待這樣的舉動。這樣的舉動，有些什麼意義？其實，這個意義，就是無意義；因為，就像人們探索共產黨究竟有無真理一樣，人們探索文革有無積極意義――是打倒劉有意義，還是擁護毛有意義；這個意義，現在看來，就是無意義。
3，為什麼？因為就像納粹運動一樣， 人們並非要區分納粹集團內部有無內鬥和分歧，而在於，總結和探索納粹運動對於人類造成的嚴重傷害和死難。這就是說，蒯，作為清華文革的主要分子，是不是應該對清華乃至全國的文革迫害，負責，承罪和懺悔；這個迫害，甚至可以完全除去對於黨內走資派的所謂打擊是非論――這個打擊，或者不打擊，至少對於筆者而言，毫無意義。故此，蒯，應該對於比如砍去人頭這樣嚴重的傷害事件，直接或者間接負責――更主要的是，他們應該對於死難者負起道德責任和良心譴責。如果只是認為打倒劉，是因為劉迫害了他――就像戈林譴責希特勒對他的迫害一樣；忘記了作為衝鋒隊員的蒯，對於整個清華學校的動亂和死難負有責任，那麼，是非就會顛倒，道德就會湮滅。文革的罪過，不是黨之文件所謂對於黨內大員的破害，而是對於中國老百姓的傷害。這是關鍵的所在。人們看到，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文革死難者在千萬種理由下自戕和他害，而蒯，是這個迫害狂群體的首領。至於他為什麼要打擊劉少奇，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就像劉一度整他一樣，毫無意義――唯一的例外是，如果老蒯，既不站在毛的立場上，也不站在劉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國人受難者的立場上，問題才會發現，才會改觀。
4，作為一個文革英雄和文革小丑，蒯的被整和後來的發跡（ 據說變為款爺），既得利於毛――也得利於鄧；這是他人生的一個悖論。所以，譴責鄧和譴責毛，都是蒯並未做出的應有義舉。這裡，我們簡單分析一下鄧毛體制的和諧與鬥法。其實，鄧改革的實質，早在中共《共同綱領》裡面，就語焉不詳地點到為止了；這個東西就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如果共同綱領施行五十年（如劉少奇所說）；那麼，結局為何？就是從社會主義改觀成為權貴主義之今天壟斷局面――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成為紅色資本家――含榮氏家族和其他家族――也就是說，這個共同綱領，實際上，就是改革開放的前奏。這個東西，很多人殊感興趣，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許裝作不知），中國紅色資本家群體，無論如何發展，也不會使得，抑或僅僅使得類似榮氏家族占據資本的主角和統治地位，而是紅色血統和紅色家族及其子弟來瓜分主要的蛋糕和蛋糕的主體。於是，共同綱領必將轉化成為特權利益。這就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黨的邏輯。這個說法和老蒯又有什麼干係？
5，這個干係就是，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反對特權論，其實， 是他的整個反對資本主義之舉的一種偽善；因為，"社會主義就是一個資本家統治的資本主義"（托洛茨基言）――現在，這個血統論統治，五百個家庭統治，也一樣是"一家"統治的資本主義。這個東西，難道是反特權嗎？根本不是。所以，他們在文革早期拿起巴黎公社旗幟搖晃一下，以為可以喚起群眾之平等主義意志；而這個意志，也確實被調動起來了。其實，巴黎公社，就是一種二率悖反；首先，馬克思就既反對又支持之；巴黎公社的"建構主義"就是布朗基主義和涅恰耶夫的荼毒主義和無建制主義；他們代替孟德斯鳩主義建構理論和權力監督治衡理論的一切舉止，只不過，稍稍具備一點點反對俾斯麥之愛國主義精神；而且，這個精神，根本就是由俾斯麥本人予以認可的一種寬容；而作為暴徒和破壞者，巴黎公社成員沒有任何積極性可言――而文革，恰好是重複了巴黎公社殺人滅教的傳統――他們就像巴黎公社的無神論者一樣，在摧毀一切，懷疑一切……於是，一群民粹＋極權的運動員之類，在老蒯們、聶元梓們的旗幟下，亂動起來，形成了一次規模巨大的自戕和他害運動。這個運動，最後回卻到極權主義加權貴主義的原點；而老蒯們，卻還在討論什麼毛如何、如之何；劉如何、如之何？七十歲快到的人，真是沒啥子出息。
6，說一些題外話，來做出一種提示。現在， 文革紅潮運動正在北京上海重慶等地重新爆發，大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之勢頭。筆者在北京幾個公園，發現大唱紅歌的現象糜爛於茲，不可收拾。細節發現是，那些半老不老之輩，在每每紅歌唱畢之掌聲歡呼聲里，讓在場者，（含筆者）莫不為之感動也。這裡面，筆者認為，感動之由，主要是由回憶和紀念帶來的莫名之物――這個物的煽動性力量，就是人們不是在忘卻記憶，而是要重複原來的物什，而規避今天的現實――再說一邊，不是純粹的記憶在抹煞和左右中國人，而是"有選擇記憶"在控制和影響之――與之相比，至少，這些紅歌人群，乃至最多數人群，對於什麼其他顏色和花朵，根本不知道，也沒興趣。這是一種大趨勢。這個趨勢在說，如果人們再度建立一個清華文革氛圍，中國文革氣氛；再度創造一個老蒯式領袖；他們，至少筆者看到，他們就會再次迎接這樣的領袖和英雄――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毛劉之間的間性區隔，幾乎等於0――而他們寄託於毛的，就像他們寄託改革開放一樣，最終，只是夢想。至於其他力量，是不是在取道、取代和換屆這樣的蒯式就勢/舊式/救世之道，至少，現在還不可端見！這就是老蒯高調出現，人們瞠乎其後之因素。
7，最後的結局是國際性的。就像一些價值取消者， 以取消樹木主幹來回復歷史現實現象於根莖說一樣（見德勒茲《千高原》）；他們以為，主要的文化中心和價值主幹乃至其說之結域/結構/基層，是一種可以逃逸和彌散的解域和克分子（相對於分子說）群落――這是他們解構主義後學論的主要說法――這個說法，甚至在德勒茲的原理中，也被他用到中西，東西之經濟貿易結構中去。他的意思是，這個結構和結域，正在繼續施行一種內外互動論，而每每還是以西方主軸帶動"第三世界"之經貿力量。這個說法，正在被嚴重動搖。這就是《千高原》一書出世和德勒茲去世後，國際間熱門談論金磚四國之今天現象。這個現象和老蒯有關係嗎？或許，也有一些。這個干係就是，文革時期，法國德國之解構主義和解域主義，要來投合毛主義無法無天；無法無天，在後學那裡，是他們的主要根據――他們說，戰爭和遊牧部落就是針對國家的，法制的，秩序的一種反比和逃逸；這個逃逸，是以文革一類准戰爭方式，來打擊國家主義中心論。這個說法，可以延展到無窮；我們只是說，文革逃逸，試錯，證偽一類說法的准後學論調，當時，正是被老蒯一類假後學者，老毛一類偽後學者所利用，而大肆塗炭天下。現在，他們要解構西方經濟中心論；以一種似乎是多元化體系來解域價值論和上帝說――這個後學文革，正在今天的中國，悄然變做現實和准現實。這就是，人們懼怕和恐懼文革復辟的真實理由。國際社會一度支持文革――現在，他們又認為金磚一類不是膺品而是寶貝――他們以另外一種視角，來迎合一種沒有文革的文革，一種經濟貿易媾和於極權主義式的張伯倫納粹綏靖主義。這是世界悲劇的開始。
最近，文革造反派領袖和很多其他人物一樣回返清華， 對文革定位說了一些話；主要意思是：……"毛澤東是霸道，劉少奇、鄧小平同樣霸道，共產黨這個體制啊就是個霸道體制，你沒辦法說。所以當時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準備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當時毛澤東晚點回來，結果就會是這樣的。我不覺得應當對他們說對不起，怎麼說呢，如果都作為平等的身份，那麼我們都彼此傷害過。文革初期，他們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沒有道理的，如果沒有後來毛澤東給我平反，我的下場可能會更慘。他們也從未對此表示過任何歉意，所以我沒必要給他們道歉。"（老蒯言）這句話應該如何解讀，也許仁智皆備，難以一統。我們的說法，也該闡明一下。主要有幾種觀點，提供老蒯參考。1，文革是毛劉鬥法，採用無法無天的辦法，打倒劉鄧陶，回返到比較毛劉周時期更壞的一類極權主義統治――這類統治的黨內內涵，就是從65年以前的毛－劉雙日統治，走向絕對獨裁和個人迷信――這個統治，又以保留鄧的權力為冗餘，為毛的後期統治讓位給鄧做好準備；雖然，以後發生四五運動，鄧的黨籍，依然保留。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毛遊戲在體制內外遊刃有餘，且以其死和周恩來之死做死後較量之局面。究竟是毛勝，還是周勝，迄今沒有結局――因為，鄧的改革出現的問題，正在以毛化泛濫的情形，出現在中國；如，重慶現象，即為其證。
2，本質來看，毛劉鬥法並不是自由派譴責文革的唯一原因， 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為，從一件事情，即可打住毛劉"是非"說――這就是，王光美派和毛戚的大和解――從這一點看，老蒯本來就是政治鬥法裡面的一個卒子――這個卒子的作用，就是被和諧或者"被鬥爭"與他們的此一時彼一時之需要――用後，即可扔掉。在此意義上，蒯大富的悲劇地位和小丑地位，永遠不會改變。我們看到，蒯的說法有些道理。在他早期絕食和後來被周平反的日子裡，我們作為文革時期的少年人，曾經通過讓紅旗雜誌的林傑，上傳他是於高層，為老蒯後來被平反，作出努力；這樣的擁毛派行為，當然是毛、周樂意見到的舉止。問題在於，時過半個世紀，我們又當如何看待這樣的舉動。這樣的舉動，有些什麼意義？其實，這個意義，就是無意義；因為，就像人們探索共產黨究竟有無真理一樣，人們探索文革有無積極意義――是打倒劉有意義，還是擁護毛有意義；這個意義，現在看來，就是無意義。
3，為什麼？因為就像納粹運動一樣， 人們並非要區分納粹集團內部有無內鬥和分歧，而在於，總結和探索納粹運動對於人類造成的嚴重傷害和死難。這就是說，蒯，作為清華文革的主要分子，是不是應該對清華乃至全國的文革迫害，負責，承罪和懺悔；這個迫害，甚至可以完全除去對於黨內走資派的所謂打擊是非論――這個打擊，或者不打擊，至少對於筆者而言，毫無意義。故此，蒯，應該對於比如砍去人頭這樣嚴重的傷害事件，直接或者間接負責――更主要的是，他們應該對於死難者負起道德責任和良心譴責。如果只是認為打倒劉，是因為劉迫害了他――就像戈林譴責希特勒對他的迫害一樣；忘記了作為衝鋒隊員的蒯，對於整個清華學校的動亂和死難負有責任，那麼，是非就會顛倒，道德就會湮滅。文革的罪過，不是黨之文件所謂對於黨內大員的破害，而是對於中國老百姓的傷害。這是關鍵的所在。人們看到，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文革死難者在千萬種理由下自戕和他害，而蒯，是這個迫害狂群體的首領。至於他為什麼要打擊劉少奇，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就像劉一度整他一樣，毫無意義――唯一的例外是，如果老蒯，既不站在毛的立場上，也不站在劉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國人受難者的立場上，問題才會發現，才會改觀。
4，作為一個文革英雄和文革小丑，蒯的被整和後來的發跡（ 據說變為款爺），既得利於毛――也得利於鄧；這是他人生的一個悖論。所以，譴責鄧和譴責毛，都是蒯並未做出的應有義舉。這裡，我們簡單分析一下鄧毛體制的和諧與鬥法。其實，鄧改革的實質，早在中共《共同綱領》裡面，就語焉不詳地點到為止了；這個東西就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如果共同綱領施行五十年（如劉少奇所說）；那麼，結局為何？就是從社會主義改觀成為權貴主義之今天壟斷局面――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成為紅色資本家――含榮氏家族和其他家族――也就是說，這個共同綱領，實際上，就是改革開放的前奏。這個東西，很多人殊感興趣，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許裝作不知），中國紅色資本家群體，無論如何發展，也不會使得，抑或僅僅使得類似榮氏家族占據資本的主角和統治地位，而是紅色血統和紅色家族及其子弟來瓜分主要的蛋糕和蛋糕的主體。於是，共同綱領必將轉化成為特權利益。這就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黨的邏輯。這個說法和老蒯又有什麼干係？
5，這個干係就是，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反對特權論，其實， 是他的整個反對資本主義之舉的一種偽善；因為，"社會主義就是一個資本家統治的資本主義"（托洛茨基言）――現在，這個血統論統治，五百個家庭統治，也一樣是"一家"統治的資本主義。這個東西，難道是反特權嗎？根本不是。所以，他們在文革早期拿起巴黎公社旗幟搖晃一下，以為可以喚起群眾之平等主義意志；而這個意志，也確實被調動起來了。其實，巴黎公社，就是一種二率悖反；首先，馬克思就既反對又支持之；巴黎公社的"建構主義"就是布朗基主義和涅恰耶夫的荼毒主義和無建制主義；他們代替孟德斯鳩主義建構理論和權力監督治衡理論的一切舉止，只不過，稍稍具備一點點反對俾斯麥之愛國主義精神；而且，這個精神，根本就是由俾斯麥本人予以認可的一種寬容；而作為暴徒和破壞者，巴黎公社成員沒有任何積極性可言――而文革，恰好是重複了巴黎公社殺人滅教的傳統――他們就像巴黎公社的無神論者一樣，在摧毀一切，懷疑一切……於是，一群民粹＋極權的運動員之類，在老蒯們、聶元梓們的旗幟下，亂動起來，形成了一次規模巨大的自戕和他害運動。這個運動，最後回卻到極權主義加權貴主義的原點；而老蒯們，卻還在討論什麼毛如何、如之何；劉如何、如之何？七十歲快到的人，真是沒啥子出息。
6，說一些題外話，來做出一種提示。現在， 文革紅潮運動正在北京上海重慶等地重新爆發，大有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之勢頭。筆者在北京幾個公園，發現大唱紅歌的現象糜爛於茲，不可收拾。細節發現是，那些半老不老之輩，在每每紅歌唱畢之掌聲歡呼聲里，讓在場者，（含筆者）莫不為之感動也。這裡面，筆者認為，感動之由，主要是由回憶和紀念帶來的莫名之物――這個物的煽動性力量，就是人們不是在忘卻記憶，而是要重複原來的物什，而規避今天的現實――再說一邊，不是純粹的記憶在抹煞和左右中國人，而是"有選擇記憶"在控制和影響之――與之相比，至少，這些紅歌人群，乃至最多數人群，對於什麼其他顏色和花朵，根本不知道，也沒興趣。這是一種大趨勢。這個趨勢在說，如果人們再度建立一個清華文革氛圍，中國文革氣氛；再度創造一個老蒯式領袖；他們，至少筆者看到，他們就會再次迎接這樣的領袖和英雄――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毛劉之間的間性區隔，幾乎等於0――而他們寄託於毛的，就像他們寄託改革開放一樣，最終，只是夢想。至於其他力量，是不是在取道、取代和換屆這樣的蒯式就勢/舊式/救世之道，至少，現在還不可端見！這就是老蒯高調出現，人們瞠乎其後之因素。
7，最後的結局是國際性的。就像一些價值取消者， 以取消樹木主幹來回復歷史現實現象於根莖說一樣（見德勒茲《千高原》）；他們以為，主要的文化中心和價值主幹乃至其說之結域/結構/基層，是一種可以逃逸和彌散的解域和克分子（相對於分子說）群落――這是他們解構主義後學論的主要說法――這個說法，甚至在德勒茲的原理中，也被他用到中西，東西之經濟貿易結構中去。他的意思是，這個結構和結域，正在繼續施行一種內外互動論，而每每還是以西方主軸帶動"第三世界"之經貿力量。這個說法，正在被嚴重動搖。這就是《千高原》一書出世和德勒茲去世後，國際間熱門談論金磚四國之今天現象。這個現象和老蒯有關係嗎？或許，也有一些。這個干係就是，文革時期，法國德國之解構主義和解域主義，要來投合毛主義無法無天；無法無天，在後學那裡，是他們的主要根據――他們說，戰爭和遊牧部落就是針對國家的，法制的，秩序的一種反比和逃逸；這個逃逸，是以文革一類准戰爭方式，來打擊國家主義中心論。這個說法，可以延展到無窮；我們只是說，文革逃逸，試錯，證偽一類說法的准後學論調，當時，正是被老蒯一類假後學者，老毛一類偽後學者所利用，而大肆塗炭天下。現在，他們要解構西方經濟中心論；以一種似乎是多元化體系來解域價值論和上帝說――這個後學文革，正在今天的中國，悄然變做現實和准現實。這就是，人們懼怕和恐懼文革復辟的真實理由。國際社會一度支持文革――現在，他們又認為金磚一類不是膺品而是寶貝――他們以另外一種視角，來迎合一種沒有文革的文革，一種經濟貿易媾和於極權主義式的張伯倫納粹綏靖主義。這是世界悲劇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