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和一群德國學生聊天，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里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
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到各州自治，因此不同的州會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裡，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教科書並不重要，二是開放式。
如果這一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麼老師會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斯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除了了解德國觀點，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電腦放映圖片，反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標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占了上風。
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里，教科書非但不是惟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
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噎寫進某本書里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儘量從第一手資料里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記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紀錄片等等，然後在課堂里辯論——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或者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於結論，學生要通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來下。
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里，教科書的地位，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數據而已。在眾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里，包括演講、漫畫、照片、統計圖表、新聞報導和學者評論、人物日記、法庭記錄等等，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不具任何一錘定音的權威。
至於考試，他們解釋，也不會以教科書為本，而是開放式的題目，都是要你寫文章回答的。譬如，「試分析俾斯麥的外交政策」或者「試分析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測驗的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見解，教科書根本沒有答案，也不可依賴。
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做一錘定音的權威，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又有旁徵博引的學問，如果我們的考試制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聖經》，我們需要那麼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恐怕不在教科書，而在教育的心態、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原載9月17日出版的《財經》雜誌，作者龍應台，本報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