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來，中國內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開放層面，2010年年初發生的兩件事具有指標性意義。一是世界最大網際網路引擎公司谷歌退出中國，另一件事是澳大利亞礦產巨頭力拓公司胡士泰等四人被判刑。如果說此兩件事預示著中國對外開放的限度和轉折的話，近來中國在歐盟招標工程波蘭高速公路問題上的失利則顯示了中國公司向外擴展尤其是在歐盟國家參加市場競爭的劣勢。近來來自歐美各國駐華企業界的消息更進一步證明中國對在華外企的態度發生改變，外企的相對寬鬆的中國市場環境趨於收緊，市場運作缺乏透明的問題也漸凸顯。
從周邊環境看，繼天安艦事件與釣魚島事件之後，近來在南中國海域所發生的同越南等國的衝突意味著中國除了必須在東北亞同日本、韓國周旋之外，南海同越南、菲律賓等國的關係也必須重新檢討。中國同東北亞與南海鄰國爭端加重不僅會使中國經濟發展受到制約，也無疑為美國重返東南亞提供了極好機會。鑑於美國近來關於南海問題的強硬表態，中美在亞洲的戰略對峙局勢已經呈現。
破釜沉舟以死反抗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以來中國國內社會矛盾的迅速激化。五月份以來連續發生的各類事件給中國社會敲響了警鐘。據不完全報導，近來上規模的暴力事件急劇增多。內蒙古因一名蒙族牧民被運煤貨車撞死而引發蒙族人的示威反抗，由拆遷引起的河南鄭州、湖南長沙等地民眾街頭抗議，受到警察鎮壓而引發流血衝突。發生於湖北利川的民眾與軍警衝突以及廣東增城大規模流血衝突更是發人深思。而江西錢明奇製造的連環爆炸案更明確顯示部分財產被剝奪民眾以陷於走投無路，不得不破釜沉舟，以死反抗的絕境。
為清官申冤
上述衝突事件發生的地區不同，誘因不同，涉及的利益群體也不同，但是官方對各事件的處理方式卻並無二致。內矇事件顯然包含著漢蒙民族矛盾。在西藏問題僵持不下，新疆危機難以化解之後，衝突又在內蒙突發，使中國內部民族問題更為突出。同時，此次內蒙衝突也可解讀為價值衝突，蒙民站在維護生存環境一邊，抵抗以經濟發展為名，利慾薰心而至環境於不顧的短視物慾。增城所發生的以四川民工為主體的暴力事件，不僅凸現中國以流動農民工為勞動主體的經濟模式的不可持久性，也尖銳地提出了如何從制度上解決工人的基本人權的問題。利川事件更是可圈可點。由於涉及維護公義的反貪局長是否被腐敗官員整死的疑點，利川民眾的示威帶有一種為清官申冤的特點。傳統上，正是貪得無厭的官宦將王朝的人心一滴一滴地耗盡，而導致大規模農民起義。
無論內蒙、利川、增城發生的大規模暴力衝突還是江西連環爆炸案，其共同特點均是民眾將反抗直指官方，直指現存政治制度。面對社會激化的矛盾，官與民爭利的惡劣現實，在言論批判、輿論監督的路徑日益狹小的情況下，進京上訪尋求援助，訴諸法律的路途也漸被堵死。今日之中國，長期醞釀而無渠道化解的民族矛盾，官民矛盾、利益衝突正通過暴力尋找宣洩的出口。從法制國家乃為現代社會秩序的不二法門的原則出發，中國維權律師噤聲之日，正是百姓暴力攻擊政府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