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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所見略同 比鐵道部壞一百倍的中共部門?

—中宣部比鐵道部壞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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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部很壞。在這個部里,貪官污吏成群結隊,壞人壞事層出不窮。今年年初被中紀委「拿下」的鐵道部前部長劉志軍、前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曙光,正是鐵道部官吏群體的典型代表。此二人一為「中國高鐵之父」,一為「中國高速列車奠基人」,托鐵路大躍進之福,二人的貪賄金額和情婦數目也大放衛星,一路狂飆,達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據傳,劉志軍有中國籍情婦18人,另與張曙光共享俄羅斯籍情婦2人,張曙光有國外存款28億美元。這樣荒淫無恥、貪腐無度的壞人能夠在鐵道部里長期坐陣,且如鳥歸林,如魚得水,呼風喚雨,遮天蔽日,這樣的部,上樑不正下樑歪,小人得志,惡人得勢,豈能不壞?

鐵道部也很牛。與其他「條條」相比,鐵道部很特殊:地位不算高,但權力很集中;管事不算多,但油水特別肥;貪腐特容易,但懲處很困難。這是因為它亦官亦商,政企不分,自上而下,央地一體,行政集權,產業壟斷,對外封閉,自成一統,是個獨立王國。自己執法自己監督,自己立規自己批准,自己招標自己中標,自己批錢自己花錢,連公檢法都由自家人包辦了,故而人稱「鐵老大」。同級機構讓它三分,地方政府敬它七分,一般人物碰它不得,平民百姓惹它不起。真敢管它的,只有那幾個政治局常委。可是,以鐵道部獨家經營的「命脈」資源和過手財神的雄厚財力,就算「黨和國家領導人」不受收買,收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若干個親屬子弟則輕而易舉、不在話下,如此一來,政治局常委也就未必還願意管、管得住它。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並沒有專門的鐵道部,但中共政府一直離不開它。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無論是「機構改革」(比如所謂「大部制改革」)還是「央企改革」,永遠也改不到鐵道部頭上,它毫髮無損,安然無恙,堅如磐石,穩如泰山。這樣的部,中國不多,外國沒有,豈能不牛?

既壞且牛,必失公信,必有積怨,必然招人煩、討人嫌、惹人恨。生為中國人,想要讓我們擁護鐵道部,或者哪怕只是不那麼反感鐵道部都很難,因為在我們一生中註定要無數次地遭遇「鐵老大」,要無可奈何地受「鐵老大」的氣,年復一年地吃「春運」的苦,有時水深火熱,偶爾還需搭上性命,而「鐵老大」早已麻木不仁。按照鄧小平制定的「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贊成不贊成」的「三不」標準,鐵道部早就應該壽終正寢了。

所以毫不奇怪,當鐵道部出了大事,闖了大禍,人民群眾逮到機會可以向它發泄怒火,它必定要比其他的政府部門承接更多的批評指責,忍受更多的橫眉冷眼。同樣是特大交通事故,出在交通運輸部系統與出在鐵道部系統,其社會評判往往會大不一樣,鐵道部必定狠狠挨罵,交通運輸部則未必。這一是因為鐵道部體制是行政集權、行業壟斷,責任主體單一明確,它不大好找替罪羊,沒有辦法諉過於人,二是因為它一向既壞且牛,積怨甚多,早已觸犯了眾怒,得罪了國民,早就想罵它的人太多。恐怕第二個原因是主要原因。

「7•23」甬溫線「和諧號」追撞,鐵道部新欠下四十條人命,猛然間跌入民憤的深淵。事故調查尚未結束,但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起由信號設備故障和人工調度錯誤相疊加而釀成的責任事故,是百分之百的人禍,與天災無關。對此,鐵道部當然責無旁貸、罪無可逭,其成眾矢之的,為千夫所指,是它該當的(當然,應該為救援和善後工作中的過失和錯誤負責的,並不止是鐵道部,還有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其他「有關方面」)。

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先生因言語不當激化輿情,被網民「人肉」,一夜之間聲名狼藉,其臭名昭彰的程度,大概已不亞於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炫富少女郭美美。以前並無惡評的鐵道部部長盛光祖先生,其公共形象也變得一塌糊塗,網民謠傳盛部長在新聞發布會上「從旁門溜走,遭記者群毆」。顯然,「群毆」部長的不是「記者」,而是民意,人民群眾翹首盼望鐵道部遭受嚴厲責罰。深圳某知名餐館甚至公然掛出了「鐵道部官員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以上種種,足見鐵道部之不得人心。

但是,本文要說的是:鐵道部雖壞,遠遠不是最壞;鐵道部雖牛,也遠遠算不上最牛。比鐵道部更壞更牛者有的是,中宣部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壞可以計量,中宣部比鐵道部至少壞一百倍。

7月29日晚上,就在「7•23」亡靈即將進入「頭七」,各大平面媒體與網絡媒體正忙於推出揭示真相、追問責任的深度報導之際,中宣部向全國媒體發布禁令,緊急叫停所有事故報導,除了權威機構——想必包括鐵道部發言人在內——發布的消息和新華社通稿之外,一律不得再發任何獨立新聞和評論。中宣部這麼做,理由不外乎「維穩」。是怕亡靈不穩,還是怕亡者家屬不穩?是怕網民不穩,還是怕網民把鐵道部批到不穩?抑或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已經有些不穩?人們未知其所以然。中宣部髮禁令從來不需要向人民講道理,它就是這麼霸道,「7•23」不過是一起交通事故,與政治、意識形態扯不上太多關係,媒體禁令有何必要?可中宣部就是這麼做了。中宣部「7•29」禁令比鐵道部「7•23」事故壞一百倍。讓我們打一個不一定準確的比方:鐵道部是過失殺人,中宣部卻是蓄意滅口。

鐵道部之壞與中宣部之壞的區別如下:鐵道部之壞,是壞在明面上,壞而尚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或許還有救,中宣部之壞,是壞到骨子裡,壞在根子上,壞而至於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實在無藥可救;鐵道部之壞,尚有民憤作警戒,尚有輿情可牽制,尚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可管束,尚須忍受包括網民在內的人民群眾向它拍板磚、對它造謠言,尚有殘存的良知可為自我約束,尚需理屈詞窮地為自己辯解(有時難免會像王勇平先生那樣急中生愚、慌不擇言),而中宣部之壞,則壞到做壞事無需解釋、不容分辯的地步,壞到專以扭曲公義、侮蔑良知為能事,壞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要與它沆瀣一氣,壞到不僅容不得人們罵它壞,反而還要頌揚它(至少默認它)一貫正確。壞到中宣部這個程度,鐵道部已經望塵莫及。

中宣部之所以敢於比鐵道部更壞,原因之一是因為它比鐵道部更牛。中宣部直屬中共中央,名義部長通常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充任,可見其級別之高。而實際上,中宣部的真正頭目,乃是擔任「中央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那位政治局常委。至於常委背後還有哪些高人強人為中宣部撐腰壯膽,就不好說了。但既有常委幕後擔綱,中宣部焉得不比鐵道部更牛?

中宣部是與鐵道部完全不同的機構,性質不同,功能不同,組織結構也不同。鐵道部更像一間政府性公司,它既要「行政」,又要經營;既要講政策,又要講效益;既要「為人民服務」,更要「為人民幣服務」。所以它既干好事,也幹壞事,有時候會把好事也干成壞事。中宣部可就大為不同了,它是專門折騰媒體、蒙蔽人民、包辦「真理」、替黨遮醜的機構,專心致志以言論自由為敵,一心一意與政治改革為仇,也就是說,它是個專干髒活、專做壞事的機構。

當然,二者也有相同的地方,一是都有一個共同的大老闆——共產黨,二是都有特殊的部門利益,都愛好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都特別腐敗(但二者的腐敗伎倆也有些差別,鐵道部是用經濟的辦法——即「搞建設」、「謀發展」——來搞腐敗;中宣部是用政治的辦法——即通過整人、整媒體、玩權謀——來搞腐敗)。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三點:在本質的意義上,鐵道部、中宣部及其各自統領的兩個「條條」,都是毛澤東極權時代殘存下來的遺留物,是新舊時代雜交的體制怪胎。

鐵道部是計劃經濟色彩保留得最多的一個政府部門,與之相同的那些政府部門——如紡織部、化工部、煤炭部、石油部、第X機械工業部——早已不復存在,與之相似的那些部門——如工信部、交通部、民航總局——也經受了或改頭換面或傷筋動骨的改革,建立起了更多的競爭性市場機制,只有鐵道部幾乎沒變,仍然秉承政府壟斷、長官意志、政企合一、以官營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命令經濟體制。

中宣部則是所有黨政軍群機構中最具極權主義性格的政治機構:它的「血統」淵源是納粹、布爾什維克,戈培爾是它的老祖宗;它掛在「黨中央」名下,卻不僅管黨員,也要管所有媒體、所有網民、甚至全社會;它唯一的使命,就是持續不斷地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權——言論權。像中宣部這樣的機構,在任何一個合法政府里都是非法的,在任何一個正常國家裡都是反常的,在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幸福社會中,它都是不幸生活的源泉。

所以,關於鐵道部與中宣部,本文的結論是:中國要想變成一個正常的文明國家,中國人民要想成為有尊嚴的幸福的人民,鐵道部或可改革,中宣部則必須取締。

責任編輯: 王篤若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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