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子三運動」與浙江大學
「第二條戰線」
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學農學院學生、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在杭州監獄中遇害，由此引發新一輪以「反迫害、爭自由」為主題的學生運動——「於子三運動」。毛澤東曾說「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是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第二條戰線」。任弼時在當年總結，有三次大的學生運動，就是指北大女生「沈崇案」引發的「抗暴運動」、「反飢餓、反內戰」為主題的「五二0運動」以及「於子三運動」。
「於子三運動」發生在浙江大學，前後持續四個半月，參加運動的不僅有青年學生，還有全體教師員工，同時得到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全體教授罷教、全體講師助教罷教，放在整個浙大校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對共產黨並不了解，也不同情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但由於他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在1947年『於子三運動』中，他第一個起來號召浙大全體教授罷教，以抗議國民黨當局殺害學生的暴行。」 10月30日上午，在於子三遇害後第二天的全校教授會上，「在聽取竺可楨校長、校醫和學生代表的情況匯報後，束先生首先發言，他說：『我向來不贊成學生搞政治活動，但是，政府如此摧殘我們苦心培育的學生，如此踐踏人權，我們無法容忍。教授會應該以罷教抗議政府的暴行。』他還憤慨地說：『我就不信，我們不敢罷教！』在場70多位教授都贊成他的意見，於是以浙大教授會名義作出決議：為抗議於子三被殺，全體教授罷教一天，並發表宣言，譴責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權。全體教授罷教，在浙大歷史上從未有過」。像束星北這樣平常並不關心政治，卻仗義支持學生正義行動的教授各個院系都有，物理系的王淦昌，外文系的張君川，農學院的蔡邦華、劉瀟然，工學院的楊耀德、錢令希，法學院的嚴仁賡，師範學院的俞子夷，音樂教授沈思岩，體育教授舒鴻等等，都給浙大學子留下了難忘的印象。10月31日（於子三遇害第 3 天），杭州已臨時戒嚴，教授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罷教一天的決議，成立「於子三善後委員會」，發表題為《國立浙江大學教授會為於子三慘死事宣言》的抗議，要求保障人權，懲辦相關人員。11月1日，講師助教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罷教抗議聲明，浙大勞工福利會、研究生聯誼會也站了出來。浙大師生員工如此團結一致，共同向當權者抗議，這在浙大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整個運動中，竺可楨的言行感人肺腑，成為學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當他得知於子三等四人被捕的消息，馬上開始活動，到處給有關當局打電話，又是民政廳、又是警察局、又是省黨部，又是保全司令家，又是省政府秘書長。他要求保全司令轉告警察局，「四人如有重大嫌疑，應送法院，如無，則由余保釋」。當天他親自趕到保全司令部、警察局各處，再三交涉，堅決要求保釋未果。27日，他要求見被捕學生，當局以「恐泄漏秘密故不允」，他又鄭重「要求早日引渡至法院，可用司法手續辦理」。28日晚上10點半，他還打電話要求保全司令部將學生移交法院。29日上午，他打電話給保全司令部責怪他們「爽約」，沒有及時送學生到法院，他主持召開行政會議討論營救，並勸說學生不要罷課。然而就在這天下午，於子三在獄中被害，他與醫生李天助、學生代表二人趕到現場，拒絕在所謂「於子三以玻璃自殺」的證明上簽字，只在另一白紙上寫下：
浙江大學學生於子三委實已死， 到場看過。 竺可楨 卅六年十月廿九日夜十二時
由於他連日奔波，還要處理日常校務，吃睡都不正常，體力不支，加上心情難受，他竟當場昏暈了過去。11月4日他到南京，想到教育部辭職。
第二天，他在接受《申報》記者採訪時說，於子三「作為一個學生是一個好學生，此事將成千古奇冤。」這是他當天日記的記錄，與《申報》的報導有點小出入：「使於生（子三）致死主要兇器與創口之真相均尚須調查，其死因或將成為千古疑案」。他還說了一句，「總之，學校的立場認為這是一法律事件，其最後結局，將判明政府法治精神的充分與否及保障人權意願的有無。」他的仗義執言，衝破了當時官方的新聞封鎖，一時震驚全國。教育部長朱家驊要他在報紙上「更正」，他斷然拒絕：「報載是事實，無法更正」。
11月6日，他不停地奔走於謝冠生、王雲五，俞大維、陳雪屏、朱家驊、陳布雷等政要之間，為於子三喊冤，爭取其他幾個學生的出獄，毫無結果。這一天《大公報》刊登他的談話，「謂有關於法律問題及於子三自殺頗成疑問之說雲。」陳布雷的意思，「以為於是膽怯而自盡，余亦認為可能，但余發表談話，亦只說尚有疑竇，未說是被殺也。」這是他當天日記所載。11月7日，他返迴風聲鶴唳中的杭州。
更難得的是，在於子三運動的關鍵時刻，他曾公開表示：「一本過去理智態度、求是精神，決不畏難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棄追求真理。」並說：「真理在我們這一邊，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當於子三死訊傳來，浙大的莘莘學子就「踏著於烈士的血上去」，他們遊行示威，發表《告同胞書》、《再告全國同胞同學書》、《天堂血淚》等，衝破官方的新聞封鎖，向全國、全世界控訴「天堂血淚」。他們提出要「用我們能夠使用的方式，在這個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854名學生聯名控告浙江省保全副司令竺鳴濤，連續發表「為繼續罷課再告全國同胞同學書」、敬告師長書、上校長書，他們舉行公祭大會，組織申訴隊走上街頭、深入各校，把學運之火燃向全杭州，燃向浙江和全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昆明、武漢、廈門、福州、蘇州、長沙、西安等地學生紛紛起來聲援，反迫害、爭自由的浪潮席捲全國，波及20多個大中城市、15萬學生，成為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崩潰前最後一次全國規模的學生運動。
「學生魂」
於子三（1925年1月21日—1947年10月29日），山東牟平人，1944年秋考入浙大農藝系。在1947年元旦爆發的「抗暴」運動中，他是一名宣傳隊員，因為他的演講打動人心，開始引起大家注目。「五二0」運動前夕，他被推選為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他的名字因此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他還參加了地下全國學聯和中共地下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新民主青年社」（簡稱「 Y·F」）。1947年10月26日凌晨，他被捕以後，在嚴刑逼供面前經受住了「威武不能屈」的生死考驗。10月29 日下午，他被殺於浙江保全司令部監獄，年僅22歲。
於子三之死引發了一場「於子三運動」，國民黨當局希望儘快安葬於子三的遺體，第四天就通知浙大校方，限在幾天內下葬，遭到竺可楨的拒絕。浙大學生自治會擬定的出殯方案，包括要求舉行公祭，出殯的路線，輓歌、輓詞、口號、傳單，當然都是當局不能接受的。多次交涉無效，浙大學生決定於1948年1月4日出殯，從3日晚上起，浙大外出的道路全部被軍警封鎖。第二天早上，「子三廣場」的公祭大會一開始就受到大批手持棍棒鐵尺的所謂「工人」圍攻，許多學生受傷，出殯計劃流產。直到1948年3月14日，也就是於子三遇害四個半月之後，浙大才為他舉行隆重的葬禮，竺可楨的意見，300多名學生代表乘校車護送前往杭州鳳凰山麓，於子三的靈柩上覆蓋著書有「學生魂」三個大字的巨幅悼幛，出殯路線避開了繁華的鬧市區，沒有遊行，也沒有口號和傳單。
浙大學生自治會發表《為安葬於烈士告全國同胞同學書》說：「今天我們忍辱地埋沒了於子三，但是同胞們同學們，我們埋的不只是已死的於子三，而是一顆烈性的民主炸彈，它會在領導著走向解放的鬥爭中炸毀那反民主的暴君。」在《於子三精神不死》的短評中說：「這難道就是我們的政府口口聲聲所稱道的『民主』『自由』麼？這難道又是我們國家所要的法律尊嚴麼？」
於子三之死震撼了一代青年學生，連不少平時埋頭書本的學生也站了出來。一個學生代表說：「我們應該依於同學的名字而生存，我們在軟弱的時候，我們在灰心的時候，我們在悲觀失望的時候，我們應該想到於子三而振作起來，跌倒的時候，於子三的聲音會叫我們站起來而加倍了我們的勇氣。同學們，光明就要來臨的時候，黑暗總是加倍的濃厚，在殺人者垂死呻吟的時候，它最後的掙扎也是最兇狠。今天對著於子三同學的英靈，懦弱者要懺悔自己的懦弱，悲觀者要唾棄自己的悲觀，一切勇敢者要更加堅定自己赴死的決心。」
於子三墓在鳳凰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勝利，他的墓地成了當時青年學生嚮往的聖地。一個同學發表文章說：「在西湖與錢塘江間的南宋故宮的廢墟上；我們埋下一棵種子，一顆炸彈！從此，鳳凰山就成為一座維蘇威，向著這罪惡的舊中國，日夜噴射火石！」另一個同學站在於子三墓前說：「我們埋下去的是一顆憤怒的炸彈，也是一顆自由的種子，他有一天會爆炸的，他有一天也會開出燦爛的花，結出豐滿的果來。」當年清明節，就有大批上海學生到杭州春遊時，為於子三掃墓——「你倒下去，但是我們都站起來了。今年是民主與反民主決鬥的一年，也正是反動勢力必然走向滅亡，人民勢力必然走向勝利的一年。你光榮的犧牲，加急了中國學生的團結，加速了統治者的滅亡，更將提早實現人民的解放。」這是1948年4月上海學聯敬輓的《於子三同學千古》誄文。
3月23日，浙大學生為歡迎第一批春遊的上海同學，在工學院廣場舉行聯歡晚會。上海交通大學學生演出了精彩的行動劇《張開希競選》，毫不掩飾地嘲諷蔣介石在南京「國民大會」競選總統的一幕。「張開希」（ ChiangKai-shek ）就是蔣介石的英文譯音。相隔數十年，還有人在感嘆：「真是大膽、潑辣，惟妙惟肖、出神入化！」4月4日，在浙大體育場舉行有7000學生參加的滬、杭兩地學生聯歡會，上海各大、中學向浙大自治會獻旗，旗上題詞「我們攜手迎春天」。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批青年學生站到國民黨的對立面，加速了這個政權的崩解。對執政的國民黨而言，這無疑是比戰場上的失敗更深刻的失敗。
當年，參與領導這場學生運動的浙大物理系助教、杭州地下黨負責人之一許良英寫下這樣的小結：「作為受難的祖國政治氣壓表指針的青年學生，就因為他（她）們擔承著祖國未來的命運，而呼吸在廣大人民的呼吸里，義不容辭地在強制的死寂張呼喊出人的聲音，在寒冷和黑暗中擎起正義的火把。這火把，曾在『五四』劃出了中國的文藝復興，在『五卅』劃出了大革命，在『一二九』劃出了抗日戰爭，在『勝利』後兩年的1947年，它又照亮了遍地人民的血和淚，因此，也照亮了舊中國送葬行列前面的路。」
校園民主
「於子三運動」有限勝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浙大有一個普選產生的學生自治會。「五二0」運動後，蔣經國在蘇州、嘉興等地集訓全國學校中的三青團、青年軍骨幹，提出「以口號對口號，以組織對組織，以行動對行動」。在浙大，爭奪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的鬥爭日趨激烈，負責籌備第一屆普選工作的於子三自然成為他們最早下手的目標。
於子三的死反而激起了多數浙大學生的義憤，他們「以普選來紀念於故主席」，在校園裡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選舉，這不僅在浙大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國高校中也屬罕見。
選舉一開始，校園裡除了抗議殺害於子三的大字報，又貼滿了推薦候選人的海報，有系級推薦的、有社團推薦的、有宿舍推薦的、也有幾人聯名推薦的，五花八門，琳琅滿目，文字生動活潑，形式多種多樣，一時盛況空前。
請看當時的幾則海報：
數學系的推薦書——
「理事=谷超豪（15）
證明： ∵ 理事=民主+科學，
民主+科學=谷超豪，
∴ 理事=谷超豪」
農學院農經系三年級的推薦書——
民主風度與熱心服務為標準理事的要件，趙修鑒君具有理事才能，故值得推薦；
慎重投票和選舉賢能是普選期中的大事，每位同學投他一票的重舉，才稱得放心。
有國民黨、三青團推薦的候選人：
法律系二年級學生莊╳╳ 等聯合推薦
王 ╳╳ 、張╳╳ 二位為本屆理事
張、王兩同學要是做到理事，他們一定主張膳務部統籌養豬，過舊曆年時有豬肉打牙祭，非常實惠，請投他一票，想吃豬肉的同學，你說好不好？
不難想見當時競選之激烈。
11月2日，即於子三死後第4天舉行的普選投票中，91個候選人中23人當選，其中谷超豪得票最多，共768票。竺可楨當天的日記寫道：「此次為第一次普選制」，當選者中「左派幾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為必層出不窮也。」新的理事會一成立，就把主要精力用來領導學生運動。
浙大的校園民主不僅歸功於長久的學運傳統，也離不開竺可楨這樣的好校長，費鞏這樣的好教授。1940年，竺可楨就大膽起用無黨無派、敢於仗義執言的政治學教授費鞏出任訓導長。在費鞏支持下創辦的《生活壁報》成為浙大學生的一個民主論壇，帶動了校園民主的發展（1945年費鞏「失蹤」， 1948年浙大自治會將《生活壁報》改名為《費鞏壁報》，一直存在到1949年），校園裡各種壁報、刊物也紅紅火火，先後出現了華社、科學時代社、新潮社（於子三就是該社社員）、拓荒社、干社、湄潭劇社、烏鴉、喜鵲歌詠隊等各種獨立的社團，這一切構成了這次自治會普選的基礎。如果沒有這些多樣化的學生社團，也就不會有真正自治的學生自治會。事實上，這次普選就是許多不同社團經過反覆醞釀的結果，他們聯合的公開推薦的理事候選人基本上也都當選了。
「民主堡壘」
浙大有長期的學運傳統，遠可以上溯到清末浙江大學堂時代，近可以看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正是浙大學生首先衝到南京，要求國民政府抗日，由此引發了全國各地學生的請願潮。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浙大最早響應北平學生，12月11日就聯合全杭州學生冒雪上街遊行示威，並準備赴南京請願。當時的校長郭任遠勾結軍警入校逮捕12個學生自治會代表，因此爆發了「驅郭」為目標的罷課鬥爭，持續一個月，蔣介石親自到浙大平息學潮。為了緩和人心，他接受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學堂畢業的陳布雷等人建議，任命竺可楨為浙大校長，從而翻開浙大新的一頁。
抗戰爆發後，浙大西遷，經歷五省，跋涉五千里，在貴州的遵義、湄潭落腳。1942年1月，浙大發生「倒孔」運動，竺可楨勸阻無效，親自走在遊行隊伍前面保護學生。
1944年12月日寇一路打到貴州的獨山，震動整個大西南後方，一時人心惶惶。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浙大學生認真思考國家的命運。1945年3月，浙大教授費鞏早重慶「失蹤」，浙大學生舉行罷課，發表《促進民主憲政宣言》，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本的關鍵就在於政治的不民主」，要求立即「停止一黨專政，實行政治民主」，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取消黨化教育，釋放政治犯，嚴懲一切貪官污吏。立即得到昆明西南聯大、重慶中央大學等校的熱烈響應，成為全國學運高潮的新起點，浙大因此被譽為「民主堡壘」。
1946年1月2日，浙大學生為促進國內和平、民主、團結舉行遊行。1月30日，浙大在杭州、龍泉部分的學生700多人為聲援昆明「一二一」運動，舉行反內戰、爭民主的示威遊行。6月10日，浙大教授罷教，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制止內戰。11日，浙大等杭州的大中學校學生，為了團結起來反對內戰，組織學聯，發表「國是宣言」。13日，浙大等20多所大中學校學生5000多人，為了反對內戰、反對出賣內河航行權，要求實現政協決議、組織聯合政府，冒雨集會並舉行大遊行。年過花甲的經濟學家馬寅初教授聞訊趕來，發表了嚴厲抨擊豪門資本的動情演說，並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被報紙譽為「一馬當先」。 「六一三」大遊行是抗戰勝利後繼「一二一」運動後全國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
1946年10月，浙大師生全部回到杭州。12月30日，因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國士兵皮爾遜強姦」引發北平學生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與11年前的「一二九」運動一樣，浙大也是率先響應，1947年元旦，聯合杭州7所學校的3000多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
1947年「五月風暴」前夕，當時還鮮為人知的農藝系三年級學生於子三被選為學生自治會代表會主席，推上了風起雲湧的學運舞台。5月16日，於子三第一次主持學生大會，通過了從17日起不達要求、誓不複課的「無限期罷課」決議。第二天，他帶領一千多同學到火車站歡送晉京請願代表。5月20日，匯集南京的滬、杭、蘇等地學生和南京各校6000多學生，舉行了搶救教育危機的聯合大遊行，並向國民參政會請願，發生「五·二0」慘案，學生重傷21人、輕傷97人、被捕20多人。
5月21日，晉京請願代表之一崔兆芳回校聲淚俱下地報告慘案經過。5月24日，浙大和杭州各校3000多人舉行「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示威遊行，得到杭州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學生們紛紛參加宣傳隊，走上街頭，走向農村，校園內更是熱火朝天，各種社團、壁報到處冒出來，氣得浙江省主席沈鴻烈大罵浙大是「共產黨的大本營」。
浙大地下黨
當然，也不能忽略中共地下黨的作用。浙大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成立很晚，自「一二九」以來發生的一系列學生運動，都是廣大學生的自發行動，純粹出於他們的愛國熱情，和對民主、自由的樸素追求，背後並無地下黨在推動、組織。1942年畢業於浙大物理系的許良英一心想入黨、參加革命，但那時浙大還沒有一個地下黨員，他只好到桂林去尋找黨組織。
自李晨1943年考入浙大電機系，浙大地下黨組織才開始建立。到1944年，李晨和1942年入學的史地系學生呂東明在遵義發展了3個黨員，但都是單線聯繫，沒有成立正式支部。浙大的第一個地下黨支部一直到1947年（沈崇案引發的抗暴運動後一個月）才成立，當時也只有3個人。多年來，在一波一波、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中，中共地下黨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
1947年8月（「五二0」運動後），浙大地下黨支部改組，在兩個月中發展了24名新黨員（絕大多數是參加過歷次學運的骨幹）。許良英曾任黨支部書記（後改任中共杭州工委組織委員）。到於子三遇害前夕，浙大支部已有35名黨員（包括外地轉入的）；秘密外圍組織「新民主青年社」也有40多人，於子三就是華家池校區「 Y·F」的負責人。此外，浙大另有一個單線聯繫的地下黨系統。當時，中共地下黨在學校主要是大學發展組織的基本方略是，「釘住一點，放射出去，射了出去，凝結起來，加以擴大，成為大點；大點釘住，又再放射，又再凝結，又再擴大」。還有一個方略就是重點控制學生社團，從學會、劇社、壁報、膳食團到至關重要的學生自治會，黨員一般在幕後，由外圍的積極分子出面活動。
在這次普選產生的23名學生自治會理事中地下黨員就有6個（還不包括許多「Y·F」的成員），自治會中成立了黨組。得票最多的谷超豪當時雖不是黨員，但他早在1940年就在溫州中學入黨，1943年失去組織聯繫（到1948年3月在浙大重新入黨）。
由於普選的勝利，中共地下黨通過自治會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他們依據上級制定的「有理、有利、有節」原則，能收能放，充分考慮現實可行性，儘可能地爭取廣大教師員工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支持，儘可能地利用合法鬥爭（比如法庭），黨員一般不輕易出面，在背後組織，而是讓外圍組織的骨幹帶頭。這些策略為於子三最後安葬在鳳凰山麓、取得運動的有限勝利起到了積極作用。
不過，誠如一位運動的領導者許良英說的，於子三運動在浙大的勝利，「首先應歸功於『五四』、『九一八』和『一二九』以來浙大學生的愛國民主革命鬥爭傳統和浙大特有的崇尚科學和理性的『求是』校風，同時也應歸功於主持正義、全心全意愛護自己的學校和學生的竺可楨校長和其他老師；在這裡，地下黨組織不過起著一種黏合劑的作用。」
附錄：部分「於子三運動」參與者簡表
60多年過去了，曾為於子三遇害而呼號的浙大學子，「於子三運動」的親歷者，特別是那些積極參與者和領導者，又有著怎樣的命運？他們當時或是浙大學生或是浙大畢業留校任教，都是「求是」精神哺育出來的，在他們生命中黃金般的年齡受到民主、科學思想的薰陶，受到竺可楨先生校長的教誨，經歷大時代的洗禮，他們中大部分學有成就，在各自的專業領域有著出色的表現，同時又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在他們身上體現了浙大的「求是」精神，崇尚理性，腳踏實地，敢於探求真理、堅持真理，不盲從，不迷信，不浮誇，不說假話、大話、空話，在第一線埋頭苦幹，他們是真正的「求是」人。在
1957年的民族災難中，他們中有不少人成了「右派」。這個表格很不完整，只是我了解的一小部分：
1999年10月杭州初稿、2010年1月改定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李景先、田萬鍾、吳洵高編《於子三運動》，浙江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於子三運動（一）》，中共杭州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杭州黨史資料》1985年第2期，1985年7月1日。
《於子三運動（二）》，中共杭州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杭州黨史資料》1985年第5期，1985年12月10日。
《於子三運動（三）》，中共杭州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杭州黨史資料》1986年第1期，1986年6月10日。
《於子三運動（四）》，中共杭州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杭州黨史資料》1986年第4期，1986年10月8日。
《杭州黨史資料》1988年第1期，1988年3月15日
浙江青運史研究室編《浙江學生運動史》（1903—1949）徵求意見稿，1997年6月。
許良英《憶束師星北先生》，江蘇邗江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物理學家束星北——紀念束星北逝世10周年》，1993年。
《竺可楨日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竺可楨全集》第1—10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4—2008年版
浙江大學校史編寫組《浙江大學簡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閔燮編著《中共群運與青運剖析》（1937—1949），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版。
田萬鍾先生來信，本文初稿完成於1999年，附錄的表格經田先生補充訂正。而今田先生已遠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