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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帝王將相史。小老百姓的渺小，簡直連一顆沙子都算不上，就是一粒塵埃。沒有人覺得老百姓的親身經歷就是歷史。———楊霞丹，個人史寫作者
如果我們承認個體至高無上的價值，這樣的回憶一定會令人嘆為觀止……———何三畏，媒體人
2011年夏天，重慶巴蜀中學的高中女生葦子，決定去紅衛兵墓看個究竟。歷史課本上「冷冰冰」、「根本沒有細節」的「文革」記述，讓她決定要靠自己的眼睛去一探究竟。
之後，葦子用十來天時間、對七個同學進行了訪問，看看同學是否對這段歷史有興趣、有了解。葦子問，如果你身處當時的場景，「你要躲在家裡嗎？」一個同學回答說：「我可以在家裡上網。」同學對「文革」的無知與淡漠讓她震驚。但即便她自己，也仍然不能理解歷史。
今年1月起，為了讓青少年了解歷史，《看歷史》雜誌發起全國中學生徵文大賽，意在使青少年明白，歷史並非抽象簡單的人名與事件，而是與己相關，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延續。
幾乎同時，更多的歷史親歷者，開始記錄下他們的故事。
65歲的楊霞丹寫出20多萬字回憶錄。帝王將相之外，個人終於張口訴說歷史。
一個社會的集體回憶，深刻影響著它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和未來。而歷史與歷史教育，扮演著歷史傳承的仲介的角色。
葦子發問，為什麼不能忘掉，好讓生活不那麼沉重？
楊霞丹回答，因為那段經歷刻骨銘心。
90後葦子
「既然不講、不考，幹嗎還要在歷史書上印那麼多頁。」
今年9月，葦子剛度過18歲生日，喜歡邊聽音樂邊畫畫。對未來，她的打算是報考動畫專業，要是有可能的話「成為中國的宮崎駿」。她喜歡歷史，愛讀《三國演義》，還常常在網上發帖記錄歷史學習心得———比如連著寫了11篇的《90後MM講西安事變的故事》、《照本宣科說歷史：汪精衛夫婦悲催的一生》等。在這些文章里，都不乏她搶眼又青春的照片。這個名為「90後的天空」的博客吸引了大批粉絲。
如果沒有高二時的一次經歷，葦子不會對「文革」歷史產生興趣。「歷史課本上有十來頁，老師卻講了10分鐘就帶過去，還告訴我們考試不會考，」葦子說，「既然不講、不考，幹嗎還要在歷史書上印那麼多頁。」
歷史老師對「文革」的避言反而使她產生了更大的興趣。「為什麼不講？」她說，「不能因為不考就把它忽略掉。書上已經寫的東西，我們有權利知道。」除此以外，歷史課本本身也不能讓她感到滿意，「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人名和事件。」
在網友建議下，她決定去看看紅衛兵墓。「我就是有種叛逆心理，不讓我知道，我就偏要知道，」葦子這麼解釋道。(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重慶紅衛兵墓位於沙坪垻公園西南角，是中國僅存的一座基本完好的紅衛兵墓群。據紅衛兵墓園研究者、重慶出版社編輯陳曉文統計，這裡埋葬著1967至1968 年重慶武鬥時期至少400名紅衛兵（見《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8月號）。死者大部分為20-30歲的年輕人。墓園占地約 3000平方米，坐西朝東，據說是為了寄託墓主「永遠心向紅太陽」之意。
沙坪垻公園是重慶市民鍛鍊、健身的去處，平日裡總有人在唱歌，一幅歡樂景象。葦子之前從沒聽說過其中還有公墓。但她發現，「只要有心，其實公墓並不難找」。只要在偌大的公園裡找到一條小路，向上走幾步，就可以看到一扇緊鎖的鐵門。鐵門後，眾多高大的墓碑森然聳立。葦子覺得這些墓碑「比我要高出兩三倍」。
在後來的博文里，她形容墓園「門庭寥落，似乎還帶有恐怖電影《寂靜嶺》的壓抑色彩」。
紅衛兵墓平時並不開放，只有在忌日時才允許死者家屬去祭拜。「還有一個想來參觀墓地的老伯伯和我們一樣，也被鐵門阻隔在外面。」葦子記述道，「他就乾脆站在門外和我們閒聊了起來。」
老人是當年的紅衛兵，碰巧是葦子爺爺的朋友。老人隔壁家的侄子即死於武鬥。「死的時候和我們一樣大」。葦子說，看著公墓里的墓群，她心生恐懼：「他們抱著一種去玩的心態，沒想到真的能把人殺死，眼看著生命消失。」
「教科書上的講述都不是這樣百姓的事。記錄的都是江青、四人幫，簡單概括了一下歷史人物，根本沒有細節。我也不清楚這些東西，所以才有興趣去研究。」葦子說。(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從紅衛兵墓回去後，葦子訪問了七名同學。這個調查葦子用了十來天時間來完成。
「『文化大革命』在我們90後心中一般都很淡漠，就像傳說那麼遙遠，」葦子記錄道，「如果不是好幾個人留言讓我去紅衛兵墓看一看，我還從來沒想過要對它做一些了解。」
她設計了七個問題，用來訪問同學是否對這段歷史有興趣、有了解，以及如果生在當年會如何做。結果令她震驚。
「我覺得那是每一個中國教書的老師都很忌諱的，我對此已經淡定了。反正我不去看那些東西，這本書以後都會扔掉的（指了指面前的歷史課本）。」一名女生這樣回答。
「（對那段歷史）不感興趣，關於文化一類的我都不感興趣。」另一個女孩子說。
葦子很吃驚，問道：「要是處在那個時代，你會怎麼做？」
答案不一而足。有人說「隨波逐流，因為一個人很孤立也做不了什麼」；有人說同樣會參加，因為「如果不加入一派，就會被另一派打擊」；有人選擇什麼也不做，但「如果有人欺負我，我就一定要打他」；還有人選擇「什麼都不做，我又不關心這些事情」。
葦子追問「你要躲在家裡嗎？」
對方回答「我可以在家裡上網。」
葦子沒想到同學們對「文革」這樣淡漠，也沒想到訪談結果會是「大部分都會參加」。也有令人鬆一口氣的地方———大部分同學都否認了個人崇拜。受訪的同學中沒有一人去過紅衛兵墓園。
但就連葦子自己，在探訪紅衛兵墓後也只能得出「破壞性大、範圍廣、時間長」這樣的模糊印象。而對紅衛兵，葦子認為「他們雖然可憐，但為自己的信仰而死，至少算那個時代的英雄」。說到自己會不會參加「文革」時，葦子明顯猶豫了：「很難說，人畢竟無法在真空裡生活。」
「老師根本不去講，同學也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其他的歷史都講得一清二楚，唯獨這件事卻讓人覺得遮遮掩掩？」葦子對南都記者說，「既然都過去了，老人家年輕時做了什麼愚蠢的事情，都會給下一輩提出來，這樣才能避免年輕人重蹈覆轍。」
40後楊霞丹
「因為那種飢餓感，飢餓恐懼感刻骨銘心！」
65歲的楊霞丹說，她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寫完了《青春記憶之紅與黑》。這部書稿有20萬字，她在電腦上一字一句敲打出來。
退休前，楊霞丹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四川省委員會的宣傳部長，歷任第一至四屆中國民主促進會四川省委委員，也是四川省音樂家學會會員。在今年7月寫完這本回憶錄之前，她最為人知的作品是大量兒歌，還有一篇名為《1959-1961：一個中學生刻骨銘心的飢餓恐懼》的文章。
2009年，媒體人何三畏在家鄉四川的「武勝家園」網號召網友集體開始歷史寫作。他在《看歷史》雜誌（原名《先鋒國家歷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萬一挑一———為什麼現在就開始回憶》的文章，闡述為何鼓勵身邊的人們寫自己的歷史。
「中國人普遍有一種心理的弔詭：重視整體而不重視個人。中國只有『大歷史』，帝王將相史，沒有個人命運史。它沒有關於個體生命的記錄，甚至連歷代人口增減、戰爭和瘟疫的後果，也語焉不詳。」
「如果我們承認個體至高無上的價值，這樣的回憶一定會令人嘆為觀止……如果我們能以愛的名義，忠實地記錄我們的親人，那不就是上個世紀的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的人們的命運史嗎？」他寫道。
發帖後沒多久，何三畏給楊霞丹發來簡訊：「楊奶奶，您還是寫點什麼吧。」受何三畏邀請，楊霞丹「磕磕絆絆上架了（四川方言）」。《飢餓》一文詳細記述了還是初中生的楊霞丹的親身經歷。寫作時，65歲的「羊奶奶」（楊霞丹筆名）數度痛哭流涕。完成後，由何推薦發表在《看歷史》2010年的第三期雜誌上。
在這篇文章里，她記述了臉上長疤的炊事員：他的飯勺子會「認人」，給熟識的人就「鑽到稀飯底層去撈乾的」，而給楊霞丹這樣不起眼的小女孩，掌管飯勺子的人就在稀飯面上「榨清湯湯」。楊霞丹「敢怨不敢言，心裡賭咒發誓：你那臉上的疤疤還要長大！」
路過的老農民看到「小麥畝產萬斤實驗田」，小聲嘀咕：「（畝產）一萬斤，連麥杆杆一起過秤嗦？」
在她的筆下，最讓人心酸的莫過於其中夾雜的苦難之中的親情。過年時，楊霞丹的母親憑票買了一斤肉。她拿著「巴掌大的一小塊肉」又喜又愁，煮熟了才一小碗，幾個小孩子爭搶得不可開交。「我媽媽就想了個辦法，」楊霞丹記述道，「用大針穿上粗麻線，把切成薄片的麻雀肉串成串，肥瘦搭配，每串四五片，再拌點米粉，蒸熟了一人一串，」「她簡直是個天才的發明家。」
到了1960年暑假，飢餓已經更加嚴重。麻雀早已在「除四害」運動中消滅殆盡。以至於幾個孩子分吃一隻麻雀都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楊霞丹記得，麻雀的胸脯肉只有半顆干胡豆大，至於是一口吞下，還是撕成了細絲慢慢品味根本不記得，「反正是香得連舌頭都差點吞下去了，以後幾十年也沒再吃到那樣的美味」。
2011年1月15日，何三畏發起的《現在就開始回憶》寫作活動獲得「國家記憶2010」致敬典禮及歷史論壇所頒發的「年度公民寫史」獎。有評論說，楊霞丹的《飢餓》一文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反響，是因為它牽動了國人的「餓神經」。
頒獎時，主持人問楊霞丹：「幾十年過去了，你為什麼要寫中學生的飢餓？」
楊霞丹激動得嗓門都顫抖了，她大聲回答說：「因為那種飢餓感，飢餓恐懼感刻骨銘心！」
後來，楊霞丹又陸續發表了《看了四次「敲砂罐」》（註：四川土話，即槍斃）等文章。這篇文章詳細記述了當時楊霞丹作為一個孩子的直觀感受，也記錄了觀看公開死刑的過程。
這篇文章是少見的「文革」期間死刑的公開見證。刑場上人山人海，突然有人喊了一聲：「槍響了！」她當即暈倒。而當她路過刑場時，血腥味和臭味熏得她的婆婆阿姨直往地上吐口水。一個穿黑衣服黑褲子的人像死豬一樣側趴著，後腦勺被打得稀爛。回家的路上，一個老漢可惜自己跑得慢，被別人撿走了捆死人的繩索；另一個則接口：「哪個喊你不跑快點嘛？『敲砂罐』的棕索索拿去牽豬兒，豬兒格外肯吃，要長得肥冬冬的喲！」
在遇到何三畏前，楊霞丹從未想過要把這些記錄下來。因為「回憶實在太痛苦了」。剛動筆時，她多次痛哭到無法執筆。直到習慣於回憶和寫作後，才慢慢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憶錄的文字量一再增加，從每篇幾千字慢慢增加到一萬多字。「畢竟這些東西都是不斷冒出來的，是個不斷修改和增加的過程」。而就算已經完稿，楊霞丹在閱讀時也仍然忍不住多次痛哭。
「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很少提筆寫自己的歷史？」楊霞丹說，「我的看法是，絕大多數人不能寫，能寫文章的人畢竟是少數；另一種是不堪回首，想起來就要痛哭流涕。我的一位朋友被打成強姦犯，沒有臉面對後人。還能怎麼寫？」更何況，「我們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帝王將相史。小老百姓的渺小，簡直連一顆沙子都算不上，就是一粒塵埃。沒有人覺得老百姓的親身經歷就是歷史，所以也不願意寫。」
身邊不乏有朋友出於好心，勸楊霞丹不要再寫：「現在生活好一點，比什麼都強；哭天哭地地寫下來，成一大堆廢紙，有什麼意思？」
但由於《飢餓》一文的鼓勵，楊霞丹堅定了寫作的意志。因為直到今天，飢餓的後遺症仍然「深深烙在心坎上，融進血液里」，曾為「黑五類」子女的經歷，也無法磨滅。即便天天可以雞鴨魚肉，也不捨得倒掉一點點殘湯剩水，「一顆米掉在桌子上，馬上就要撿起來放進嘴巴」。
「這種記憶是刻骨銘心的。」她說。
兩代人
「歷史就在身邊，和我們息息相關，
我們每一代人都是歷史的延續。「
雖然去了紅衛兵公墓，也在同學間做了調查，葦子說她其實仍然理解不了那個時代。
看完楊霞丹《飢餓》一文，她說：「看了老奶奶的文字，突然也感到肚子有點餓。小球藻是什麼東西？」（註：「文革」時期一種人造「食品」，一種球形藻類。由於缺少化肥需用人尿培養。「文革」期間作為代食品在全國推廣。）
對飢餓，葦子沒什麼感覺：「軍訓的時候餓過五天，那時每天只吃一小碗飯。可沒什麼感覺嘛，而且這樣能減肥。」
楊霞丹的自述中，專門辟出了一章講述作為「黑五類」子女的遭遇。葦子說，她也見過人與人之間互相孤立的情況。只是那是在小學時，而且「過不了幾天，大家就又重歸於好」。
「葦子的問題都很可愛，」楊奶奶笑著告訴南都記者，「他們沒經歷過就不能體會到，但沒經歷過也是一種幸福。」
一個例證是，在回憶和寫作時，楊霞丹自創了一個新詞語：飢餓後遺症，大致表現為「不明原因的飢餓感+飢餓恐慌感+飢餓幻覺恐懼症」等等。楊霞丹給這種後遺症定義為「患者即使生理性飢餓感消除，但心靈仍籠罩在飢餓陰影中，由此發生的心理性的飢餓恐慌、恐怖、幻覺，短時期內難以痊癒」。
正像傑克·倫敦在小說《熱愛生命》中寫下的極地淘金者，當他在冰面上爬行時，獲得了水手們的拯救。水手們常常暗暗檢查他的床鋪。那上面擺著一排排的硬麵包，褥子也給硬麵包塞得滿滿的；每一個角落裡都塞滿了硬麵包。然而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他是在防備可能發生的另一次饑荒。
但對楊奶奶的回答，葦子仍然不能理解。她覺得最重要的是，「老奶奶過得好辛苦啊，如果忘掉不就能活得輕鬆點了嗎？」
對此，葦子坦承自己「不懂歷史」。
楊霞丹也承認，自己仍然不能明白自己所親身經歷的歷史，但忘記則是不可能的，因為「青春年代刻骨銘心的經歷，想忘也忘不了。隨著時光流逝反而日益清晰」。她的三兒媳婦今年二十多歲，同樣不能理解她的寫作努力：「寫那些有什麼用，誰還記得那些事？」
為了增強兩代人間的溝通，也為了讓青少年有更廣闊的歷史眼光，除了徵集楊霞丹這樣的民間作者外，從今年1月開始籌備，唐建光主編的《看歷史》雜誌用10個月的時間剛剛完成了一次全國範圍內的中學生寫歷史徵文大賽。為了讓學生們更親近歷史，徵文要求寫身邊親人的故事。
「我是學師範的，畢業之後當老師，」唐建光說，「說實話，離開教育行業，一部分是有感於現在的語文、政治、歷史等與意識形態相關的教育。我們給學生的是一個標準答案，而不是一個思考和探索的空間。我們這些老師所做的事，就是把標準答案交給學生，然後讓他背下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工作，但我們認為，起碼這對學生不是一個最好的引導。」
《看歷史》的徵文活動集合了中國最著名的一些學者做評委，比如趙亞夫、秦暉等。唐建光發現，在他們跑遍全國20多個省的講座中，「這些學生的思維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十六七歲的小孩要更開闊、更深入」。在最驚人的例子裡，一位祖上是北洋軍閥的父親這樣回應她的追問：「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對歷史太敏感不是什麼好事。」女兒回擊說：「你們有責任告訴我。」另一個孩子雷宗興則在調查後，推翻了「大歷史」加給祖上郭葆琳的「漢奸」定論。並證明他原來是中國近代化先驅的歷史。（見《南方周末》11月24日《謝謝孩子：挽救歷史真相的「九零後」》一文）(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在歷史學者錢鋼給一名中學生所寫的《我的祖父》的回信中，他寫道：「祖父說，他一輩子沒有整過人，沒有害過人———在我看來，這是全篇最重要的一句。記住，你記述的，正是一個整人害人的年代。不從這底線墮落下去，談何容易！不要放過這句話———最後，建議你多用個性化的語言，少用，或不用當今報紙上的套話，讓祖父原汁原味的故事變形。形容詞也要少用。讓活生生的歷史材料說話。」
葦子也看到了這篇文章，這激發了她對自己家庭歷史的好奇心。雖然對楊霞丹的故事沒有太多感觸，但看過《挽救歷史的90後》中同齡人的故事，葦子也對身邊親人開始感興趣。
這是《看歷史》中學生徵文中一個普通的例子。唐建光說：「這就是為了讓學生明白，歷史教科書不是教育的全部。」
而這個回答，恰巧是葦子的疑問。
有網友在葦子一篇記錄張學良的博客文章里留言說：「歷史課本寫什麼你就相信什麼呀？別只看人教版幾本教材，多看看其他書吧。」葦子反問：「我們90後每天都在頻繁地接觸教科書，不信教材和專家的話，又該信誰的呢？」
「歷史是豐富的、與自己相關的事實，」唐建光說，「通過對往事的敘事，對真實的歷史的進行反思。這些會讓他們回到真實的歷史現場去思考一些東西，顯然比課本中講述的更有現場感。並且它會轉化為年輕一代所接受的教訓。讓他們（90後）通過對一些長輩的訪問，知道歷史就在身邊，和我們息息相關，我們每一代人都是歷史的延續。現在的孩子們都在多元的文化價值觀念下成長，他們有這個能力去應對衝擊。我看到很多寫作，可能還有一點幼稚，但思考的維度已經超出我們所設想的一個高二學生所能有的思想維度了。」
與此同時，葦子的調查又有了新的發現：自己的外曾祖父汪海銓是朱德在國民黨軍隊時的戰友，後來做了軍閥楊森的副官長。
「他的命運很悲慘。」葦子說。除了繼續從書本和網絡學習歷史，她也正在打算繼續搜集資料，寫下這個身邊的故事。
（註：文中「葦子」原網名為「重慶葦子」）
聲音
雷頤：把你的經歷寫下來
什麼是大的？什麼是小的？
南都：近年來興起一股民間寫史潮流，尤其以草根性質的口述歷史、個人史開始嶄露頭角。這種民間歷史寫作與中國傳統的歷史寫作有何區別？
雷頤：我從1998年起就開始反覆強調「日常生活」的歷史最重要。從前我們的歷史都是注重帝王將相、英雄豪傑；而真正日常生活里老百姓的歷史反倒不重視，記錄也不詳盡。原本鮮活的「歷史」逐漸就變成很空洞的政治史、軍事史。
早些年研究胡適時我就不是很理解，為什麼胡適碰到什麼人都勸人家「你把你的經歷寫下來」？我記得，胡適好像專門為一個賣燒餅的老頭還寫過個傳，他也是無意中認識，接著就訪談並寫成文字。
人年輕的時候往往注重的是那些驚心動魄的歷史敘事。後來隨著閱歷增長，等到90年代，我慢慢理解到個人記述的歷史的重要意義。胡適在《上海小志序》中寫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這兩句話真是中國史學的大仇敵。什麼是大的？什麼是小的？很少人能夠正確回答這兩個問題。朝代的興亡，君主的廢立，經年的戰爭，這些『大事』，但在我們史學家的眼裡漸漸變成『小事』了。《史記》裡偶然記著一句『奴婢與牛馬同欄』或者一句女子『躡利屣』（註：穿著舞鞋），這種事實在史學家眼裡則比楚漢戰爭重要的多了。」
民間寫史，抵抗由權力主宰的歷史遺忘
南都：但是在青少年接受的歷史教育中、在考試中，仍然以大歷史為主體。
雷頤：現在很多年輕人對於上一輩的歷史不大關心，對於「文革」的記憶很多年輕人也都不清楚，問題還是出在歷史教育上。我在《拒絕遺忘》一文中就提到，集體記憶尤其容易受到主流話語掌控：它可以控制讓你記住什麼、有意地屏蔽忘記什麼，或者強化你記憶中的某部分，淡化甚至乾脆讓你遺忘某部分。
南都：這樣會有什麼後果？
雷頤：近年不時讀到一些有關「知青」的回憶或敘事，其中不少總使我心頭不禁微微一震：這是一樁並非只與極少數人有關，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歷史事件。而在這千百萬「當事人」現在還都「正當年」的時候，這幅歷史圖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化」了。民間寫史的意義正在於此，你可以從你自己的維度，抵抗由權力主宰的歷史遺忘。
「日常」歷史有賴於自己動手寫作
南都：目前有哪些方面的歷史文本亟待由民間進行補充？
雷頤：我曾經提出，在中國，農民沒有歷史。歷史學最基本的學術要求是「無徵不立」。所謂「徵」，主要是歷史文獻，沒有文獻，便沒有依據。任何事件、人物、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獻，才能進入「歷史」。換句話說，農民必須自己寫下來，記入文本，歷史才有可能會記載。
而關於農民的歷史往往是由他人書寫的。比如，現在城鄉二元化管理、農民工問題，要上溯至上世紀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但所有的歷史書都是從國家的視角，就幾句話，只說1953年「統購統銷」，為我國「工業化」籌集了大量的資金。這當然沒錯，但實行這一政策後，給農民、城裡人的日常生活帶來哪些影響，卻沒有記錄。實際上，它所帶來的影響一直延續到幾十年後的今天，包括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等。
南都：不僅農民，就連小城鎮、市民，也就是廣義上的老百姓，同樣是沒有歷史的。
雷頤：這種平民的「日常」的歷史有賴於自己動手寫作。我希望每個人，只要有條件都要記日記或者寫回憶。在個人寫作和回憶面前，所有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一個村間老叟與一個帝王之間沒有高低。
雷頤，男，學者，祖籍湖南長沙，1956年出生於湖北武漢，中學畢業後下鄉。曾當兵，復員後轉為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82年畢業，獲歷史學學士學位。
同年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1985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研究員、歷史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史。
南都記者王晶 邵聰 實習生包小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