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2年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本來該1967年畢業，結果1968年才分配。分配還沒有具體工作單位，要先到部隊農場勞動鍛鍊，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在以後多年動盪不定的工作崗位上，又遇到了許多非親身經歷而絕不會相信的奇奇怪怪的事情，現在我自己回想起來，還禁不住唏噓感嘆，哭笑不得。
一
1970年1月，經過一年半的勞動鍛鍊，我終於離開了部隊農場，被分配到菏澤老家工作。因為離校赴農場時有兩箱子圖書、講義放在大眾日報社一個朋友那裡，路過濟南時我下車去取。沒想到那位朋友說「反逆流」時報社被砸，書箱放在走廊的過道上已不知散失何處。我心疼那十七八年寒窗苦讀的唯一財產，大哭一場離濟回菏，比其他畢業生到地「革委」分配辦公室報到的時間晚了一天。
書沒找到已經夠難受的了，晚到這一天又給我帶來了麻煩。原來地「革委」根本沒把這些大中專畢業生的工作分配當回事，臨時從菏澤師範找來幾個「造反派」學生組成分配辦公室，將全地區用人單位列出清單，不管學校和專業，誰來的早了誰就挑個單位去報到。我去的時候，菏澤地直、菏澤縣的要人單位已被分完，我的檔案在頭一天下午被鄄城縣拿走了。
這簡直是給我及家庭一個晴天霹靂！因為我父母多病，無人照顧；而我年齡已二十七八，還沒找著對象，是部隊領導照顧我，才把我分回家鄉。而現在機會丟失，被發配鄄城，能不慌張？我連忙找到幾個同學、舊友商量辦法。高中同學王鋒自報奮勇，說鄄城他熟，決定帶我去把檔案弄回來，在菏澤安排。我們連夜趕到鄄城，第二天上午找到縣分配辦公室。他們說檔案是拿不走的，要走可以，應報了到辦調動手續。我們無計可施，只好照辦。報到處的另一個房間，前邊已有三四個學生在排隊辦手續。挨到我時，那個穿綠軍裝的軍宣隊員對我給他的工資轉移單連看也不看，就在報到表的工資欄里填了個「29.50元」。我說不對，我是大學本科畢業，每月四十二塊五，不信你看看工資轉移單。他拿起單子看了看，豎起兩眼喝斥我：「你這個不對，看看人家都是二十九塊五，哪有你那麼多的！」他拿出前邊幾個人的單子叫我看。我一看有的是山東省交通學校畢業，有的是青島紡織學校畢業，都是中專生，就說：「大學、中專不一樣，他們都是中專生，我確實是四十二塊五！」他更發起火來，把我的工資轉移單扔過來，說：「哪裡給你四十二塊五，你上哪裡去吧，誰稀罕你這臭老九！」我猛地一喜，忙說：「那就叫我回菏澤吧，我已經在那個房間給你們分配辦的同志提出了這個要求。」他又反覆端詳了我一陣，見我貌不驚人，語不壓眾，不過是個極平常的樣子，感覺到有沒有這隻兔子都能過年，鄄城沒有這個人也照樣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拿著我的材料到那個屋子裡商量去了。過了好一會，回來說：「只要你能從菏澤開來接受函，我們這裡就放你走！」我和王鋒都千恩萬謝，說了許多感激的話，高高興興地回菏澤去了。
天大的事情竟歪打正著，經過幾天的努力，終於在菏澤找到了接受單位——杜莊公社中學。於是沒讓一支煙，沒送一瓶酒，順順噹噹地從鄄城拿回了檔案。後來知道，那個軍宣隊的同志姓袁。幾十年來，雖然覺得他改我的工資單非常可笑，但卻從來沒有記恨過他，倒感謝他給我幫了一個大忙。
二
杜莊公社中學離我家七八里路，學校里的領導、職工大多都認識我。他們都知道我出身貧苦，小時候曾刻苦讀書，成績優異，附近三五個村莊裡才考出了我這一個大學生。我哥哥雖然被划過「右派」，但沒有民憤，人緣也好，沒有給我帶來不好的影響。再加上我本人勤快能吃苦，課也教得很好，沒有幾個月就混出名聲來了。1970年底整黨建黨，我以培養對象的身份被抽調到工作隊寫材料。經我整理的幾個典型材料被縣裡和地區批轉，這一下轟動不小。1971年春，為體現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縣裡把我樹成了個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優秀典型，沒有留預備期，直接批准我入黨，成了一名正式的中共黨員。經過了幾年的顛簸折騰，上大學時那種成名成家、為國為民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早已灰飛煙滅，終於認識到了自己也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能在家鄉腳踏實地地做好工作，受到學生和農民兄弟的尊敬愛戴，再找上個合適的妻子，共同孝敬父母，生兒育女，也就平生足矣。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1972年暮春，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決定》傳達下來，麥收期間學生放假，中小學教師全部集中在公社清查「五·一六」。我是清查小組領導成員之一，負責寫材料，清查運動的動員報告就是我根據中央文件精神與公社黨委的研究決定寫出來的。清查小組組長由公社黨委一位副書記擔任；另外兩名副組長，一是我單位的書記、校「革委」主任，一是公社教育組組長。清查組長是轉業軍人出身，性情粗野，沒有文化，因靠打罵群眾能年年帶隊完成挖溝挖河任務，便由一般職工提拔為公社黨委副書記。動員大會那天，一開會就由清查組長作動員報告。頭幾句，他還是照著我寫的發言稿子念的，誰知道他越講越激動，隨即把動員報告放下來，大聲吼叫：「清查『五·一六』，好啊！我看我們中學裡、小學裡就有不少『五·一六』。那些從北京來的，從濟南來的，從曲阜來的，吃的是人民的，喝的是人民的，還反黨反社會主義，誰知道都幹了多少對不起人民的事！他們每月拿四五十塊錢的工資，我這當書記的才三十四塊五！」我一聽，壞了！大家都知道動員報告是我寫的，那裡面可沒寫這些話呀！這不叫我得罪人嗎？從北師大、山大、山師、曲師等地分來的幾個大學生，都是很好的同志，根本不可能是「五·一六」。當時，我坐在會場前排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勇氣，我搶前一步推開組長，對著麥克風大聲說：「同志們黨委研究的動員報告沒有這些話，×××在胡說八道，違反黨的政策，由他自己負責！」組長氣急敗壞，一拳朝我頭上打來，我一閃身落在肩上。他同時喊著：「趙捷就是個『五·一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抓起來！」我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參加「造反」，但我所在的組織卻被王效禹打成了反革命。後來我一直當逍遙派，等著畢業分配，從來沒參加過打、砸、搶，當時也不知道什麼是「五·一六」。這種情況，入黨時學校黨支部調查過，我心裡也有底，一點也不怕他的誣衊。我也喊道：「×××，無法無天！沒有黨委批准，誰敢抓我！」坐在主席台兩邊的兩個副組長怕鬧出更大的事來，把我和他拉開，說：「大家不要亂，不要亂，在大會上吵鬧是不對的！我們立即上報公社黨委，嚴肅處理。這個會議，暫時停一下，等黨委研究了意見再開！」
那麼嚴肅、莊重的清查「五·一六」動員大會，就這樣流產了。公社黨委批評了我，說我不該公開頂撞，擾亂會場，撤消了我的領導小組成員職務。同時，也撤消了那個人的清查小組組長，派他下鄉檢查麥收去了。經過半個多月的學習和清查，沒有抓住一個「五·一六」分子。
三
1972年夏初，經過半年多的「批林整風」運動和對陳毅等中央領導人的平反昭雪，社會上的極左思潮有所收斂。根據黨中央的部署，各系統各單位都成立了落實政策的專案組，複查處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各種案件，該定案的定案，該平反的平反。我也在這時被抽調到縣教育組落實政策的專案組，複查處理教育系統的各種案件。經過幾個月的調查核實，我發現在全縣教師隊伍中，以文罹禍、以言獲罪的案例比比皆是，有的冤假差錯之情狀，不亞於清代的文字獄。經反覆認真地調查覆審，對有根有據的冤假錯案，我們一一給予平反改正，幾個月的時間就解放了五六十個慘遭迫害的教職員工。其中有個「蔣某人案」比較典型，直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
蔣某人是辛集公社中心小學教師，地主出身，建國之前就教小學，解放後繼續留任，業餘喜歡寫字畫畫。文化大革命開始橫掃「牛鬼蛇神」，「破四舊，立四新」，他出身不好，首當其衝在橫掃抄家之列。「革命小將」和貧下中農「造反派」翻走了他家一堆破紙爛布，罈罈罐罐，倒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其中一張揉成幾折的破畫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畫上畫的是一棵牡丹幾個枝，有的枝上開的是紫紅色的花，有的枝上開的是粉紅色的花。牡丹的旁邊還寫有一首無題詩，詩句是：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題詩落款是蔣某人自己，時間是1962年春。
那深淺不一兩種顏色的牡丹是嫁接而成，俗名「兩喬」，對此，生活在菏澤牡丹之鄉的人們都能知道。這一幫抄家者斷斷續續地念著那幾句詩卻覺得不對勁了，於是繃緊了階級鬥爭那根弦，拿到「造反指揮部」連夜分析。好傢夥竟分析出一首「反革命變天」詩！你看看，這「戟」，不就是「槍刀劍戟」等十八般武藝之中的「戟」麼？這武器埋在沙子底下，還不斷偷偷拿出來「磨刀霍霍」，這不是想叫蔣家王朝復辟變天，讓我們千萬顆人頭落地嗎！這小子還自比三國戲上的周郎，咒罵社會主義的東風不給他方便；如果給了他這方便，通向共產主義的大橋都叫他鎖住了，那我們不是資本主義復辟了嗎？一筆寫不出兩個「蔣」字來，怪不得這小子配合蔣介石竄犯大陸，在1962年寫出這反革命的詩句！好，就定這蔣某人為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絕對找不出一點冤枉來！於是，蔣某人就倒了大霉，不管怎麼解釋也沒人聽他的。他被戴上了二尺多高的鐵絲帽子，反捆兩手遊街示眾，在全公社二十一個大隊輪番批鬥。在一次批斗大會上被「造反」群眾打斷了左腿，他疼痛不過，當晚以頭撞牆，自殺而死。
看了這份案卷，我難過得幾夜都沒睡好。在20世紀60年代竟發生這樣荒唐無知的怪事，真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我決心儘快平反這個案子，以慰被害人蔣某的在天之靈。我找到了《唐詩三百首》和清代馮集梧的《樊川詩集注》兩本書，給專案組的全體同志傳看，解釋說這不過是唐代詩人杜牧憑弔赤壁之戰舊戰場時寫的一首懷古詩，因為寫得好，歷代被傳頌不衰，我上小學時就會背這首詩。可惜後來沒有選入課本，許多學生都讀不到了。經過討論，專案組決定平反此案，由我寫了書面材料報縣「革委」專案組審批。縣「革委」又專門召開了常委擴大會，叫我當眾講解了此詩的原意，確認沒有借古諷今、鼓吹反革命復辟，批准了將此案平反。
當我帶著平反文件，代表縣教育專案組到蔣某人家宣讀平反昭雪的決定時，蔣某人家的兒女們撲通跪倒在地，給我磕了個響頭，連聲喊道：「趙老師，你真是個包青天！」二十七八年過去了，現在想起那情景來，我心裡還隱隱作疼。
選自《末代大學生的最後日子》，觀滄海／編，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