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調控背後的維穩考量
——從烏坎困境說開去
長期以來，為了應付巨大的就業壓力，中國執政者把維持經濟增長看作了穩定的第一要務，在當下之中國，城市化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房地產業因為其豐富的關聯帶動作用，遂成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的主要政策選擇。尤其是在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外貿出口增速驟減之後，通過房地產保增長更成為應急性政策選擇，在短暫的低潮之後，房地產迎來了第二春，價格一路攀升到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
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代價從來都伴隨著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這是因為，中國執政者為了維持專政體制，從未放棄對於經濟資源的優勢控制，為了將所控制經濟資源的比例維持在較高水平，執政者將金融體制塑造成一台巨大的利益輸送裝置，而非遵循價格機制合理配置資源的體系，由於國有經濟部門的低效率，這種利益輸送必然要以一定的通貨膨脹為代價，而2008年後的救市，更帶來遠高於此前的通貨膨脹率。1989年的教訓表明，通貨膨脹因為直接影響到整個中下階層的生活品質乃是生存狀態，比起蕭條帶來的失業而言，對於穩定的威脅更具爆炸性。因此，隨著CPI指數的持續攀升，最高當局必須對經濟刺激政策踩剎車，而這當然會直接影響到房地產的榮景。
具體到房地產領域而言，更有其特定的維穩課題。最近幾年來，涉及拆遷的暴力、自焚、上訪等抗爭事件日益頻發，其狀之慘烈，如唐福珍，其反應之決絕，如錢明奇，其規模之擴大，如今日之烏坎，如果能夠有充分的數據加以研究，在房價上漲與抗爭事件總量增長之間，應該能夠找到相關性的證明，因為，房價推動地價上漲，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擁有更強的利益驅動擴大土地儲備，一方面又使得民眾在面臨拆遷時更有意願用行動來捍衛自己的權益。在這個意義上，房價上漲早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已經是一個涉及到穩定的社會問題，和涉及到公義的政治問題。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了房地產發展的紅利，也共同承擔了各種抗爭事件的代價，但是，作為整體秩序的最後買單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處理抗爭事件上也有著根本的利益區別：地方政府無須考慮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也不必考慮法制體系的整體信用，而更傾向於機會主義地利用各種手段為自己攫取利益;在面臨較大規模的抗爭事件超出地方政府維穩實力時，地方政府也可以將責任上交，作為整體秩序的最後保證人，中央政府必須出手接管。因此，執政最高層既樂見於房地產對於經濟增長的助推作用，但也必然比地方政府更憂慮於日益增加的抗爭事件數量和日益擴大的規模。筆者始終認為，此次中央政府以強硬手段遏止房價過快上漲，主要原因之一即在於遏止地方政府的賣地衝動，進而減少各類抗爭事件的累積，尤其是正在進行的廣東烏坎這樣的大型抗爭事件,因為，大型抗爭事件如果不能遏止，而是走向蔓延乃至成片爆發，其顛覆性後果是難以預料的。因此，從維穩的角度，房地產不能不加以調控。
得益於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也得益於有利的宏觀經濟政策，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讓中獲得了巨大的收入，甚至被稱之為「土地財政」，而隨著中央政府不再出台經濟刺激政策，甚至運用強硬的調控手段，房地產前景走向暗淡，這也就意味著賣地收入的銳減，而分稅制之後，事權下移地方、財權上收中央，加上中央企業的坐大，地方政府始終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近年來和諧社會政策的推出，不僅意味著強力維穩，同時也意味著對中低收入階層一定程度上的利益收買，這兩者都會加重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一旦沒有了土地財政所提供的資源保證，和諧社會政策或者其隱含的維穩體制同樣會在地方層級遭遇挑戰。
具有諷刺性意味是，調控房地產與否，或者經濟政策是收還是放，其實都是對維穩體制的挑戰。如果繼續如四萬億那樣刺激經濟，表面上維持了增長以應對失業；但難免通貨膨脹，以及土地價值巨大誘惑下的利益侵占，從而會帶來一大堆的抗爭事件，耗費大量的維穩資源。但如果開始收縮，地方政府將率先面對財政問題，由於缺乏資源支撐，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方政府都會減少作為，在統治末端降低維穩體制的控制能力，這當然會釋放出更多的抗爭事件，其壓力勢必還將傳導到北京等維穩中心區域，其政治後果同樣不容小看。在這個維穩年代，無論收放，起決定作用的可能都不再是一大堆經濟數據，而是執政者感受到的維穩壓力。
目前看來，最高當局顯然已很怯於再一輪的經濟刺激，無他，再一次的助推房地產，無疑是進一步刺激地方政府搶地賣地，從而製造出更多的烏坎，這樣的前景是不可接受的。那麼，剩下的選擇就是如何在利益格局中適當照顧地方政府，但在集團利益固化的今天，中央層面的利益割讓是很難想像的，在這種背景下，向高收入階層開刀的房屋稅就成為了明星之選，可是，長期以來針對生產流通而非財產徵稅的稅收體制，有能力在短期內完成財產稅的徵收嗎？更何況，財產稅的徵收將進一步刺激「無代表不納稅」的政治訴求，這也同樣是執政者所不願意面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