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移民」是個很老的話題，之所以老話重提，是因為最近一些特殊的接觸使我有機會近距離了解所謂的「精英移民」，發現其中某些現象，尤其是背後隱藏的現實很值得思考。

過年期間次朋友聚會上遇到幾位已移民他鄉回國探親的商界「精英」，通過交談我發現一個有趣現象：聽他們在出國前都不是因為生意做不，在幾下去才走的，相當一部分人是在事業頂峰時期選擇退出商界，拿著多年積攢的財富攜家帶口移民出國。追問原因，大多答以「子女教育」、「換種生活方式」之類。這和我在網上看到的評論差不多。但深究起來，事情並非那樣簡單。

較早產生移民念頭的商界精英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狀況：企業經過多年打拼已經達到相當規模(但多數固定資產在一個億以下)，再往前發展遇到了瓶頸，主要包括技術創新困難和管理創新困境。繼續維持雖力所能及，但邊際產出已大不如前，尤其當遇上資金瓶頸時，維持的成本實在是今非昔比，維持的價值也是每況愈下。繼續往前發展，不僅自身克服困難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客觀環境也缺乏激勵。於是便動了一走了之的念頭。

這些企業遇到的困境，其實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階段。經濟發展初期，用經濟學家們的專業術語來描述，是「邊際產出高」，創業者能較快收穫「市場經濟的初期紅利」。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尤其資訊技術的膨脹式發展，信息傳遞速度大幅提高，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粗放式賺錢方式便漸行漸遠，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市場紅利開始遞減，企業所有者的邊際財富增速減慢甚至趨近於零，這些都是無可規避的。應該說，這不僅是正常現象，甚至應該叫做好現象。但是，一個好的市場範式不僅要為市場活動提供產生正常現象的沃土，更應該為市場參與者提供把好的現象轉化成好的結果的轉型機制，以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但這種轉型，絕非市場個體所能決定，而要靠宏觀經濟政策來培養應有的市場激勵和市場環境。比如公平競爭、產業升級、結構調整等。但中國的市場經濟在高速發展近三十年之後，不但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把問題暴露得更充分了，這就使得非國有市場參與者在面對企業發展瓶頸時變得手足無措。

那麼，問題是不是就沒法解決了呢?當然不是，實際上，現代金融市場的發展為這種實體經濟瓶頸提供了另外一種轉型激勵機制，就是產權轉移機制。那些既無內在創新升級能力，也無外部轉化渠道的企業可以主動轉移資源配置權，並將手中的財富轉化成更適應未來經濟發展潮流的企業的股權，通過股權收益方式實現財富的繼續增長。這樣一來，昔日的商界精英便能以全新的身份參與到更高層次的商業(金融)活動中。這也是許多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轉型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當然，這有一個前提，就是資本市場的制度完善度。

但是，在中國資本市場，無論產權轉移制度、公司搶購制度，還是監管制度、公司退出制度，都存在相當程度的缺失。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中，不存在主動轉移資源支配權的可能。無奈之下，商界精英們選擇移民。此時恰逢美國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都陷入衰退當中，原本條件苛刻的移民對象國逐步放鬆了移民要求，這就給那些原本就想「一走了之」的商界精英們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契機，移民就此進入高潮。「子女教育」、「生活求新」之類，不過是為了讓移民變得更體面合理的說辭而已。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個人因素也確實發揮著作用。比如某些商界精英現代產權制度意識淡薄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曾見過這樣一位企業所有者，當其面臨一個成為某地方商業銀行大股東的機會時，卻糾結於自己一個人說了算的日子將一去不復返的惆悵之中，最終與機會失之交臂(此公最後也走上了移民的道路)。但總的來說，商界精英移民背後反映出的宏觀經濟問題更占主流。

很多人談起精英移民，總會為國民財富的流失而扼腕，往往卻忽視移民現象背後更深刻的經濟發展法律環境的原因。不管怎麼說，通過精英移民這面鏡子反射出的一些現象，很值得我們深思。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至今，我們老說瓶頸、減速、著陸，可這瓶頸到底在哪裡，速度減到什麼程度才算合適，究竟如何軟著陸，似乎總有些霧裡看花。實際上，個體市場參與者所遇到的困難，就是宏觀問題的最直接表現，如果法律、政策能很好地幫助個體參與者解決他們的切身困難，宏觀問題往往也就迎刃而解了。

作為一個特殊階段的必然現象，精英移民似已呈現淡化跡象。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絕不意味著新一輪大潮不會再來。阻遏、抑制，不能解決問題，抱怨、指責更會適得其反。凡你感到不舒服的現象，背後一定有不讓你舒服的原因，找到原因，解決問題，才是正理。我相信，當我們的實體經濟市場和資本市場都發展到真正成熟的時候，精英移民恐怕就真的成為歷史名詞了。

（作者：田立 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