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宋彬彬罔史欺世證綱＊阿波羅新聞網

而在八一八和「十六條」中，毛方文字除去「炮打司令部」以外，並無直接煽動「反對工作組」的口號；相反，更多口號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廣泛意義上的殺戮和迫害）：「破四舊」（廣泛意義上的清除文化和傳統）；支持紅衛兵小將；繼續呈現和反對走資派不同的政治趨向。等等。

這個意圖的叵測之函是什麼，就是毛的企圖：準備讓聯動最終走向反面；而毛的意圖很快得逞；聯動反對江青，衝擊公安部，支持劉鄧等行徑，終於讓毛髮威逮捕之（再釋放之）——這樣，毛需用大學紅衛兵的戰略，在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以後快速實施，效果明顯。這同樣是外間人士和研究者中很點明的情勢。從毛的民粹極權理論上說，是一大試驗；從世紀鬥爭策略上講，毛腦筋轉動的漩渦引發的態勢，半個世紀尚顯模糊。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8月5號，卞仲耘老師被打致死。

據此推論，卞老師當然是在多種勢力爭相表現暴力的政治含混期，被害於亂的。這個亂中不亂的跡象和脈絡仍舊可以爬梳治理，而非不可澄清。

換言之，卞案說明，宋等紅衛兵在這場紅八月裡面的表演，不是戒除桎梏（工作組）以後的暴力降級，正好相反，是響應多種勢力，施行屠殺比賽的殘暴結果。

八·五事件實際上拉開了紅衛兵暴力屠戮的序幕。

而打死卞老師的慘劇，僅是其中之第一幕。這場兇案，是前工作組餘孽和新、老勢力多種暴力交集之果，也是特權紅衛兵在八一八登台、叩關以前的投名狀。

這場唯恐落後的血腥比賽，使得一些人的雙手沾滿了鮮血。而這個血腥屠戮的奠基儀式，就是血統論叫囂——文革初期，唯有這些血統高貴者，可以有恃無恐地加入暴行——這是一般外界很難理解的、中國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權史實。

重複而言，毛並不行止與此，而是通過這個暴力的階段達到更為廣泛的文革暴力，武鬥，鎮壓乃至最終達到其戰略目的——含毛之暴力平民化，造反派化甚至軍隊化——這是對文革史料的全面解釋。

所以，單一解釋毛的紅八月暴力，而並不詮釋這個暴力交叉運動和權力交叉運動，都是片面取史，不足為訓。

五，宋是工作組撤退以後該校不變前任的繼續領導者

她們的任命，既發端於第一張大字報，也取決於她們的出身論。她們有資格成為工作組協助者，而後，又成為後工作組時期的籌委會人員，都起源於她們直接受到鄧，胡（啟立）的領導；且有資格在鄧家裡開會，討論文革形勢，採納上峰指示，導向該校運動。這個自我定位極其明確。她們的各種言論夫子自道，自白於世，不在話下。（同注釋2）

六，宋、劉等人對卞案負有責任

她們在事發後出現在承載卞老師屍體的北京郵電醫院，即是明證。那是8月5號夜晚。
七人簽字字條的出現即是一證。

這個字條是趕到醫院的王晶尭先生先生要求她們自署的。
關於這一點作者朗鈞有如下考證——

這裡「存在兩個版本：
「王晶垚版本。王晶垚說，這個七人字條是他在8月5日那天要求站在他面前的七人簽寫的，因為王晶垚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這些人是誰，包括他（她）們的姓名。……」「李松文版本。李松文說，這個七人字條是他在8月5日那天應醫院的要求籤署的。因為不簽署這個字條，醫院拒絕搶救。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醫院將此字條交給了王晶垚。」

「兩種說法。王晶垚的說法可信度較大。
「王晶垚為人耿直，文革中雖遇紅色恐怖，他不為所迫，在得知卞仲耘被毆打致死後，立即購買照相機，將卞仲耘遍體鱗傷的遺體照相存證。當紅衛兵要求對卞仲耘進行屍體解剖的時候，也被王晶垚嚴辭拒絕。具有這種性格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要七人簽字存證的要求。

「松文說此字條是醫院要求學校方面做的。李松文的話可信度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醫院的宗旨是救死扶傷。如果紅衛兵也想搶救卞仲耘，雙方一拍即合，簽字何用？
其二，從死亡證明沒有如實寫明卞仲耘是被毆打致死，而只寫『死因不明』，可以判斷，受到威脅的是醫院方面。而不是相反。

「李松文無法解釋這張簽字條為什麼會在王晶垚先生手中。既然是醫院要求籤名，就說明，醫院的就醫程序需要這個簽名條。醫院得到此條後應將其存檔，而不是將其轉交死者家屬。醫院將此條轉交王晶垚的說法不能成立。

「七人字條在王晶垚手中，這個字條具有證據的屬性。李松文空口無憑，不足為訓。」（注釋4）

七，劉進第二天（卞死後）代表官方發表校園廣播傳達上峰表態

當時的北京市長吳德對卞仲耘的死亡事件表態，他說：……（她）死了，就死了。云云。

劉進則說，（死了也好，）要煞煞（卞）她們的威風……。

八，八·五是八·一八的預演

毛、周、吳德知悉該女中打死人事件後，毛辦（？）周辦抑或什麼辦公室非但沒有追究殺戮者的罪責，反而在十三天後之八·一八，讓該校紅衛兵在宋、劉率領下登上天安門，遂出現毛之「要武」的暴力叫囂這是毛明明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事件後，對於宋等人行為的無恥肯定，且進一步鼓勵，唆使和策劃八·一八以後的暴行。

王晶尭先生在那次反擊「光榮校友」的聲明中寫道，「1966年8月5日，原師大女附中（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裡，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兇手慘無人道，用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用軍靴踐踏，折磨達數小時，其過程令人髮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後，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首要負責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帶隊的50名紅衛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這個袖章實質上沾滿了卞仲耘同志的鮮血。毛澤東對宋彬彬說：「要武嘛。」1966年8 月18日之後，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宋彬彬是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校方在知情者明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仍堅持將『知名校友』的榮譽授予宋彬彬。對此，我不得不提出強烈抗議。」（注釋5）

重複而言，沒有史料可以證實，當周恩來辦公室和北京市委得悉此案以後，會不向毛如實稟報。

隨後，毛看到這個事件，猶如聞血而動，見腥起意，他的本能和心智開始發生衝動——故此，他稍後時間便叫囂「要武」，把宋變成一個暴力符號；目標指向，不單是對卞仲耘，也是對此後一個月，北京無辜被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

注意：1966年8月8日中央出台《十六條》，雖在說「要文鬥，不要武鬥」；8月5號，卞老師就被武鬥致死；孰因孰果？孰是孰非？

同樣，在對待北大（1966年）「六·一八事件」時期，毛，劉處理不同，立場不同，立意不同。但是，劉之文革在其「新的反右」之政策指導下，全國照樣出現官方鎮壓和迫害事件——這和毛民粹直接發動紅衛兵運動勢成互補。

當然，如果硬性判定這兩種暴力的輕重緩激，可以說，毛髮動文革和劉多少抵制之之間，尚有一個毛「強極權」和劉「弱」之之區隔。不然，人們就會站在文革「就是好」的唯毛立場上去。

倒退幾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劉據大饑荒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警告毛，「人相食，要上書的」……把自己和毛做出切割。

的確，在此課題上，毛、劉之間的觀點異別。

坊間說，毛、劉一致形成發動文革之「集體智慧」，這樣一種敘述，肯定有所誤差。

九，紅衛兵成立日期辨正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長篇回憶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記載了這個事實：

7月下旬，「混亂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一些學校中出現了紅衛兵組織，批判校領導、揪鬥『黑幫』和『牛鬼蛇神』的行動不斷升級，發生了體罰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馬頻頻到各校煽風點火，鼓吹造反。……在強烈刺眼的燈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的尖聲叫喊……顯得那樣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見該書第二章《禍起蕭牆》）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消工作組。

「作為學校的紅衛兵代表，我也參加了那次大會。……毛澤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大會堂的主席台上。……會場立時沸騰，紅衛兵小將們因震驚興奮而激動歡呼，一個個熱淚灑面。」（同上）

「8月初，一些中學紅衛兵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立即掀起了一場關於『血統論』的大辯論。我所在的紅衛兵組織支持對聯的立場……。」（見該書第三章《炮打司令部》）（注釋6）

（此外，紅衛兵，子弟兵，血脈和骨肉——這個本來就為共產黨留了一手而從未在其任何文件、決議中對其否定的文革暗器，成為研究文革者的最大難點。）

一向以來，存身於文革中的紅外圍中人，更是仆見主形，緊緊跟隨。

於是，經過幾年醞釀和謀劃，截至去年冬天，宋，終於歷經四十年蟄伏開始發威；而紅外圍就像文革中緊跟聯動和老紅衛兵的保皇黨人，開始杜撰與其出身和利益（立場）完全悖理的宋氏文字或者宋風格文字（如，前此紅衛兵「五人談」中的馮靜蘭，就是這類紅外圍之一員；而葉維麗，則是夾雜在外圍和中心的主腦人物。）於是，紅衛兵以顛覆歷史，歪曲真相和反撲反文革的極大勢力，捲土重來，登台亮相。

十，毛記紅衛兵和劉記紅衛兵之異同

一如前述，宋氏紅衛兵身份的特殊性是，她兼顧毛，劉雙紅衛兵性質。

何以在工作組撤離以後她可以繼續登台表演，唯一原因是其父站隊於毛。

而師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組派之梁二同（音）等人就無此幸運。

雖然，所謂革軍子弟（軍隊幹部子弟）之所以比較普遍反對工作組，這和林彪體系支持毛，打擊劉鄧密切相關。這是一個有待再探考的課題。

深而言之，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衛兵之所以受到毛、江的支持，是可歸納在毛之清晰的戰略布局之中；而後來，這個體系加入了宋、這樣的原工作組人馬——再後來，在聯動垮台以後，全國所謂造反派登堂入室，泛濫如斯，完成了毛曲徑達鵠之鋪墊。

於是，宋氏肩負幾種使命的角色，開始形成，開始發效，並最後在八·一八一天，她給毛戴上沾滿卞仲耘血跡之紅袖章的時候，終告完成。繼而，宋成為文革歷史上最大的暴力符號。

這是中國文革歷史中任何一派紅衛兵領袖，任何一派造反領袖無法做到，也不能實現的符號光榮符號夢想，而宋彬彬，可以做到。

有人說，何以北大附中紅衛兵彭小蒙等人不如宋的風頭更健？

（她一度站在天安們上，站在毛前發表演說和叫囂……）又說，這個宋彬彬現象，實際上陰錯陽差該為彭小蒙現象所代替。合理的解釋是，宋，彭之選、之爭，反映的，恰好是中共的等級制度和遴選制度，且可以中找到答案。這個答案就在於，宋氏父親宋任窮的文革提升和等級鑒列；彭氏父親，不夠這個級別——所以，認為宋風頭壓過彭，使得宋為毛寵是一個偶然，這是怪寫歷史，不足為據。

十一，宋氏組織八·五批鬥會的證據

（一），作為領導者，宋等一直要追查，要截獲卞仲耘、王晶尭於1966年8月時期寫給上層的冤情報告。宋、劉們要卞在八月四號就交出這份材料。

於是，（二），八月五號清晨，卞、王握手永訣，準備赴死（見胡杰電影《我雖死去》）——既然卞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提出八·五兇殺是一場偶然的、無組織、無計劃的、由烏合之眾亂打亂批之類的「失序」論，根本就是毀滅真相。

（三），所謂「煞煞她們的威風」——這個當時宋在批鬥會現場的用語，在陶洛誦，胡志濤，（含劉進廣播講話）等五、六位現場目擊者和該校成員的記憶中，不約而同做出判定。無可辯駁，不能否認。

（四），宋，劉，葉（維麗），馮（靜蘭）等人炮製的「搶救論」，更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試問，卞仲耘被打死以後三、四個小時，屍體（死和瀕死之間）被拋擲於校園一隅，躺在一輛板車之上，屎尿失禁，渾身抽搐，無人搭采，加之陽光爆曬，身上還遮蓋一條雨衣，壓著一把掃把……試問，這幾個小時，你們是在搶救，還是在促死？！

還有報告說，當有人提議及時送往醫院搶救時，校、宋一方認為，陽光燦爛之下送往醫院，影響不好，要等待落日以後，云云——這難道也是搶救？

（五），史料記載，宋彬彬確實和受難者家屬王晶尭有過一次談話記錄。這次談話的主旨有幾點：一是，宋認為她未打人。二是，她認可「要煞煞她們的威風」；三，她們見卞已死亡，擔憂於前，歡呼於後；等等。

十二，打死人的序幕就此揭開

打死卞仲耘一人，和八·一八以後打死一千多人，更以後，成千上萬人被打死，這之間的區別只是程度而非性質。

而這個打死人的序幕是在該校揭開的。這是宋不可迴避的史實。

固然，這時她業已成為毛營一員而非劉、鄧陣營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