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1966年6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被「鬥爭」。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他們「鬥爭」了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
在7月底，毛澤東下令把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出學校。7月31日，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後，控制學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紅衛兵組織。這二者幾乎相同，因為紅衛兵的領導人也是「籌備組」的成員。
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那時，副校長胡志濤正在打掃廁所，她告訴學生，在「工作組」離開後，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紅衛兵不能這樣自作主張「鬥爭」人。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麼。有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沒她全身。紅衛兵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鬥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裡有待修的破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裡取來開水，要燙被鬥者。
接著，五個被鬥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裡的鐵製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裡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鐵杴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麼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五個被鬥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裡涌流出來。
「勞改」了一陣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為她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紅衛兵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志濤看到躺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8月，那時天色還亮，但有紅衛兵不准工友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7點多鐘，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當時他們還被稱為「新市委」，因為是兩個月前「打倒」了舊市委之後建立的。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但是，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到廁所摳洗茅坑蓋，手指甲蓋都磨去半邊露出鮮紅的肉來，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衫上打出很多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里。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臟病。他們四個人也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聞訊趕到郵電醫院，他看到妻子遍布傷痕的屍體。他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儘管是黑白照片，但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第二天，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願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迴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王晶堯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願讓妻子這樣慘死之後還要遭受無理的切割。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儘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顯。
二、通向死亡之路：劃為「四類」
卞仲耘生於1916年。根據她生前寫的一份自傳，她是安徽省無為縣人，她的父親原來很窮，先當錢莊學徒而後自己開小型錢莊，後來當了縣商會會長。1937年她高中畢業未考上大學，當了三個月的小學教員，其他時間就補習國文、英文和數學，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春天，她隨蕪湖女中遷移到長沙，參加戰地服務團。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後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共產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堯一起去了共產黨統治區。王是她在大學的同學。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教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教導主任，共產黨總支付書記、書記，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時，50歲，在這所中學已經工作了17年。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王晶堯，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1917年，是北京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1949年共產黨得到政權後，學校的負責人都換成了共產黨員。師大女附中位於北京西城區，離天安門廣場及毛澤東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遠。文革前，該校是北京的「重點中學」之一，很多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上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是文革前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這一特點，不幸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聯繫。當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在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之前，江青約見了卞仲耘。江青告訴卞仲耘，李納想要學習科技，但是毛澤東要女兒學習歷史，所以，江青要學校的老師說服李納，在報考大學時不要報理工科而報文科。後來，李納進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筆記上記載了江青召她談話之事。提到這一點，是要說明毛澤東江青和這個學校的關係。就工作關係來說，卞仲耘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中學校長，從事共產黨上級要她做的工作；就個人方面來說，卞仲耘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的老師。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從1966年6月1日開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毛澤東語），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級，是當時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的家庭背景使得這張大字報更有權威性和影響力。實際上，宋彬彬等學生有此行動，不僅因為聽了北京大學大字報的廣播。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關於全面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確號召「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在5月16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發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兩個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對一批電影和舞台劇的攻擊，升級為對一大批人特別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擊。這兩個文件，當時只傳達到高級幹部，普通人並不知曉。高幹子女則通過「內部消息」早在五月間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文革部署，並開始有所準備。6月1日晚的廣播是一個全面展開行動的指令，第二天高幹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學校首先開始攻擊學校當局和教師。不僅師大女附中，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也都是在6月2日開始貼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