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3日，曾被評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國際知名專家、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蘭（Arthur Caplan）教授在美國費城醫學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發表了「使用囚犯遺體做器官來源的道德倫理問題（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學術演講，並重點談到了中國境內非法使用囚犯器官，以及「為需求而殺人」的活摘器官的驚人罪行的普遍性。本片是卡普蘭教授此次演講節選（小標題是記者所加）。
一、遺體捐獻體系的缺失與巨大的國內國際需求
中國。中國一年有5000多例死刑，這是推測出的最接近的數字。中國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它沒有一個遺體捐獻系統，主要是文化原因。
不管原因是什麼，不管這些原因有沒有道理，或能不能被克服，事實是，中國沒有任何遺體捐獻體系。但是，中國的器官需求卻非常巨大。不管你信不信，有人估計，中國有一百萬人等著做器官移植。
中國也有一個巨大的器官移植旅遊市場，中國的醫院在網上到處做廣告說，到中國來吧，我們可以在幾周內就給你做肝移植，如果你肯出大價錢的話。
二、按需殺人（Killing on Demand)
中國官方發布統計數據，說他們在過去十年做了兩萬多起肝移植，他們還說其中有1475個肝來自活體捐獻者。中國沒有遺體捐獻系統，那1475個活體捐獻者是誰呢？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肝來自於被殺的囚犯。被殺囚犯是唯一可能的來源。
中國也不徵求囚犯的同意。殺死囚犯的時間根據器官移植的需要來安排，特別是對器官移植旅遊者，如果你到中國去，要在你停留的三周內完成肝移植手術，這就意味著得安排殺掉一個人，要通過血液和組織配型來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供體，然後在你離開之前殺掉他們。
如果你只是乾等有人在監獄裡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內就等到一個肝，而且這個肝還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體質。你只能去找到合適的供體，然後在器官移植遊客還在時把他們殺掉。
這就是根據需求來殺人。
我之前講過，中國改變了執行死刑的方式。所以，作為囚犯，你被槍斃了，在此之前已經查過你的血型和組織類型，然後當場就把器官取走了。
三、軍醫是按需殺人的主要殺手
這一切能夠實現，是因為都是由部隊來做的，這是監獄。在中國，部隊管理著監獄，他們不在乎看著器官被摘走，器官的摘取往往是由軍醫來做。由於部隊管理著監獄系統，他們有醫學工具和技能來完成這種事，所以他們能做成在美國永遠也不會發生的事情。
四、罪行應在3-5分鐘之內就停止
最近，中共衛生部副部長承認他們確實使用了囚犯的器官。之前他們一直不承認，說：「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幾天之前，他出來承認了。
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還說，他們有個計劃，說他們要建立一個遺體捐獻系統，就是像我們美國這種系統一樣，有器官捐獻卡，這樣他們能提高公眾的信任度，建立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他說，器官短缺是中國器官移植的瓶頸，因為他們沒有公民遺體自願捐獻的系統，死刑犯成了中國器官移植的的主要器官來源。他們自己承認了，所以我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中共計劃建立一個器官捐獻體系來適應中國的國情，可能是要克服文化障礙，鼓勵遺體捐獻。他還說，目前依靠死刑犯獲取器官的狀況要在3-5年內改變。我以為，這種從死刑犯身上取得器官的系統應該在3-5分鐘內就改變。
不能再等五年，才結束這種為器官移植遊客按需殺人的行徑。為什麼呢？
五、無辜之人被殺害
因為在中國，有時候人們是因為犯了罪才被關進監獄的，但有時候卻是由於政治或精神信仰的原因被關押，比如法輪功學員。有時候因為他們是西藏人，或其他想取得獨立自由的人。
在中國，能夠招致死刑的原因非常多，而這些原因是許多人權組織所不能認可的。
所以當談到處死囚犯時，他們可能是政治異見者、精神信仰異見者、輕度違法者，或完全不該治罪者。
我們不是在談每年因真正犯了重罪而被處死的5000人，很多「按需被殺」的人根本就不該進監獄。所以中共這種制度真是令人作嘔。
六、我們時代最大的悲劇
我今晚想說，我們時代最大的悲劇之一，是缺乏對這種喪盡天良的罪行的譴責。這種狀態在中國年復一年的持續著，沒有人站出來譴責。
為盜取器官而殺人，不經受害人許可，有些人根本就不該被關，卻被野蠻殘酷的關押。這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髮指的罪行。
然而，來自中國的關於器官移植的文章仍在醫學雜誌上發表，從中國來的人仍在國際會議上談論器官移植的成果，我參加過幾次這樣的會議，國際製藥公司仍然在贊助中國境內的器官移植的藥物研究……
這該死的一切到底是怎麼啦？
醫學院的醫師們不應該譴責這種罪行嗎？美國醫學協會不應該說這是錯的嗎？
七、醫學權威雜誌抵制按需殺人後取得的「科研成果」
去年我提出在《柳葉刀》（Lancet）雜誌抵制來自中國或其他任何按需殺人的國家的文章，一些其他醫學雜誌也參與了這種抵制行為，包括《美國器官移植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美國生物倫理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移植進展雜誌》（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臨床研究》(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等。
八、殺人仍在進行 五年太久了
但是醫學界和科學界的其他重要雜誌卻保持沉默。我知道為什麼。人們不想得罪中共，不想現在面對中共政府。出於多種原因上，我們想鼓勵中國進入國際社會，而不是因它涉及人權犯罪就趕它出去。但他們確實在犯罪。
要五年以後才在中國建立遺體捐獻制度，在這種野蠻殘暴的為獲取器官而殺人的行為仍然在中國存在的情況下，五年的時間太長了吧。
阿波羅網來稿 新唐人記者曾錚費城報導
 出席專家研討會的主講專家，從左至右：反對強迫摘取器官的醫生組織發言人達蒙·諾托（Damon Noto） 醫生，加布里爾·達納維奇（Gabriel Danovitch）醫生，張而平博士，阿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醫生，埃里克·戈德堡（Eric Goldberg）醫生，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律師 |
 專家研討會吸引了眾多參加美國器官移植大會的醫學專家。圖為研討會現場 |
 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主任、教授，世界著名的阿瑟·卡普蘭 |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兼腎臟移植項目醫學主任加布里爾·達納維奇醫生 |
 ICON公司移植和免疫部資深醫學主任埃里克·戈德堡醫生 |
 國際知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博士 |
第十一屆美國器官移植大會（American Transplant Congress）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四日在美國費城市中心的賓州會議中心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五千五百多名器官移植領域的醫學專家和學者齊聚一堂。在此期間的五月一日，另一個有關中共活摘人體器官的專家研討會也在與賓州會議中心一街之隔的萬豪大酒店（Marriott）舉行，吸引了眾多美國器官移植大會的與會者。有近百個座位的會議大廳座無虛席，會議組織者不得不臨時增加座位，即便如此，還是有人站在門外旁聽。
這個名為「器官移植醫學的十字路口——中共活摘器官與西方醫學準則的衝突」的專家研討會，由「反對強迫摘取器官的醫生組織」（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召集，主題集中在國際器官移植界應如何面對中共活摘人體器官這樣一個國際醫學倫理標準決不能容忍的罪行。世界重量級的器官移植專家和人權律師出席研討會並發言，用數據和事實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一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惡。
出席研討會的主講專家有：世界著名的阿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他是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教授（trustee professor），曾被《發現》（Discover）雜誌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加布里爾·達納維奇（Gabriel Danovitch）醫生，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兼腎臟移植項目醫學主任；埃里克·戈德堡（Eric Goldberg）醫生，任ICON公司移植和免疫部資深醫學主任。ICON是總部位於愛爾蘭的一個全球性臨床研究大公司。此外，國際知名人權律師、二零零八年獲得加拿大總督頒發的平民最高榮譽——「加拿大勳章」（Order of Canada）、二零一零年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律師，以及法輪功發言人張而平也在研討會上發言。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證據確鑿
越來越多的證據和人權報告揭露中共將最弱勢群體和監獄良心犯作為活摘器官的來源。其中最震撼的是由麥塔斯律師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合著的《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一書。該書收集了五十二種不同的證據，包括採訪證人、大陸器官移植醫生等。書中引用的數據全部來自於中共當局和大陸有關機構曾經公布過的官方數據。中共官方也承認了摘取死囚犯的器官，但不能解釋為什麼每年器官移植數目遠遠高於死囚犯的數目。綜合所有這些證據，可以無可辯駁地證明，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現象在大陸長期普遍存在。
漠視良心 助紂為虐
當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愈演愈烈時，中共卻吸引了許多國際藥業公司到中國從事器官移植及相關的臨床研究。麥塔斯律師的報告列舉了一些國際藥業公司用從中國移植器官的病人做藥物臨床研究，如惠氏（Wyeth）、諾華（Novartis）、羅氏（Roche）、阿斯特拉（Astella）等公司。根據戈德堡醫生的調查研究，在中國做臨床研究的費用只有在美國做同樣研究的百分之十五。另外由於缺乏監管及有大量病員，國際藥業公司可以在中國以很小的成本，快速開發新藥。他說：「我們必須面對（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歐洲藥物管理局（EMA）、加拿大衛生局，而這些事情在中國都不存在，那裡的審查極其寬鬆。」
在回答人權組織有關在中國的臨床試驗時，總部位於瑞士的羅氏（Roche）藥業公司說：「羅氏公司不負責器官的來源，……也無權知道器官的來源。」其前總裁、現任董事會主席說：「在中國，器官移植醫學沒有道德或文化方面的障礙。」這毫無隱諱地表明，在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的臨床試驗無需顧忌道德、良心。羅氏公司因而得到「二零一一年瑞士公眾視線獎」（Public Eye Swiss Award 2011），成為對道德良心置若罔聞的典型公司。有鑑於此，荷蘭投資銀行Triodos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從羅氏公司撤資。
在中國做臨床試驗的外國公司，無論知不知道正在中國發生的活摘人體器官的罪行，他們都同樣助長了這一在中國快速增長又充滿血腥的暴利行業。
呼喚良知 制止中共活摘人體器官
然而，中共無視良知、縱容活摘人體器官，並不意味著國際社會就可以逃避他們自己的道德責任。卡普蘭醫生曾任幾個委員會的顧問，如聯合國人體克隆諮詢委員會主席，及最近的歐洲-聯合國調查人體器官和身體部件倒賣的聯合理事會共同主任。他說器官移植界有最終的責任去要求合法的器官來源，證實器官的來源，強調器官供應的透明度，「他們不能說他們不知道器官從何而來，他們不能說他們不關心器官從何而來。」
達納維奇醫生是《伊斯坦堡宣言》監護團體（Custodian Group of Declaration of Istanbul）的創始人之一，也是美國器官移植協會和器官捐獻聯合會理事。他對國際器官移植界和學術界對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表現出的冷漠甚至默許深表憂慮。談到中共政權和器官移植界急於想被國際社會接納，他說國際器官移植界有能力發揮正面影響，「我們沒有巡航飛彈和坦克，但是我們可以決定是否接納（他們）。如果不運用，我們將會失去這個能力。我們管不了中國（中共），但是我們可以做我們能夠做的。如果我們坐視不管，同樣是犯罪。」
卡普蘭醫生很讚賞這一觀點。他說不接受來自中國的數據和文章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武器。在接受採訪時，卡普蘭醫生說他要給所有的雜誌和它們的編輯寫信，希望他們不要採用來自中國的文章。
戈德堡醫生在研討會上做了個人的見證。從一張傳單他知道了正在中國發生的活摘人體器官真相。做過上萬例器官移植手術的他，良心被震撼了！作為一個醫生，他不能容忍這個世界上繼續存在這樣喪盡道德、倫理的罪惡。他加入了「反對強迫摘取器官的醫生組織」，說服了自己公司的老闆，讓他們不要去中國大陸做與器官移植手術有關的藥物實驗。他非常為自己工作的ICON公司高興和自豪。他說：「我個人很榮幸，這個世界很榮幸，我得到了需要的支持！面對商業誘惑，一個數十億美元的國際知名大公司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我為他感到自豪！」
法輪功發言人張而平在研討會上介紹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情況。他呼籲國際器官移植界憑個人良知，立即採取行動，以阻止活體摘取人體器官在中國繼續發生，「歷史不僅要對我們所做的進行審判，還將對我們應做而沒做的進行審判。」讀者推薦自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