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曾打算建設更多的保障性住房。這是該市諸多雄心勃勃的計劃之一。
在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該市為了幫助薄熙來獲得中共政府的高層職位努力追求經濟增長，而在這一過程中也積累了高達數百億美元的債務。
《華爾街日報》分析中國評級公司報告發現，重慶市用來助推經濟增長的10大融資平台積累了超過3,460億元人民幣（約合540億美元）的負債。這是重慶市在重組銀行資本結構、修建公路、橋樑和其他項目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這些活動提振了經濟增長，同時也幫助吸引了尋求切入中國蓬勃興旺的內陸市場的國際公司。2007年薄熙來當上重慶市委書記時，這些平台的總負債為1,620億元。
分析人士說，這些債務可能只是重慶負債的一部分，因為國有企業和房地產開發商還各自有自己的負債。而且這些數字沒有包括某些小型融資平台的債務。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中國地方債務問題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不誇張地說，重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國有開發商在2011年年底的負債一共有1萬億元。這個數字是史宗瀚根據他自己對重慶融資平台記錄的研究估算出來的，如果準確，那麼重慶市地方政府債務就相當於區內生產總值(GDP)的100%，遠高於全國22%（據國家審計署數據）的水平。
素有「霧都」之稱的重慶橫跨長江和嘉陵江，它並不是中國唯一一座通過背上沉重債務來修建公路等基礎設施從而刺激經濟增長的城市。
但重慶的情況也反映了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面臨的艱難抉擇。很多分析人士，甚至中國的一部分領導人都警告說，過去政府依靠大規模投入提振增長的做法可能會使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失衡的危險，並容易導致腐敗。中國正在想辦法提高國內消費，以降低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
重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管窺中國其它地區潛在問題的機會。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政府試圖刺激經濟增長，類似重慶那樣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操作上變得更為激進，這導致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據估計達到10.7萬億元。其中大多數債務由土地擔保。一些觀察人士擔心，如果經濟增長和房地產市場增速放緩，其中很多債務可能會出現問題。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中國法律禁止大部分地方的政府直接舉債。
薄熙來在2007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重慶各家銀行的貸款量激增。中國數據提供商CEIC稱，和2007年初相比，2010年末重慶各家商業銀行的貸款總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超過1萬億元。
地方融資平台的數據並不表明重慶已經接近資不抵債，就像分析所表明的那樣，這些融資平台的資產要比負債大得多。但分析同時表明，融資平台的大多數負債是由土地擔保的，如果樓市陷入低迷，這將令重慶容易受到衝擊。
薄熙來今年3月下台暴露出中國領導層內部的混亂，他在重慶的過往工作眼下正受到仔細審查。重慶大量的政府支出和蓬勃發展的經濟令薄熙來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名字，也令他有希望在今年晚些時候的中國領導層換屆中升至共產黨內的更高職位。
薄熙來現在因被控違反黨內紀律受到調查。他的妻子則因與英籍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去年死亡一案有關聯而受到調查。
數據表明，重慶的大筆支出也帶來了某些好處。2011年，這座人口達2,920萬的大城市實現了16.5%的經濟增長，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七個百分點以上。有時也被稱為中國芝加哥的重慶以其發達的交通和電力基礎設施以及廉價的勞動力而聞名。
《華爾街日報》記者通過調查發現，在薄熙來擔任市委書記期間，重慶經濟迅速增長，但同時積累了高達數百億美元的債務。而中國其他許多地區也存在這一問題。Deborah Kan與Tom Orlik在視頻中對此進行了討論。
一位歐洲企業負責人說，重慶惟一一次停電發生在他們著手炸平山頂、以便為工業發展騰出更多土地的時候。從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到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許多外資企業都在重慶建立了大型生產設施。福特已經將重慶變為其在美國密西根州以外最大的生產基地，鴻海精密則為蘋果公司(Apple Inc.)生產iPhone和iPad。
重慶公共投資數額龐大。從2004年到2010年，該市共修建了5.2萬英里（約8.4萬公里）的公路，總里程達到原來的三倍多。前述歐洲企業負責人說， 2006年我第一次來重慶時，從機場到我們的工廠花了兩個小時，現在我們40分鐘就可以到達了。
政府智庫重慶社會科學院高級經濟師王秀模說，重慶市新的領導層可能會對這些融資平台展開調查以確定其財務狀況。他說，可能存在的問題當中，依賴土地作為收入來源差不多是最大的問題。
王秀模說，我猜這些融資平台的運作方式會有一些調整。按照他的預計，過度依賴土地交易的狀況可能會有所減緩。
《華爾街日報》上周報導，薄熙來3月份被免職之後不久，重慶官員就開始對公共支出項目展開調查。
重慶融資平台對該市保障房項目也有大量投資。重慶計劃建造4,000萬平方米的保障房，沖在中國解決住房難問題的整個行動的最前沿。當地官員曾估計，計劃中的1,000億元投資當中，有七成將來自銀行貸款和融資平台的債券銷售收入。
儘管看起來由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像是回到了中國較早前的一個發展階段，重慶卻也在試驗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模式。
重慶正在嘗試農民產權的創新，並允許農民工加入城市養老、教育和醫療體系。分析人士說，這些試驗如果成功，則有可能促成中國經濟向消費帶動的增長模式轉變，因為創造條件讓中國巨大的農村人口共享城市生活的繁榮，是提高收入的最可靠辦法。
在重慶，社會政策創新和以債務推動的經濟增長一樣，都與薄熙來密不可分。這些創新能否在薄熙來退出之後繼續存在仍然有待觀察。
Tom Orlik / Lingling Wei
華爾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