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移的過程中，家屬、機關、學校，全部撤離，延安的毛驢、馬等能用的交通工具全用上了。「像我這麼大的孩子，都坐著毛驢馱子，一邊兒一個。我和馬海德(援助中國抗日的加拿大醫生，八路軍衛生部顧問)、蘇非(馬海德夫人)，還有王光美阿姨一起撤到瓦窯堡。」據王光美回憶，吳博還為劉少奇和王光美的結合牽線搭橋。「在瓦窯堡，還接到葉劍英同志的夫人吳博轉來少奇寫給我的一首詩，鼓勵我，說我表現比較好。」
年幼的向真並沒有玩具陪伴，她至今清晰地記得6歲那年的那頂像命根子一樣的紅色貝雷帽，「我特喜歡那頂帽子，撤退的時候，我一直抓著帽子擔心丟了。結果，敵機空襲，圍著我們頭頂打轉，我跟蘇非阿姨躲在一塊石頭下，她一巴把我的紅帽子揪下來了。我也不敢哭，不敢叫，只想著飛機要是聽見了，炸彈就要下來了。」
1966年「文革」爆發，25歲的葉向真這時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還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會主席。「文革」大潮中，葉向真亦難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首腦，成為首都藝術院校的「造反派」領袖。此時的葉劍英主要負責北京的治安，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十分謹慎，目睹「造反派」種種破壞活動，無力制止，只能大力穩定住軍隊局勢，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不能隨便揪鬥、處分幹部。
「當時的想法很單純，不管是哪個派系，都是永遠忠於毛主席，這個宗旨不變。派系間互相看不順眼，我對你有看法，你對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這都是當時紅衛兵的口號，還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戰鬥團。
「當時首都治安由父親管，有一次他一回來就說『糟了』。紅衛兵走了以後，在天安門廣場發現了很多金條。當時紅衛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兒都搶了來，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裡，結果一高興，一擠，金條從兜里掉出去了。父親非常感慨地說了一句：『如果這樣下去，年輕人不知道會學成什麼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號召『一定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就到各個學校講話，就講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些人都是反黨的，不應該讓他們養尊處優，應該讓他們到群眾面前，接受批判，並下了指令」。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兩輛載滿紅衛兵的汽車停在位於台基廠7號的彭真住地，他們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紅衛兵強行衝進了大門，把彭真從被窩裡搶走，並擺脫了隨後追來的警衛人員。
43年後的12月，凌孜說，「學生都這樣，指哪打哪，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把紅衛兵召去開會，說應該做這件事。在這種號召之下，我們就做了。」
「江青很會利用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當時有一種單純的革命熱情。或者說，是一種信念，帶有一種色彩。我們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這樣了。」江青為此還把葉向真請到釣魚台，跟她一起吃飯說：怎麼能讓這些反革命在家養尊處優，要讓他們見群眾嘛!當時流行把黨政各個頭頭掛牌子，批鬥他們，說他們是走資派。」
在葉向真的組織下抓了彭、羅、陸3個人，除了楊尚昆。「楊沒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兒。」
此事馬上驚動了周恩來總理。他打電話問戚本禹是誰搶走的。
戚本禹說，「可能是葉向真，我們打聽打聽」。不到五分鐘，他說是葉向真。
葉向真回憶說，「周總理千方百計找到我，跟我要人。我們就和總理談判」。
「周總理看著我笑，他看著我長大的，就問『你們怎麼回事啊，把他們藏在哪裡了?』我們不說，就說把他們藏在安全的地方了。總理就笑，說『我們保證幫你們開群眾大會。』」
周總理一生經歷大小談判無數，他說「你們看不住，他們的安全誰負責，如果有壞人搗亂，你們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嗎，開會的時候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
葉向真說到這兒，哈哈大笑說，「周總理何等人，對付我們這些小毛孩子太簡單了，他還覺得我們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總理什麼場合沒經歷過，跟我們談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還笑嘻嘻的」。
「我們當然聽總理的話，總理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我們就老實交代，藏在中央樂團的音樂大廳。」
言語之中，葉向真非常佩服周總理，「只藏了一個晚上就帶走了。剛抓起來他們，總理馬上就知道了，後半夜就找我們來了。後來真的開會的時候，他們四個人都到了」。然後，公開批鬥彭、羅、陸、楊等人的萬人群眾大會舉行，這是全國首次公開揪鬥中央一級的「黑幫」，轟動一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