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徐瑾撰文稱，無論地方版四萬億還是中央版四萬億，都不是解決經濟困境的必須。中國不需要四萬億，需要的進一步改革。未來經濟增長倚重全要素成長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調控政策，譬如結構性放鬆貨幣政策以及整體減稅，中長期則依賴制度變革。以下為全文。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7月宏觀數據可謂疲軟，粉碎不少經濟學家預計經濟年中觸底反彈的樂觀判斷，各大機構開始調整對於全年增長8%到9%的預期。中國經濟到底有多差？
7月CPI同比漲幅下滑至兩年半谷底，同時進出口增速雙雙下跌，出口增速為1%，遠低於6月11.3%水準，而進口增速為4.7%，也低於6月的6.3%增幅；與此同時，工業增加值與固定資產投資等關鍵數據亦低於市場預期。
數字不盡如人意尚只是開始，當大家爭論宏觀經濟硬著陸或軟著陸，中央政策層面放鬆與否猶在遲疑，實體層面硬著陸已經開始。與此同時，各地開始以「穩增長」為招牌的自救行動，紛紛計劃各類上馬項目，寧波、南京、長沙出台不同版本刺激計劃。其中長沙宣稱計劃投資超過8000億元，而傳言貴州將出台發展規劃高達3萬億元對此，外界稱之為「地方版四萬億」。
對比2009年上一個四萬億，地方版四萬億有什麼不同？當年四萬億中，中央所出部分不足當年GDP總量的5%，主要通過政府財政與銀行融資支撐資金來源；對比之下，地方版四萬億資金來源尚不明確，而刺激力度之高則令人錯愕。
不可忽視的是，各地地方政府也是市場的主要玩家，蕭條之下，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財政收入增速放緩趨勢延續，網間更有不少地方政府破產傳言。
根據中國財政部信息，7月全國財政收入10672億元，同比增加808億元，增幅為8.2%，增速較6月的9.8%繼續放緩，財政部亦將經濟增長放緩作為稅收收入低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去年超過24%的收入增速，恍若隔世，尤其是考慮到地方政府的機動財力泰半來自土地出讓金，今年更已出現大幅下滑。
錢不是萬能，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稅收乏力是地方版四萬億的動力，也是其短板所在。近期除了各個地方版本的四萬億，我們聽聞更多的是和稅費有關新聞，從瀋陽到武漢等地，傳出因商戶因畏懼打假而關門也在邏輯之中。
反觀長沙，對比其刺激計劃目標8000億，2011年長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財政總收入為668.11億元，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619.3億元。根據媒體報導，長沙市上半年重點工程投資完成額僅為年度計劃的31%，重大商務項目累計投資額僅為年度計劃的21.78%；據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底，重大項目2012年累計完成投資額僅56.04億元。
更進一步看，在沒有銀行以及債市等金融體系明確支撐之下，當前地方四萬億能否獲得足夠融資令人狐疑。不難看出，地方版四萬億出發點仍舊是政績，借「穩增長」之名包裝投資衝動。
在財政資金吃緊之下，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盤不外乎是：以區域政策、產業政策結合爭取項目規劃，一旦獲得發改委審批之後，依靠招商引資、各種優惠條件吸引外來資金，政府自己並拿不出多少真金實銀。
換而言之，地方政府畫了一個大餅，試圖作為美好藍圖獲得各方政策、資金支持。問題在於，如果全局政策寬鬆不夠的情況之下，地方版四萬億很可能難成大氣候，只是「慷他人之慨」的假象。
筆者曾經多次撰文剖析四萬億的諸多弊端（具體參見《一個四萬億就夠了》），地方版四萬億同樣也存在類似問題。投資拉動見效快，但地方政府並無能力挑選最具有市場潛力的項目，也不具備運作項目的能力。投入巨資之後，往往不過是在已經產能過剩的行業中增添新產能，或者押注錯誤的技術方向。
即使項目中有民企介入，往往也因為與政府關係過度緊密，類似官商利益共同體。其間貪腐層出姑且不論，其失敗往往也難以快速出清，錯誤疊加之後，往往難以糾正，最終故意醞釀成全局性崩盤，近日沸沸揚揚的太陽光電產業全軍覆沒的慘象，背後自有政府有形之手推波助瀾的「功勞」。
回頭來看，中國經濟怎麼了？從經典增長理論來看，增長往往與技術進步、資本投入、勞動力狀況直接相關。也正因此，中國過去經濟增長動力，源自廉價勞動力以及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三點；時過境遷，無論人口紅利還是制度紅利，都在近三十年高速成長中已經消耗殆盡，即使當下放開人口政策，也很難為經濟增長帶來實質性動力。
現實世界不相信奇蹟，舊日繁華漸成昨日黃花。中國經濟的減速將是長期趨勢，近期外圍環境惡化只是使得這一進程有所提前，如今的經濟下行之勢只是開始。
在投資、出口、消費傳統「三家馬車」的傳統分析框架中，投資占比過大，過分依賴出口，家庭消費不足往往為人詬病；為此，一旦出口下行，經濟「調結構」之聲不絕於耳。
經濟學是舶來品，最近三十年又成為國內顯學，在現實中往往存在「問題與主義」之爭，如通貨膨脹與貨幣超發，如投資過度與消費不足，凱恩斯主義與奧地利學派，甚至如市場與政府等等，不僅與原本定義漸行漸遠，徒然流變為名詞之爭，甚至意識形態之爭。
事實上，中國投資過度只是表象，甚至，投資是否過度亦是偽問題。從人均資本存量看來，中國遠低於美國，仍舊需要投資，但是問題在於，需要有效率的投資。正如滙豐銀行一份報告中曾經指出，2010年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為1萬美元左右，不足美國的8%，為韓國的17%左右。
中國的投資過度，其實只是投資錯誤而言，癥結何在？在長期金融抑制的制度之下，民眾畸形儲蓄，利率被人為壓低，行業准入被限制，資本分配更是「國」「民」有別。
行政之手強行干擾經濟周期的自然衰替，必然導致經濟冷熱失調。往昔四萬億推動之下，大部分銀行資金進入地方政府以及國企項目，不僅造成天價信貸推動之下的通貨膨脹，而且造成大量錯誤投資，無效投資只能造就過剩產能，也擠壓民間企業盈利。
也正因此，當前中國投資報酬率下降根源之一，正是在於政府對投資的主導，近幾年巨量信貸投放，換來的GDP保八，其代價不菲。投融資體系改革說了30年，卻並無根本性進步，行政之手對金融資源的壟斷必須打破，如此才可能在長期重新獲得增長動力。
由此可見，無論地方版四萬億還是中央版四萬億，都不是解決經濟困境的必須。中國不需要四萬億，需要的進一步改革。未來經濟增長倚重全要素成長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調控政策，譬如結構性放鬆貨幣政策以及整體減稅，中長期則依賴制度變革。
改革之路應從界定政府權力邊界開始，讓政府退出競技場，回歸規則制定者角色，強化對自身權力的制度化約束。
換而言之，地方版四萬億如果要奏效，除非地方政府從上訴條款認真做起，以規則的制定者為追求。進一步看，地方之間也存在進一步分化，如果激勵引導得當，未來權益保護得力、承諾可信度高的地政府在招商引資方面將會勝出其他地區。否則，光憑政策優惠而無基本權益保障，難以打動民企之心譬如某些曾經強行回收煤老闆手中煤礦的地區，相信在短期之內難以重覓資本。
一旦政府確立承諾的可信度，其必然有助於營造良好市場經濟氛圍。如讓民企可以利用金融資源，進入保護壟斷行業，必然有利於民企可以做長遠計劃，也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整體提高，構成對於未來增長的有力支撐過往所謂中國民企愛賺快錢之說，也不過是對朝令夕改的無奈應對而已。
